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少了就要落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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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又看到有人拿印度人口结构说事，说是龙象之争印度耐力持久潜力巨大，中国不多生孩子的话肯定搞不过他。看完此枪稿，唯有呵呵二字。
年轻人有活力自不待言，但若以中国年轻人没印度年轻人多来断定中国将来不及印度，似乎就没那么靠得住了。当然，好像你没法说他错，因为人家说的是“将来”，将来还没来呢，何来证据？但问题是，不知道该文的作者是否承认人与人是存在差别的，1个高级技工的有用性是8个甚至10个文盲劳工都无法匹敌的，何况人于人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智力，更在于其所掌握的各种资源。最近大理在搞丐帮大会，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也加入这“天下第一大帮”呢？呵呵。
再从人口结构说，这位说“印度很牛”的人士认为年轻人占比多，则社会更具进步性，照此言说，此君应该属于落后范畴，俗称“垃圾”，这么自我贬低不知还有何底气大放厥词呢？已自我定义为社会的包袱还不自省，不知道珍爱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好的生存空间，反而为了一己私利，广种薄收，自己先爽了再说，不怕被后人戳脊梁骨甚至掘了祖坟么？
今日，英金融时报中文版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赫然入目——人口结构将进一步分化中国楼市，大意是年轻人少了，买房供房的来源就少了，房地产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嗟乎，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有利益在里面啊，赤果果的怎么就没注意呢？原来如此啊，不生娃，以后买房的就少，那房价永不落的神话怎么唱？不行，为了money决不能如此。100%的利润就可铤而走险，何况抹黑国策这种嘴皮子功夫？
对此君我开始理解了，呵呵。
随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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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money 人口结构 愿不愿意 印度人口 龙象之争 印度人口 断定中国 年轻人 大理 技工

看看！！！

某些利益集团看来是憋不住了，不断地在各种媒体鼓吹改变人口政策，其目的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带给中国以希望，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发达国家持续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地，并通过能源和粮食对中国进行钳制。基辛格曾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只要中国的人口数量保持在目前的水平，只要大规模迅速改良沙漠的技术不出现，只要全球气候条件不发生大的变化，发达国家将继续能够将中国作为他们的“世界工厂”，盘剥中国劳动力、破坏中国的自然环境，继续支持其高生活水平。中国将持续处于保就业和促转型的两难境地中，温水煮青蛙式的逐步将新生的超级大国扼杀在摇篮里。而如果保持人口控制政策不放松，中国人口有望在20年内逐步回落到10亿以内，比现有人口减少近1/3，但由于单位新生人口资本投入提升，人口素质将得到很大改善，遏制中国经济的诸多瓶颈问题将得以改观，机构冗员、效率低下等问题也将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将真正迎来民族复兴。虽然由于人口数量减少以及代际更替，国内会出现一段时期的所谓“人口老龄化”现象，但与摆脱因人口过多带来的各种资源硬约束相比，代价还是小的多了，且可以通过延迟退休等政策缓解和渡过这一暂时性难关，而人口数量的下降及个体素质的提升将使中国首次真正具有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同等的国力资本。试想一个具有8亿人口的、人口素质堪比美国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全球力量。不要再被所谓的“专家”忽悠了，他们被各种利益裹挟，已经沦为各种利益的代言人，根本不会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有的则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滥竽充数必将被唾弃。

我转一篇文章吧。来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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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我眼中的东北经济问题


东北经济告急！！！

在过去的一年里，“倒数”“垫底”，大概是东北经济的真实写照：继2013年经济明显减速后，2014年东三省这种颓势有增无减，去年经济增速位列倒数第三的黑龙江，今年前三季度，以5.2%的增速成为倒数第一，辽宁增速也收窄为6.2%。辽宁、吉林两省经济增速排名倒数，黑龙江更是连续垫底，甚至在一季度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的罕见情况。
如果把视线拉长会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东北区域经济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分量一直在持续下降，期间虽迭经努力，但始终增长乏力，且尚未显现出新的好转迹象，内生型增长机制，更是一直未能形成。

那么解决东北的经济问题关键究竟在何处？？？

在笔者看来东北经济的的问题很多，但主要的问题是：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导致内需市场逐年萎缩，投资趋于保守。其主要依据是，东北经济增长虽然乏力，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三省人均GDP、人均收入、甚至包括最近公布的人均存款都在全国位居前列，例如2014辽宁人均存款全国排名第6，仅次于经济发达的广东。
人口一旦老龄化，消费水平会下降，比如老年人可能在服装、在通讯、在电子产品、在出行住房、甚至饮食的费用比不上中年人青年人。而老年人居多，其投资趋向也偏于保守，所以银行存款多，但投资较为保守。这种情形，与日本目前老龄化社会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十分近似（所以，日本的经济增长乏力是因为日本社会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不是什么安倍经济学所能逆转的）。

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虽然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净流入，主要集中在沈阳大连等区域中心发达城市。但这种流入数量远比不上一个北京市。东北三省总人口数量与河南、山东、四川一省数量相当。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力，导致人口结构偏向于老龄化。而且带来附带的问题就是，东北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养老金负担过重。

而且需要关注的是：东北的人口过负增长+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后将是全国所必须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只不过东北最先表现出来而已。其表现就是经济增长乏力，投资少，但人均GDP高，人均存款高，人均收入高。而这种经济增长乏力将是长期的是很难人为扭转的。

而笔者认为东北需要解决两大问题：

一是养老金问题。养老金问题一是是替代率，养老金替代率就是人口结构问题，用句俗话说，就是多少个劳动力养活一个退休者。二是空账户运行，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养老金等福利支出过多，导致财政吃紧，经济投资不足，经济增长乏力。

二是社会化养老、低成本养老问题。需要把东北作为全国的老龄化社会试点地区，借鉴日本老龄化社会经济运行经验，研究社会化养老、养老金以及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等一揽子方案，为以后应对全国老龄化开创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来。


2015-5-22于沈阳        

哈哈，道听途说，听风就是雨么？
我也转一篇文章：
市场分析人士、学术界甚至是政策制定者都普遍相信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遭遇了“失去的十年”。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当年日本经历的低通胀和低国债收益率已经成为新常态。

而在英国金融时报的Matthew C Klein进一步研究日本的经济之后，不难发现，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可能和世人传统观念中的情况相距甚远。

Klein认为和传统的GDP相比，居民消费水平可以更好的显示出实际民众的生活水平。乍看之下，从1990年到2013年末，日本平均居民消费水平年化增速仅为1.2%，除了略好于德国之外，明显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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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考虑到日本人口平均年化增速在同期仅有0.13%，因此将这个关键因素计入之后，日本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年化增速将仅次于美国、英国和瑞典。这显示出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之后，经济并没有遭到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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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时英国和美国股市都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牛市，而日本股市基本没有太多的起色。因此和欧美股市的财富效应对比之后不难发现，日本实际消费水平是非常强劲的。

如果进一步将时间周期调整为2000-2013年，抛开最为悲惨的十年周期的话，日本的表现则更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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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拖累了主要经济体的表现，那么对比1990-2007年的表现也不难发现，日本居民消费水平增速也和法国及奥地利大致旗鼓相当，好于德国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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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2007年这个时间段，日本表现同样位居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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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其中，日本居民储蓄水平下降速度快于薪资增速也是关键因素之一。但是大多数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不具备参考意义。而考虑到日本老龄化的严重性，退休人员本身开支有限更加强了消费水平增长“令人意外”的结果。更关键的是，日本家庭的债务率也在减少。

综合上述的一些数据来看，日本和其他国家相比，在“失去的十年”中，日本的经济表现并非一片阴霾。或者换句话来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其实都遭遇到了“失去的十年“。

“失去的十年”——注：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股价达到最高点38915，此后开始下跌，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下跌，泡沫经济开始正式破裂。到了1992年3月，日经平均股价跌破2万日元，仅达到1989年最高点的一半，8月，进一步下跌到1万4000日元左右。大量账面资产在短短的一两年间化为乌有

再给你看看比日本更厉害的老龄化——北欧
北欧旅游观感之五——人口老龄化无困境
     北欧人口进入了老龄化，是我早己了解到的书本上概念，这次亲眼看到了。近年来的“8421”论，使国人对即将来临的人口老龄化带几分恐惧不安。因而，我到北欧旅游便把看看这里的老人状态当做一个看点。
    去北欧，是乘坐芬航飞机先从北京飞赫尔辛基；然后现乘丹麦航空公司飞机从赫尔辛基飞往丹麦的哥本哈根。上飞机印入眼帘的迎接我们的不是年轻的空姐，而是“空中老太”。不过这些老太精力充佩，没有丝毫动作上的老态。赫尔辛基机场办理入关各项手续的“老外”工作人员是四十、五十以岁以上。但是给我办相应手续的老太的电脑技能却只有用眼盯住键盘，仅用食指击键的水平。显然她的电脑是后学的，甚至是不欠前才到此做此项工作的。给我们开汽车司机，因是跨国的所以有不同的三个人，其中一个不仅头上有白发，而且胡须也白了很多；当然开车这事他完全胜任。就餐凡是中国餐馆，服务员都是年轻的；早餐不是中餐馆，服务员就不年轻了。
这样，可以断定在北欧，不存在45岁以上服务行业的工作的人便安排其内退之事。在那里肯定是鼓励她们继续工作。当然，这仅是我所能看到的，很难说有什么代表性。我只是据自己看到而做的判断而已。导游说那里是65岁退休
    退休了或工休时，老人怎么生活，我看的到的当然更少。早晨我是按在国内规矩，5点多起床，到外面走走，我很想象国内一样见到的在锻炼身体的老人，但没有人见到，这可能与旅店附近居民少有关。但中午在街上则能见到很多当地老人。他们大都坐在饮食店外的“露天餐厅”（实为在饮食店边摆很多桌子而已）边吃面包、边晒太阳，或边喝酒边晒太阳。他们喝酒就是喝酒，不像国内需有下酒菜，并且是自己斟酒自己喝。几个老朋友围在一起则与我们相同。他们谈笑风生。
北欧旅游观感之五——人口老龄化无困境

    有处我们的车开过时，因车速慢，喝酒的人看得清车上的人，不少喝酒人还站起来向我们招手示意，有几个还向我们做了飞吻的动作，向我们表示友好情意。
    这样我看到的老人都生活得自在而潇洒。导游说老人都有钱，首先他们很不少的退休金，其次他们都有年轻时创下的资产；这仅是我只听他说的无其佐证。
    人从网上查到全世界的人均产值，北欧四国可谓领先于世界水平。居世界第二的是挪威95061美元。丹麦为第五，是62625美元，瑞典是第七，为52789美元。芬兰是第十一，为51989美元。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则是第十五位，46859美元。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长进，居第106位，为3315美元。挪威是我们的28倍，芬兰是我们的十五倍，美国是我们的十四倍。于是我想到了，那些国家老龄化了没出现困境的根本原因：他们的生产发展水平，生产力之高，还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因此可见，我国现在虽的那么大外汇储备，但人均后得（且不说人所得存率殊）故就老百姓而言，生活基础还是低下而脆弱的。人们对将步入的老龄化有所忧虑，是必然的。我认为要解决人口老龄化可能现困境，提高生产发展的水平我认为是根本。再伟大的“真明帝主”也同样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最后看看中国的应对建议：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秘书长，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金庸小说 《神雕峡侣》中有一个情节，在恶人谷有一种情花，剧毒。它的解药在哪里？就是在树根下长着的很不起眼的小草。也就是说，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挑战和机遇。对于老龄化这个问题，可能从老龄化本身中间就能够找到它的挑战和机遇。我觉得很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都应该这样来思考。

    我们的长期低生育率所带来的问题，我们的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这样一个人口背景，是中国未来发展梦想的基础。假如说，能够把三到四亿的老年人口转化成为发展动力的话，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龄化社会，是不是能够转化出一些新的发展力量和发展优势？这是我要讲的主题。我的基本思想，是把这样的老龄人口、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转化成为一个具有生产性的老龄化社会，这才是解决老龄化社会挑战的出路。

中国的老龄化不仅程度高，而且速度快

    中国中长期的人口变动对于实现中国梦想是很不利的，这个很不利中国的人口仍然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在减慢，中国的人口在2030年左右会到顶，然后快速下降。虽然按照不同的人口预测，按照不同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以及预期寿命的判断，人口预测有不同的结果，但是中国历史上从17、18世纪清朝以来的人口迅速增长，将出现一个历史性转折的下降。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五亿四千万，增加到2025-2030年的15亿左右，在未来的150年内，会像过山车一样，继续回归到6-8亿的状况。

    这个人口状况不仅仅是人口数目的增长，还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已经出现下降，去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也说明，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总量也已经下降，预计2020年之后劳动适龄人口总量的下降还会更快。在这种情况下，老龄化速度仍然在上升，未来上升的速度会更快。而且中国的老龄化不仅仅是老龄化程度比较高，还包括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如果跟世界相比，从1970年到2050年代，中国的老龄化年度增长率都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用更快的速度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使我们从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化成为具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快的老龄化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更快的速度进行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建设，但实际上我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是说过快的，而是过慢的。过快的老龄化，也要求我们家庭与社区福利、养老体系的建设要更快，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抚养水平在过去的三十年一直在下降，家庭抚养压力一直在上升。

    我们还可以看到，老龄化在增长，老龄化的速度在提高，同时少年儿童的比重还在下降。少年儿童比重的下降，意味着15年之后的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和数量，仍然会维持降低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到2030年左右，中国会有三到四亿的60岁以上的人口，我们所讲的“人口红利”，可能就会转化成为“人口负债”。

从“人口红利”过渡到“人力资本的红利”

    这里我提出了两个概念：

    首先，老龄化社会本身的生产性要提高。如果未来老龄化社会的生产性比现在社会的生产性提高得更快，生产力水平、生产率水平能够提高得更快，那么老龄社会的生产性就可以提高，老龄化社会生产性的提高，是建立一个积极的老龄化社会的前提。如果说未来2.8个劳动力能够创造出比现在5个劳动力更多的社会财富，那么老龄化就不会成为大问题。

    其次，老龄化社会的生产性从何而来？多数研究已经证明，除了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的调整本身和基础设施的提高本身，都是能够提高社会生产性的。同时要提高老龄化社会的生产性，也意味着需要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的水平。通过教育的提高，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使得单位劳动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财富。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以依靠简单劳动力为依托的经济生产方式，要过渡到以人力资本、以人的创造性、以人的知识财富为依托的知识经济和创造型的经济生产方式。我最近提出，我们需要从人口红利过渡到人力资本的红利。只有把大量的人口数量，转化成为最强的人力资本，并且在人力资本的基础上来重构经济发展的模式，这样的一个社会生产性才能得到提高。

    因此，要构建一个积极的老龄化社会，一方面要提高老龄化社会的生产性，另一方面，转过来看，就是要提高具有生产性的老龄化。这个生产性的老龄化，就是说老年人口必须具有生产性，传统的人口观念没有看到老年人口本身是具有生产性的，如果我们把老年人口的生产性界定和扩展出来，那么具有生产性的老龄化社会就能够发展。

    老龄人口本身是有生产性的，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农村生活的老人，基本上在70岁之前都是有健康能力的，一直就在田间劳动，只不过这种生产性我们原来没有充分意识到，没有制定一个机制把它们发挥出来。这种具有生产性的老龄化，第一层含义，是要发挥老年人口在经济当中的生产性，这是他的第一种生产性。

    第二层含义，老龄人口不仅具有经济上的生产性，还具有社会的生产性。老年人口本身即使不从事有报酬的经济活动，但依然可以通过社区参与，比如鼓励大家抄水费、抄电费，以及在社区垃圾分类行动中发挥作用等方式，这种志愿者服务、社会的服务，包括家庭的服务，都创造了一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价值。

    第三层含义，生产性的老龄化不仅仅意味着老年人力资源可以从事经济活动，从事社会活动，他们的贡献和服务也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性。比如说老年人口帮助提供家庭照料，事实上增加了家庭年轻成员的就业率，这种间接的生产性也是一种生产性老龄化社会的形态。

    第四层含义，老年人口如果把自己照顾好了，这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性。就是老年人口重视自己的健康，重视锻炼，重视自我护理的服务，同时活得很快乐，很幸福，这也是一种生产性的老龄化。

    具生产性的老龄化社会的提出，其实是对传统老龄化观念的一种改变。如果我们不把老年人口看作一个分子上的需要被抚养的人口，而是一个分母上的劳动力的话，我们对于社会抚养比的概念、以及如何看待老龄化对社会影响的角度，都会改变。同时生产性的老龄化，不是把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提高作为一个问题，而是把巨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数量和质量本身，作为解决老龄社会的解决方案。

实现生产性老龄化需要有四个支柱

    既然生产性老龄化是解决老龄化社会挑战的对策，那么如何来实现这样的生产性老龄化？我提出实现这样的生产性老龄化有四个支柱：教育，参与，健康，迁移。

    第一个支柱，是经济和社会的参与。让老年人口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更为平等地参与经济就业和社会服务，这本身就有助于生产性老龄化的实现。最近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有很多，中国的实际退休年龄平均52岁，而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这样的退休制度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显然是不相适应的，世界上主要的老龄化大国也都没有像我们这么早的退休年龄。

    北欧的福利国家现在退休年龄多数是65岁，也有一些国家达到67岁。北欧也是欧洲人口老龄化较高的地区，一边是高度老龄化，一边也只有使社会经济制度与老龄化相配套，才能维持高福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延长退休年龄是生产性老龄化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基本应有之义。健康的老龄人力资源不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也是人力资源的损失。现在我们的养老保障体系遇到了非常大的压力，通过模拟可以发现，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减少支出160亿，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同时延迟退休年龄还意味着老年人口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但是这里问题就来了，延迟退休年龄固然是发展生产性的老龄化，但这是不是损害了劳动者的福利？因为多数的劳动者希望按照现在的年龄退休，并且能够领取到足够的养老金，维持他们老年的生活。从社会经济体制中理性判断出来的关于退休制度的改革，和如何保障绝大多数人口的利益和需求，这两者之间必须要找到一种平衡，才能够实现改革的推进。如果实现不了公民利益和老龄化之间的内在平衡，其他的也只是在纸面上说说。我认为，鱼和熊掌兼得的方案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并且提高工资替代率，而且允许劳动者自我选择，必然就会有一些劳动者愿意多工作几年，延迟退休。在这种情况下退休制度的改革，就能够和人民的利益发生共识。法定退休年龄的调整，以及采取更为弹性的退休年龄制度，能够激励劳动者更多地进行经济市场参与，并且发挥出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和优势，从而来实现生产性的老龄化。在鼓励老年人的经济市场参与中，尤其可以率先推进的是女性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和弹性的退休制度。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男性要长，但是女性的退休年龄比男性要低，不少女权主义者认为这反映了男女的不平等，因此可以率先在女性的退休年龄上进行男女平等的推进。总体来说，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肯定牵扯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是退休制度的改革是生产性老龄化制度支柱的一个方案，是值得进行政策设计和政策探讨的。

    在经济参与方面来推进生产性老龄化，除了退休制度改革以外，还要有一点弹性的就业制度。老年人口通过弹性的就业方式来实现经济市场参与和社会活动参与，是生产性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主要方式。这样一种适合老年人的工作特点的弹性就业，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也更成为可能。

    生产性老龄化的第一个支柱不仅包括经济的就业，也包括社会的参与。努力发展出更为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实体，推动社会志愿者的行动，推动社会慈善力量的发展，使老年人口能够参与到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行动，参与到社会慈善中去，这本身就是发挥老年人的社会贡献，而这种社会贡献跟经济贡献同样重要，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重要。

    生产性老龄社会的第二个支柱，是健康。只有老年人口本身是健康的，他才能够参与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因此使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能够快于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速度，这本身不仅有利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减少老龄化所带来的医疗和社会抚养成本，并且能够提高老年人口的生产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健康就是生产性，健康的老龄社会本身就是生产性老龄社会的基础。同时研究也表明，当老年人更多地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时候，对他们的健康也是有利的。

    生产性老龄化的第三个支柱，是教育。老年人口更多地参与经济市场和社会活动是有前提的，鼓励老年人的经济参与但是不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本身可能有利于损害老年人的福利。也有可能是老年人口在还没到退休年龄的时候退休了，他在劳动力市场上已经不能适应，但又领不到养老金，在这个意义上对老年人口本身的教育投资和培训投资，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能够适应变化着的、提高着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就业的环境。

    北欧为什么能在这样高福利的情况下，能够维持这么高的社会创新性？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全民教育。大学教育不仅是免费教育，而且对社会开放，老年人也可以参加一流大学的教育，而且在一流大学修得学分，也能够拿文凭。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拿文凭去学习，但通过对老年人的教育和培训来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产性。特别是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相对比较陈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处境，因此对老年人的教育培训和知识技能的提高就显得更加重要。这种知识教育和技能提高，不仅仅是等老年人退休了之后在社区中给他们进行教育，事实上中年以后就应该进行教育，使他们能够在退休以后可以适应变化着的经济环境。

    在老年人口的教育中，尤其突出的就是要重视对老年人口的信息化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因为在现代信息化社会中间，这种数字的鸿沟是人的生产性能力的一个突出技能。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信息化能够帮助老年人口突破体力和空间的限制，能够更好地适应老年人口生活模式的特点，能够促进他们经济和社会的参与，而且能够使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四个生产性老龄化的重要支柱，是鼓励老年人口自愿地异地迁移，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作用。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年轻劳动力人口迁移到城市，带来郊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的净损失，并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存在一个可能性，使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在自愿的基础上回到他们的家乡，或回到农村地区去休养，将退休之后的一段时间贡献给农村或中西部地区，使老年人口通过“移民”，成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人力资源。我们现在讲支教，一方面鼓励年轻人去支教，一方面也应该鼓励一些有事业心、有社会贡献意识的老年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去西部支教，去农村帮助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叫“星期六工程师”，就是一些退休的老人，能够在星期六到周边地区帮助小城镇发展中小企业。这种方案不是唯一的，但是一种方案，是值得探索的。

    我总结一下，老龄化社会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那种老龄社会，它可能意味着一个积极的新的社会形态。要认识到老年人口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老年人力资源的运用本身是解决老龄化社会的重要途径。这四个支柱不是自然而然建设起来的，无论要发展教育，还是发展健康，还是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参与，以及支撑老年人福利的“移民”，都需要相关的制度建设。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生产性老龄化的大国，离不开这些制度建设。

补充一点，什么是幸福：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5月19日报道，如同一些热门的单曲一样，幸福是超越国界的。不过，各国幸福的原因千差万别。由“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公布的《2015年全球幸福报告》（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利用经济学、心理学、健康与公共政策专家来界定和衡量全球各地的幸福指数。

　　在今年的报告中，瑞士取代丹麦，摘得桂冠。而丹麦则名列第三。北欧国家继续整体表现最佳，而美国则名列第15位，排在巴西之前，但位居邻国墨西哥之后。

　　克莱尔·布杰是报告的编辑与协调员。她说，高收入是排在首位通用变量之一，但高收入并不能自动转换成幸福。

　　她说：“一些基本的收入水平的确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你必须要能养活自己;但在进入了一定的收入门槛之后，收入水平对于是否幸福来说，其实就并不重要了。”

　　排名领先的国家通常腐败程度较低而社会支持水平强。换言之，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有可以依靠的人。布杰说，名列第二的冰岛与名列102位的希腊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支持度。两国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应对却不同。

　　相比之下，全球排名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与极端贫困相关。最不幸福的20个国家多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但有两个例外。

　　布杰说：“现在我们看到叙利亚已经跌至名单的最后，中非共和国也排在最后，还有阿富汗。所以说，的确都是一些非常贫穷、以及冲突和暴力严重的国家。”

　　在亚洲，日本位居第46名，中国排名84。

　　报告显示，其它确定幸福程度的关键变量包括：健康预期寿命、人生选择自由以及乐善好施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