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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美国的一流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主要的原因是，二战时许多顶尖的科学家和著名学者都从欧洲逃到了美国，美国战后的繁荣提供了让这些学者在大学里各显身手的极佳环境。一所大学的质量高低主要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在美国，富有创意的学者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没有中国的那么师道尊严。教授和研究生们共同合作研究，并互相学习。在中国，教授说，他们“带博士生”；而美国的教授则试图教会学生们原创性地思维。在学术讨论中，学者们之间相互尊重。而一些中国学者则喜欢自称他们在该领域内是第一。
在美国的研究生院，大约有一半的学生来自外国。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学生的质量也随着中国大学的日益进步而不断地提高。其中有一些中国学生真是非常优秀。
20世纪90年代初的香港科技大学在香港首先强调注重研究和发表论文。这影响到所有其他的香港大学向其看齐。近年来，中国的许多大学也采取美国的制度，要求发表论文，强调研究的重要性。这造成了对一些教授和讲师们的压力，出现了一些学术剽窃，但制度改革的正面影响仍然大于负面。
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已经在迅速改善。每年元月，美国经济协会召开年会时，博士生们都去那里找工作。在过去的几年里，大约有35所中国大学的教职人员前来招聘。中国顶尖大学提供给经济学博士的工资在世界市场上的已具有相当的竞争力。现在不仅中国的经济学家，连外国专家也被中国一些经济学院聘用了。中国最好的经济学院已经可以与上乘的美国州立大学的经济学院比美。中国大学其他的学科，教师的工作环境一般没有经济学的好。教授把自己的学生留下来工作，不请外来的。工资又没有经学的高。美国的留学生，大部分不愿意回国去任教。
经济学教育发展迅速的原因，可以用经济学的供求理论来解释。供给方面，我在1980年代与中国教育部合作，举办了在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和另有项目，考取研究生到美国和加拿大读博士学位。培养了不少经济学的人才。需求方面，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EMBA的需求，使得经济和管理学院增加了不少教授。
中国教育部对大学的严格控制，影响了大学行政的独立，这是从中央计划经济时期保留下来的过时的政策。例如，大学里一系科的招生人数需要由教育部核准。然而，能干的院长也能够绕过红色的禁区，率先改善和提高学校的质量。在中国，“事在人为”也适用于高等教育。优秀的中国教育家能够坦诚地绕过障碍，推进革新。这两三年我常往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讲学，发现该研究院的教学条件，可媲美一个良好的美国大学。我和院内的教师与博士生，写了几篇经济学的论文。
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大学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质量将稳步提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的需求，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尊重学问的文化传统都有助于推动大学教育的进步。也许在几十年的努力后，中国最好质量的大学将与美国的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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