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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济持续30年平均9%的增长结果，中国已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随着市场的扩展而出现了政府与社会的相对分离；经济社会由封闭转向高度开放；政治运行机制的公开性有所提高。所有这些，都可归结于增长基础上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增长，首先是通过大量引进外资，给予超国民待遇，由外资促进对外贸易，再由贸易引领GDP增长的过程。其次才是一个在开放进程中促进国内改革，放松对产权、就业等诸多领域的管制，由此培育和扩大市场力量的过程。对增长的贡献，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
这种增长模式的时代背景，是上个世纪70年末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速扩展，以及这一浪潮里跨国公司为追求生产效率，注重在全球范围内以生产要素为基础进行专业分工和配置产业价值链，从而使中国这样的大型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机会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和贸易中。
这一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比较优势的增长模式，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时那种以最终产品为内容的竞争优势很不同：首先是缺乏内生性自主创新体系和拥有知识产权的自主竞争性品牌，只能为那些国际知名品牌的全球生产链服务。其次是外资占据了中国本土市场的主导地位，通过资本、知识与技术、品牌、贸易渠道等多种因素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而中国只能通过单一的劳动力因素参与分配，因其廉价而所获甚少；更由于土地、环境、资源、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倾斜，从而使只占资本总额30%的外资，拥有了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
与此同时，除去外资占据的领域，近70%的本土生产性资产和几乎全部金融资源，以国有独资和控股经营的形式，掌握在政府手里。伴随政府财政和国有金融机构支撑的国有企业大规模持续投资，也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为这种增长模式的结果，外资和政府资本挤占了本土民营资本应有的投资机会，经济增长成果主要被外资拿走，然后是国有企业及政府财政，民营资本和普通大众所获最少。鉴于分配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在导致国民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均小于GDP、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同时，造成了本土高储蓄率、低消费能力的局面。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很难在这种格局中大幅上升。
限制本土民营资本的投资领域，削弱其积累和再投资能力，也就限制和削弱了本土自主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的能力。弱小的本土消费能力和大幅下降的投资能力，当然无法使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由内需驱动的增长经济体。更为要紧的是，一旦全球化浪潮的扩展速度趋于缓慢，甚至停滞和逆转，依赖于外资及其促动的贸易的经济增长，业将下降、停滞和逆转。
中国增长模式的脆弱性由此可见。尽管这一模式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对本土国民与社会而言的发展，却是严重不足而滞后的，因而这种增长模式的发展效果并不高。因此，无论是为了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还是为了提高增长的发展效果，都到了必须转变中国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并已开始行动了。但从2005年提出加强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和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政策口号到现在，人们尚未看到切中要害的政策措施和明确具体的指导思想。
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一句话，就是由比较优势战略转为竞争优势战略，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生态链上的层次。由本土自主产品和技术满足内需甚至外需。而解除约束内需的真正要害之处，在于分配制度的大力改革，以及取消对民营资本的一切限制，并给予应有的政策鼓励和支持。
放开民营资本的一切限制，可加强其作为中国自主技术创新和自有品牌建设支撑的力量，在提升中国经济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上层次的过程中，既可增强抵抗外部不利变动的能力，又可增加本土要素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份额，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这除了在投资领域、税收政策上的一视同仁甚至有所优惠外，更需要发展一个稳定有效的本土金融市场，在促进中国高额储蓄有效转化成产业资本形成的同时，确保民营资本投资能力的可持续性。
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经济平等的社会。而经济平等的社会，必然会支撑起不断扩大的内部需求。如果大部分国民收入掌握在政府手中，必然会挤占民众的消费与投资。如果大部分收入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很容易使本土产品市场过早饱和而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且不用说还会引起社会紧张和冲突。中国当前已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平等，更出现了因为蛋糕切法不合理而使得蛋糕不再扩大甚至缩小的趋势。所以，无论是出于扩大内需，还是为了社会和谐，都到了必须大力改革分配制度的时候了。
只有分配制度改革到位，并下大力气鼓励支持民营资本发展，才能够从根本上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增强在诸如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中的主动性，并使国民收入与GDP的增长相适应，促使经济增长更多更快地转化为以结构升级和优化为内涵的发展成果。如此，则中国有望进入一个真正高效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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