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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文集《财产、法律与政府》（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写得简洁明了（很大程度与译者多年从事奥地利学派研习与深厚文字功底有关），却对许多流行的错误观点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这让我想到，思想是最有力量的，而不在于能不能用数学表达，只要有洞见，复杂的事件和规律也可以用简单的思想来概括和说明，记得杨小凯说过哈耶克的思想博大精深，目前他还无法用数学来表达，但比他所见的数学表达出来的思想深刻得多。（见《杨小凯谈经济》）

第一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心论题是说明破窗理论的错误。破窗要由玻璃工来修，从而带动了玻璃产业的发展，这没错，是看得见的影响。但要是他把这用于修破窗的钱用于买鞋，同样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当事人而言，窗和鞋的效用是一样的（比如都是10元），但要是窗户没被打破，那么当事的在享受好窗的同时，还可以享受10元的鞋，两者相比，打破窗将净损失10元鞋的享受。当事人可以买鞋，可以带动鞋产业的发展是破窗理论者没看到的效果。作者老早就提醒观察者注意，What is is efficiant，说没效率，往往是观察者没更仔细观察，或者漏掉观察的结果。比如，自助餐，穷吃是浪费的，但观察者没看到，自助餐可以节省度量和算餐费用，要是把两者都算上，浪费就消失了。

作者在文中多次示范运用了推到尽（李俊慧起名）或者说夸张的推理方法。比如，作者在论证退伍军制和补贴高雅艺术不可取时，认为，如果这种补贴是合理的话，为什么不改用全民皆兵制？为什么不把补贴用在一切事件上，高雅艺术要补贴这一事实，已经说明这类事件的无效率。最后一章蜡烛商起诉太阳光的例子，一下就把这类错误放大了，不用再论述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类夸张的方法，好处是能把影响事件的其他因素排除掉，把关键因素和问题的重点放大，让人把问题看清楚。

在阅读该书第二章《法律》时，我惊奇地发现，作者把法律能界定的范围规定在排除恶的事物上，而不能规定善的事件上，因为政府要找一个善意的理由推行一项政策太容易了，而推动每项政策的钱均来自税民，用规定的方式来行善事，是一种利用政府暴力进行掠夺的方式，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的侵犯。卡尔.波普尔对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即以是否具备证伪性为标准，只有不断试错、不断从错误学习更正，才能增长我们的科学知识，这与巴师夏的思想是一致的。另外，巴师夏早把建立制度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精英理性给自然立法，另一类是大众自愿互动过程中的经验总结，这与后来哈耶克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的分法是一致的，不过，后者更明确了两者优劣的原因。鲁迅立人思想（见钱理群给北大学生的讲课稿）、哈耶克让心灵在各个方向上充分自由探索等人的思想也与巴师夏法律要保护个人人身、自由与财产的思想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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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奥地利学派 破窗理论 博大精深 科学知识 评论 购书

蓝田大哥！巴师夏文集《财产、法律与政府》！在哪里买！！跪求！

各大小书店遍地都是啊。你不在北京么？

不在！但我家离南京较近！

应该有得买的，近期刚刚又加印了，欢迎讨论喽。

"作者把法律能界定的范围规定在排除恶的事物上，而不能规定善的事件上"

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防止坏人做坏事.着一点和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一样,合同和制度等都市如此.

说是这么说，但现实呢？政府会出于种种“好意”规定这规定那的，比如最低工资制度、限制物价、专营等等，没有一样不是“好意”的。

推荐]经济学幽默大师（梁小民著）

    一个笑话说，某女士得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她向医生请教如何才能过好这半年。医生建议她与一位经济学家结婚，因为经济学家教条、枯燥、无味，“与他在一起，度日如年，恨不得早点死去”。
    但是，如果这位女士嫁给这样一位法国经济学家————
    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修建从巴黎到马德里的铁路。一位叫西米奥特的议员建议，铁路在波尔多中断一段，这样就可以使波尔多的搬运工、商店、剧院、服务人员、老板以及轮船上的船员等各色人等增加收入，从而使波尔多财富增加，进而使法国财富也增加。这位经济学家马上接过话茬，说：你讲得太好了，但不必以波尔多为限，翁古拉姆、波尔图、图尔、奥尔良等铁路通过的城市都该这样，如此，法国不是会更富裕了吗？他还建议，把这一节节中断的铁路命名为“起反作用的铁路”——不是有利于交通，而是增添麻烦。
    当法国执政者建议提高关税，以保护法国工人时，他写信给商业部长说：这个建议真好，因为不让国外锋利的大斧进口，我们就用自己生产的小钝斧头干活。大斧砍树要100下，小斧要300下。这样，一小时能干完的活，要三小时才能干完。劳动创造财富，三小时创造的财富总比一小时多啊！（呵呵，对不起，我忍不住了）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这位经济学家1845年写的《蜡烛商的请愿书》。他以蜡烛商的名义说，我们实在竞争不过太阳，太阳的光是无代价的，因此，希望立法者让全国用幕布遮天，这样普天下永远黑暗，全国经济就能（在蜡烛商增加收入的带动下）永远繁荣。（我笑不出来了）……读到这里大家一定猜出来了，我介绍的这位经济学幽默大师就是——巴斯夏。如果这位女士有幸与巴斯夏结婚，读这位大师的书，听这位大师侃经济学，她一定会每天开怀大笑，不想撒手尘寰，也许绝症被欢乐所战胜呢！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的著作中充满了这种幽默的笑话和看似荒谬但却使论敌无法回手的逻辑推理。他这类著作包括《经济诡辩》、《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但他主要的著作是《和谐经济论》。
    其实，巴斯夏的人生并不顺利。他出生在法国的巴荣纳，九岁时成了孤儿，但仍受过良好的教育，读书甚多。24岁时继承了祖父的遗产，经过商，务过农，但都不成功。他有点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心地善良但笨手笨脚的皮埃尔伯爵。1830年波旁王朝逃出法国，（由于消息不灵通），他召集了600名热血青年冲击一座波旁王朝的堡垒，但里面的人不战而降，甚至还请勇士们共进美酒，一时传为笑谈。（呵呵，堂吉诃德啊）他一直住在乡下，被巴黎人称为“外省人”。1844年，他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国和英国的关税对两国国民前途的影响》的文章，抨击关税保护，倡导自由贸易，引起轰动，从此进入经济学界。此后，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和小册子。他犀利、幽默、冷嘲热讽的文章比那些“严肃学者”的规范论文影响大很多，并于1848年当选为议员。可惜，天不假其年，他因患肺结核病于1850年去世，年仅49岁。（痛，痛，我已潸然）据临终时守候在他身边的牧师说，他最后喃喃自语的话是“真理，真理，……”（我痛苦失声）
    （梁先生介绍巴斯夏功不可没，但我依然要抗议，在没有完全弄明白伟大作者的真实意思时请仔细阅读原著，避免人云亦云。为保持梁先生的文章完整性，继续摘抄，但我提请读者们一定要注意陷阱）
    那么，巴斯夏追求的是什么真理呢？他认为，人类社会表面看来纷纭扰攘，每个人都为一己私利而奔波，实际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之下，社会是和谐的（第一个陷阱。巴斯夏根本没说现实社会无条件地是和谐的，而是说，自由的社会是和谐的，接近自由的社会是接近和谐的，而不自由的充斥着非法和合法掠夺的社会是不和谐的），每个人利己的努力，最终有利于整个社会（第二个陷阱。巴斯夏如果是只谈效率不谈道德的经济学家，那他就不值得尊敬，他的学说就是如下文所说毫无创建。但不是这样的，不是！！他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学中道德和效率的关系问题，道德和效率并不矛盾，不道德的必无效率，必不会有利于社会整体；而道德的必有利于整个社会。我在“竞标贿赂理论与伪自由主义”一文中，运用的就是巴斯夏的思想，腐败既然是社会公认的缺德行为，那它肯定不会对社会整体有利，因为还有腐败造成的“看不见的”现象：被腐败者排斥在经济生活以外的、被剥夺了参与自由竞争机会的广大人民，或布罗代尔所说的在“钟罩资本主义”之外愤恨不已的民众）。在国内工人、农民、资本家和地主之间没什么矛盾，利益是一致的（第三个陷阱。巴斯夏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人之间没有利益矛盾，无条件地“利益一致”，而是说有两类矛盾，一，在他们就分工合作的利益分割谈判时，有暂时的利益冲突，但只要谈判各方是不受他人强制的即是自由的，这个矛盾对社会整体而言不是致命的；二，当出现某方强制和欺骗他人即实施不公正时，这个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只有惩罚和制止不公正，恢复自由状态，社会才能达至和谐。从根本上讲，个人利益是无所谓善与恶的，但由个人利益驱动的人类行为便有善恶之分，交换中各方就自己的利益和平而自由的谈判是善，违背他人意愿强迫他人而获利是恶，即自由是善，非法或“合法”的强制掠夺是恶。另外，强制，若其不是掠夺，而是迫使强制掠夺者停止掠夺即不义行为，是善）；在国际上，各国之间是和谐的（陷阱同第三），自由贸易可以保证共同富裕。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不同，他是一名乐观主义者（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巴斯夏认为人是会犯错误的同时又是可完善的，他认为错误的作用在于促使人们认识错误的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包括对实施危害者的危害而改弦更张，社会从而走向和谐，从这一点说他是乐观的，但并不能因此说他对人的错误、掠夺行为、强制、不公正也是乐观的，恰恰相反，他抱着极大的愤慨看待这些现象和这些人，就此而言，他绝不是乐观的）。其实那种幽默、风趣的文风，正是他对社会乐观态度的体现------一个总是忧国忧民的人，哪能幽默得起来呢（梁先生以己度人了吧？）？
    当然，即使从那时的观点看，他的这套观点并不是什么创见，也没有理论上的深度（梁先生马上就要人云亦云了，注意陷阱）。所以历来经济学大师们对他评价都不高。马歇尔认为，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并不比他反对的社会主义者强多少。熊彼特则说，巴斯夏不是一个坏的理论家，而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家。（陷阱之四。贬损竞争对手的杀手锏不是咒骂，而是指责对手肤浅，从而掩盖自己的肤浅。马歇尔尽管开供求分析的新古典先河，熊彼特以“创新”一词成名，但他们都是亚当斯密肤浅一面的徒弟，他们没有看懂巴斯夏或根本就是浮皮了草地妄言。试问：他们证明了巴斯夏的肤浅了吗？仅凭巴斯夏散文的风格就能断言他不是个理论家吗？故事讲得深入浅出一定说明理论也是肤浅的吗？后人不检查“两位大师”的损人逻辑，不钻研巴斯夏而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岂不是肤浅得近乎白痴？）。与他持有相同观点（不对，此人是反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凯里，在自己的文章序言中指责巴斯夏剽窃了他的理论（这是一面之词，再说巴氏在《和谐经济论》出版前就去世了，无法为自己辩护）。
    巴斯夏的功劳在于用幽默生动的文风传播了经济学（巴斯夏并不传播马歇尔开始的“经济学”，而是传播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巴斯夏被称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自由贸易福音传教士”。熊彼特称他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经济记者”。（捧杀啊，好毒。这也说明了熊彼特进了给自己设的套套：“最优秀”的居然连理论家都不是，那请问怎样“最”的？我们常说某人是最优秀的企业家，那么假如他不是个企业理论家，他算什么优秀？泰罗和法约尔若不是理论家，充其量是二流罢了）。艾奇沃斯称赞他在把前人的经济学发现通俗化方面是个天才。其实，能用一只幽默、风趣而又通俗的笔把那些深奥的经济学道理介绍给大众，不也是一种成功吗？何必都去创新呢？（如此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梁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恕我直言，我很尊敬您的为人和治学，但上面那个“何必”，我真的看不懂）。读巴斯夏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在享受中又领略了自由主义真谛，这不正是我们至今仍然怀念巴斯夏的理由吗？

摘自《话经济学人》梁小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下是引用蓝田日暖29在2004-11-18 17:29:53的发言： 说是这么说，但现实呢？政府会出于种种“好意”规定这规定那的，比如最低工资制度、限制物价、专营等等，没有一样不是“好意”的。

所以宪政至关重要

“宪政”有许多说法，闲人兄能否具体说说哪类较科学，看看我国为啥难形成“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