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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近日，瑞典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公布2010年度获奖名单，又有两位日本科学家榜上有名——这使日本在短短3年间共有5位科学家获得科技类诺奖，并两度在化学领域折桂。如按习惯的统计法，算上已加入美籍的日裔物理学家南部阳一郎以及美籍的挪威日本混血儿查尔斯·佩德森，迄今为止，已经有19名日本人站在世界智慧最高奖台上。
日本人是如何取得这般令人羡慕的成绩呢？据说日本有个“夺宝路线图”，2001年3月日本出台了雄心勃勃的科技计划，决心在50年内拿到30个诺奖。这个量化目标听上去有点非理性，可照目前速度，这个规划大有超额完成之势，这说明了日本科技机构的量化目标是在充分评估了自身能力与世界水平的基础上订立的，反映了人数达80万之众的日本科学家的公信力和科学精神。
除此之外，日本制定的科技立国大方略能落到实处是根本原因。日本人有东方儒家哲学“勤能补拙”、“熟能生巧”的传统，甚至有工作狂之称。由于早期与西方科技水平的落差，日本刻意模仿他国成果，大举引入别人的科技，兴“第一批引进，第二批仿制，第三批出口”，一度被认为是不会创新的国家。但勤奋最终使日本挤入了国际创新俱乐部，从贸易立国转型到科技立国，演绎了一部“菊与刀”的重生史。
日本明确提出科技立国方略的时间为1980年，日本ZF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第六章，明确提出“走向技术立国之路”。这个时间，与中国“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差不多，不过，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本籍科学家摘到了科技类的诺贝尔奖，而且也没有一个科学家有望在可预见的未来能获此殊荣。
与科技立国方略配套的是，日本推出了有一级立法权威的“科技基本法”，进入“科技法治化”时代，并以国家基本法的方式明确国家科研经费投入水平，用制度剔除行政不当干扰，推行科研注册制，绝不允许科研经费分配权和科研成果评价权落入行政官僚和个别学术精英之手，更不容许在科研经费管理上出现腐败现象。到现在为止，日本科研经费已占到GDP的3%以上，由于管理得当，投入呈事半功倍之效。
另一个与科技立国相配套的规划是“人才战略”，这一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国策的战略到2004年彻底明晰化。2004年7月，日本有关机构推出了《关于科学技术相关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意见》，针对性地提出专门科技人才的培养目标。
ZF给予科技人员良好的“硬环境”固然重要，但学术研究的“软环境”也不可小视。纵观日本诺奖得主，有的不懂外语，如物理学家益川敏英，说明无职称英语之累；有的无硕博学位，甚至无教授头衔，如2002年获奖的田中耕一，说明学术界只有能力之大小而无辈份资历之偏见；有的则懒得去拿奖，如海洋化学家小林修，说明身外之名利的吸引力比不过其专业工作。这些人物安于科研，乐于科研，其中奥秘在于日本社会有一个能让他们安下心来的“软环境”。（文：和静钧 作者系大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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