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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
早在8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重点加强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以及风电设备等6个产能过剩行业的指导，并提出5大具体措施：严格市场准入、强化环境监管、严格依法依规供地用地、严格实施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和建立信息发布制度。这些措施与8月份开始的总量调控在方向是一致的。“一行三会”此次发布的《意见》，正是进一步细化4个月前国务院提出的五大措施之一的应有之议。不仅如此，这一《意见》把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连接起来，使发改委制定的产业政策更加容易得到贯彻，也使“一行三会”更容易控制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看起来是完美的组合。
为了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衰退的世界经济中维持中国经济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政府从2008年10月开始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不仅财政赤字从0.8%一举提高到3%，而且首次在货币政策中使用“宽松”一词。特别是央行再次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却没有让市场相信再也不恢复，于是促使各家银行抓住时机扩大市场份额。
到一季度末，货币政策已显现出过度宽松的迹象。银行业新增信贷余额在3月份达到1.89万亿元；同时，一季度信贷增长总额也创出4.58万亿元的历史纪录。到二季度末，当月信贷出乎意料地高达1.53万亿元。
充足的流动性保证了财政投入得到足够的配套资金，从而满足了政府项目的资金需求，是推动中国经济V形复苏的关键一环。政府项目集中在“铁公基”领域，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却并不直接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因此不太可能进一步恶化国内市场上的产能过剩。但是，世界经济衰退造成的外需不足已经造成了国内市场上的产能过剩。更棘手的是，当国内流动性过于充足的时候，资金自然会流向扩张生产能力的项目。因此总的来说，产能过剩依然是需要积极应对的问题。
实际上，产业政策扩张到金融领域是某种计划体制的自我完善和强化，并不是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回顾过去十年的产业政策，可以发现相关部门对过剩产业的认定有时并不完全准确。例如钢铁工业、汽车产业，这两个产业几年前就被认定为过剩，之后却经历了持续的产能高速增长，并且变得不那么过剩了。原因是我们能够看清产能增长，却不擅长以市场眼光预测需求增长。假如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前十年和金融政策衔接、并且成功抑制了所有“过剩”产业的产能扩张，那么今天的钢铁、汽车两个产业，以及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模样？
所以，与其继续着力于强化产业政策，不如先反思一下国内外已经实施过的产业政策的得失。以运用产业政策最成功的日本为案例，可以看到，产业政策帮助日本成功实现了赶超战略，之后就再也发挥不出积极的效果。当日本经济需要实现增长模式转变的时候，产业政策甚至成为一种负担。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增长模式转变的时候。产业政策也许能解决当前短期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是拘泥在产业政策之中作茧自缚，还是主动从中金蝉脱壳，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顺利翻过增长模式转变这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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