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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上发表的《中国世纪》一文中说：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中国世纪”到来了吗？
2015年是“中国世纪”元年吗？在怎样的状态下，才可称为世界进入“中国世纪”？对于这些话题，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几位外国专家，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科夫·别尔格尔认为，2015年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世纪”的开端，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将逐渐增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教授休·怀特，澳大利亚前外长、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鲍勃·卡尔，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战略与发展部主任、孔子学院院长劳里·皮尔西等三位学者都认为，经济上的“中国世纪”不代表政治上的“中国世纪”，未来世界将是多极化的，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成为世界唯一的主导者。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也认为，“中国世纪”的提法不准确。中国GDP超越美国是早晚的事情，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仅以此就将21世纪命名为“中国世纪”，既不准确，亦无必要。中国经济在获得巨大的阶段性成果之后，最需要的是冷静与理性。
实现“中国世纪”面临哪些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比较复杂。从目前来看，中国崛起不仅仅是中国乐不乐意的问题，更是其他国家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郑永年称：“国际环境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大国一崛起，小国就害怕”，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休·怀特也表示，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如何处理其经济力量增强至顶点而产生的政治和战略影响。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亚洲邻国，将不得不承认并接受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分量，但中国也需要对其他国家保持应有的关注态度。
高原明生则指出，中国今后面临的很多困难将是复合型的，涉及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并非简单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比如，如何实现有效的、现代化的基层治理，如何面对提前到来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
创造“中国世纪”应该怎么做？
郑永年认为，一个大国真正的崛起是内部制度的崛起，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外延。因此首先是内部制度的建设。
别尔格尔说，重要的是确保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措施得到有效实施。中国应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建立一系列法律、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确保在维护社会稳定、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实现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建立和巩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交及国际架构。中国在加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还应巩固自身的软实力、提高自身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高原明生则指出，最近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四个全面”非常重要。可以注意到，这四个方面有内在的相互关系。如果没有“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真正“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全面深化改革”，也就不可能真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理论史终身教授贝尔特拉姆·舍福尔德还建议，应在发展过程中培育出本国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行业，这样才能支撑经济的长远发展。
（作者：彭纯、陈辰）来源： 新华网日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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