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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诗人。所谓“又”,自然是因为前面有那个“做鬼也幸福”的山东王先生。人不能像埃蒙斯一样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回轰动是因为获得了“诺贝尔奖题名”,那是安徽的叶先生。
不过,举国上下在欢呼中国奥运军团首获金牌第一之时并没有忘乎所以,对所谓提名一片质疑、调侃之声。认真的人士调查之后果然发现,这位“中国诗歌的明日之星”疑点重重:他获得的荣誉文学博士是颇具神秘色彩的IPTRC———“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授予的,而其只是一个设在重庆某区的民间诗歌组织；登载作品的《世界诗人》杂志,也是一份编辑部设在重庆并没有正式刊号的民间刊物,本身没有任何影响力和权威性可言。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诗人皆有官衔在身,前一个是省的作协副主席,后一个是县级市的房产局局长。余不懂诗,但由此蓦地想起中唐诗人徐凝的一首《和夜题玉泉寺》:“岁岁云山玉泉寺,年年车马洛阳尘。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没错,这里要借用的正是末句的点睛之笔。须知徐凝所处的时代,正是多数官员科举出身,作诗乃笔试重要环节的时代。彼时尚且如此,遑论今天?当然,彼诗非此诗,不可等同。不过,明白了这个“规律”,就算是“芝麻官”,也还是只想着怎么当好官吧。
作诗恐怕从来就不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更不要说“诗好”了。梁章钜是清中叶以后名重全国的诗人,他在《浪迹丛谈》中讲自己游杭州西湖,“得许芍友连日导游”———“导游”一词,似正出此———“游事亦颇畅,此平生第一胜践”,很高兴。大家就说,你老人家不能不写诗啊,但他觉得自己“正以游事之忙,不暇为诗,且老而倦吟,成诗实亦不易,惟于事后追忆成五古二百四十言”；但老人家很坦白,认为这不算诗,“不过有韵之游记”。当然,“西湖我曾到,一别三十年。中间屡经过,人事多牵缠。今兹挈家来,尽将俗虑捐。佳游非草草,莫嗤老来颠”云云,比今天官员的许多诗作还要入目得多；饶是如此,他在末尾处还是不忘声明:“作诗聊纪实,非期后人传。”自己玩玩而已,写完了也就完了。
今天的古装影视中,官员们往往提笔就能来诗,出口成章,其实未必。明朝的孙枝蔚把“席上赋诗”与“山头驰马”等同看待,认为“此是险事”。钱钟书先生说:“公宴赋诗,往往悬知或臆揣题目,能者略具腹稿,不能者倩人拟授”,这一点文武官员皆然。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范镇《东斋纪事》就讲到了类似故事:宋仁宗的时候常搞赏花钓鱼会,大家就常揣着写好的东西；有一天却是命赋《山水石》,结果“其间多荒恶者,盖出其不意耳”。这还不够,仁宗还叫优人中坐,“各执笔若吟咏状”,表演给大家看。“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众扶掖起之,既起,曰:‘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旨,却被这石头搽倒!’左右皆大笑”。但是第二天,“令中书铨定”各人作品,“有鄙恶者,落职与外任”。看起来,宋仁宗早已经洞悉不打招呼的考察功效了。
乾隆皇帝不喜欢玩恶作剧,他明确说“宴间联句,不妨人代为之”。然而有一次幸翰林院,他还是想试一试,“欲令与宴者皆即席为诗”。朱珪说算了,翰林们“皆蒙赐酒观戏,恐分心不能立就”；乾隆想一想也果然算了,但他刻薄了一下翰林们:“若是日果即席赋诗,诸君能不钻狗洞乎!”钱先生就此还论道,宋仁(宗)不仁,清高(宗)诚高；且认为“赐宴而免即席赋诗,是亦不失为皇恩相谟之一端也”。
王应奎《柳南随笔》引高若拙《后史补》云:“王仁裕著诗一万首,朝中谓之‘诗窖子’。今人称读书而不通世务者,曰‘书磕子’,殆即言‘诗窖子’之称而误欤?”度王应奎语意,“诗窖子”未必贬义而“书磕子”肯定贬义。“书磕子”,等同于书呆子；而“诗窖子”,单纯地能写罢了。但在乾隆面前,唐末的“诗窖子”委实逊色极了。时人统计:“(乾隆)御制诗五集、四百三十卷,共四万一千八百首；登极前之《乐善堂集》、归政后之《余集》、又《全韵诗》、《圆明园诗》皆别行,不与此数。”但钱先生就此又有议论:“乾隆臣工倘有如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乎?未之考也。”史载韩显宗上书孝文帝、褚遂良上书唐太宗———都是最顶的顶头上司,劝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玩儿文字,那不是你的正业。
今天的人们不断在探讨诗的振兴,不过,倘若诗人吸引公众眼球的总是如同上面两位的那种新闻或者是谁又自杀,则诗的形象在国人心目中就不可能高大起来。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曰:“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近人刘声木认为,“此语不独论诗,推之文章词曲,亦何不莫皆然”,确是。俗体、俗字、俗韵尚属于技术层面,俗意和俗句则出于人的文化乃至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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