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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定原则是迈向现代国家的关键一步
2015/3/10 南方都市报
税收法定原则与预决算公开一样，是财政之基，更是立国之基。
3月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质疑为何原油价格下跌、燃油税上调？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指出，如果本次会议上，立法法修改获得通过，凡是开证新税，都要通过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总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2014年8月和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本次大会将是草案的三审，如果通过，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税收法定原则是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税收程序正义的基础，一百个征税的正当理由也抵不住一句程序不正义的质问。
混乱的时代总是伴随着混乱的税制税法，法国中世纪为了填补国王的债务黑洞，长期采用包税制、卖官制、武力驱逐债权人等方式，缺乏约束导致权贵负债越来越严重，也就相当于政府负债越来越沉重。英国也经历了血腥而野蛮的中世纪，但英国制度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称道，就因为几百年的历史是一部务实的、税收法定的历史。
我国现行的18种税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等3种税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开征，其他15种税都是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的，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70%。上世纪80年代百废待兴，经济体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能等待一个个法律成熟之后正式修订，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于1984年和1985年作出了两次授权国务院立法，“条例”或“暂行条例”成了大多数税收的征收依据，一些“暂行条例”已经“暂行”了近20年。
在上述税收体制的基础上，中国出现了地区竞争的经济快速发展体制，张五常先生称赞中国“地区间经济竞争造就奇迹”，就是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此后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竞优变成竞劣，民众合法财产权遭受无端分割，环境治理成本越来越高，无法形成全国大一统的市场，各地区比较优势无法突显，趋向于同质化、劣质化竞争，上百个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不过是同质竞争泛起的小浪花。
恢复税收法定原则是历史的要求，刻不容缓。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已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约50项，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省份。有意思的是，上周有企业家与政府官员表示取消税收优惠的巨大担忧，资金会逐渐撤走，当地经济陷入泥潭，一旦造成大面积失业将有不可测风险。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鼓励原则难道是针尖对麦芒？
不是危言耸听，有些企业已经开始撤资应对。2014年12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要求全面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凡违法违规或影响公平竞争的政策，都要纳入清理规范的范围，既要规范税收、非税等收入优惠政策，又要规范与企业缴纳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的财政支出优惠政策。各地专项清理情况应于2015年3月底前报送财政部，由财政部汇总报国务院。
而在本次两会上，又有代表委员提出了税收鼓励政策。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建议，对消费金融公司的小额贷款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戴碧蓉代表建议，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助推更多残疾人就业;全国政协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原理事长陈东征建议完善私募基金税收政策。其他对于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建议不绝于耳。
发达国家也有针对中小企业、养老保障投资的税收优惠，中国是否要全部取消？这样的理解过于片面，程序正义不等于一刀切，权利全部上收。优惠政策由部委颁布，还是有立法权的地方颁布，必须通过立法程序规范，地方制订税收优惠必须通过地方人大授权。有法律根据的优惠，比领导一拍脑袋胡乱优惠要好得多。
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起点，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纳税人转而会担心人大的专业素质、人大的构成等等，但无论如何，有了法定税收才谈得上依法治国，谈得上其他政治经济改革。
税收法定，划定财产权边界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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