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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自2008年9月世紀金融海嘯爆發以來，全球都面對了持續的經濟困境──「三低一高」：經濟增長率低、利率低、物價低、流動性（貨幣量）高。不僅如此，也讓眾經濟學家深感困惑，為什麼過去一向靈光的貨幣政策竟然都不管用了。量化寬鬆，QE來、QE去，經濟卻一無起色，還得擔心過度QE將帶來的後遺症。
無奈之餘，想到了「新常態」。這個原本近年來由心理學家提出的概念被經濟學界借用了。「新常態」，對當前各國普遍的現象還算是相當貼切的描述──三低一高的現象肯定不同於以往，所以是「新」； 而且看來還會持續一段期間，所以是「常態」。儘管如此，「新常態」一詞並未能點出「真相」，也就是沒能告訴大家為什麼這樣，而且，也還可能誤導，讓大家以一種宿命論的心態，去無奈地接受及面對它。
「真相」，當然並不如此簡單。也就是說，我們總得嘗試去找到一些足以解釋為什麼會出現新常態的原因，然後，也才有可能產生能幫我們走出困境的思維，這即是所謂的《新常態經濟學》。《新常態經濟學》至少包括兩個部分，一、診斷出導致「新常態」現象的根本原因；二、評估國家經濟發展的潛力，探尋能走出「新常態」困境的新的政策。
第一部分，總的來講，「新常態」已被一些有洞察力的經濟學家判斷為就是一種「長期增長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它完全不同於一般常見的周期性衰退，所以傳統的刺激政策起不了作用。從根源上說，導致「長期增長停滯」的原因主要有三，普遍存在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國家：1、人口老化；2、貧富差距惡化；3、大泡沫破滅之後的一個冗長的「去泡沬化」過程（去槓桿、去負債、去福利）。這三個「化」，本質上均為長期問題，但都對需求造成巨大殺傷力，也就是說，需求被嚴重弱化。這就解釋了何以各國一再開水龍頭放水（釋出大量流動性），卻始終進不了實體經濟，只在各資產市場（股、房、債、匯市）輪流打轉的緣故。
那又該怎麼辦呢？這是《新常態經濟學》的第二部分。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以中國為例， 就增長潛力而言，過去35年（1979～2014年），中國所以能實現年均增長率9.8%的佳績，主要來自四個紅利：外需紅利（全球化市場）、人口紅利（勞力）、改革紅利、透支「紅利」。盱衡當前形勢，展望未來，面對「長期增長停滯」，外需市場沒了；人口老化，勞力紅利沒了。只剩一個，改革。所以，大陸李克強總理說，「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關鍵是，改革要從哪裡著力？
其實，中國經濟長期的前景，也就是增長潛力並不悲觀。就需求面來講，全球外需市場固然疲弱，但如果有核心競爭力就不怕。核心競爭力來自更好的技術、更大的創新，它跟教育資源、研發資源的分配結構有關，也跟國企的體制改革有關；至於內需，中國有13億人口全球最大的潛在市場，只要政策對了，內需自然湧現；中國還有一個最獨特的「亞需」（具體表現在「一帶一路」大戰略上）。在供給面，勞力之外，中國有眾多高素質的腦力，而且就算一般勞力，也還存在著大量人求事、事求人的結構矛盾現象。這一切，只要改革，改對了路，潛力就釋放出來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改革，針對的都是一些長期性的、結構性的問題，跟一般常見的用來作短期調控的貨幣及財政政策無太大直接關聯。所以，《新常態經濟學》本質上是《長期經濟學》及《結構經濟學》的概念，值得經濟學家再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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