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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模型的农业文明（连载六）
汪涛
本文根据生态社会人口论第二章改编。
农业多起源与人类非洲单起源的关系
农业文明公认有3大起源中心——西亚起源中心，中国起源中心和美洲起源中心等。也有人提出4大起源中心（西亚、中国、中南美洲、非洲）、8大中心（中国、印度、印度马来、中亚、近东、地中海、埃塞俄比亚、中美洲、南美洲）等说法。对我们的讨论来说，这些差异并不重要，总之大家都公认是多起源的，相应的考古证据不仅相当充分，而且美洲的农业文明独立于欧亚农业文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在农业文明起源的过程中这两个大陆是完全隔绝的，只可能是多起源。
全球农业八大起源中心说
但作为科学的研究不能仅停留于表面的测量数据。原始人类或一般动物的基因无论单起源还是多起源，其实解释起来相对更容易。而农业的多起源看似自然，如果认真想起来反到更让人惊异。因为根据进化起源模式的数学判定式，如果是多起源，并且传播时间M不是太长的话，意味着多个地点基本上是同时起源的，考古证据也支持这一推断。英国学者A.J.阿莫曼认为农业文明传播的速度大约每年1公里，例如，西亚培育成功小麦后，经过大约4500-5000年后传递到了中国北方地区。而西亚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几乎都是从大约1万年前开始的，两者起步的时间差几乎只是以几百年计算。这未免让人深感诧异，因为当时的交通和通讯还非常落后，在互相不通信息的情况下，怎么会全球各地的现代智人同时想到要进行农业文明的创造呢？就好象有一个赛场上的发令员在发出开始进行农业文明创造的起跑命令一样。即使从智人最后一次走出非洲来看，也经历了约5、6万年。怎么会在前4、5万年大家都没有想到要进行农业文明的创造，而在最后1万年突然间同时开始进行农业文明的创造了呢？尤其美洲人在远离农业文明的时代进入美洲并与欧亚大陆完全隔离，但却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样独立地进行了农业文明创造，并且时间与欧亚大陆相差也就是5000多年的时间，这从进化角度来看延后的时间并不太长。
事实上，如果我们以相同的进化起源模式的数学判定式和进化与人口的基本关系，可以对此作出非常简单和清晰的解释。
首先，农业文明同步起源，正好证明了全球人类基因是同步的。这成为了现代智人是从非洲单一起源的强有力证据。因为如果基因是多起源的话，并且亚洲现代智人是独立从几十万年，甚至200万年前独立进化到1万年前，他们的智力进化达到农业文明创造所需要的水平在时间上巧合到这种程度是很难想像的。如果中国农业文明早起源1万年，西亚可能就难以成为农业起源中心。如果中国农业文明起源中心晚1万年，西亚农业文明传播过来后就可能阻止掉中国农业起源中心的发展了。
再者，就算现代人类的基因是在7万年前同步走出非洲的，如果没有一个就在1万年前同步开始农业文明创造的“发令枪”，并发模型也还是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同样，如果我们从人口学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马上就可对这个疑问豁然开朗。这个同步的发令枪就是1万年前的人类，尤其欧亚大陆的人类同时结束了传统解决人口增长的迁移模式，必须寻找到以提升单位土地食物产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唯有进行农业文明的创造。
“从采集到种养”对应“从迁徙到定居”
农业文明兴起，对应的是解决人口发展问题模式的转变。在农业文明兴起之前，现代智人一直是以迁徙方式来解决人口增长的。根据DNA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以及化石发掘的结果都一致证明，现代智人从阿拉伯半岛走出非洲之后，离走出点越远的地方，出现现代智人的时间越晚。虽然相应的具体时间估算上有很多出入，但这个总体上的结论都是一致的。
图2-1 现代智人走出非洲时间过程（引自简•麦金托什《文明的故事》，海南出版社，2006）
图2-2 现代智人走出非洲时间过程的DNA研究结果
这就表明，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后的最初4万到5万多年时间内，现代智人是通过迁徙方式来解决人口增长的。根据创造的延续优先原则，但凡可以用传统的更简单迁徙方式解决问题，他们就不会去采用更复杂的方式。而到了大约2万多年前，全球能迁徙的区域基本都已经覆盖了。再经过不到1万年时间，覆盖到的区域会从最初容易居住的山洞等迁徙到平原。而在1万多年前，全球范围内再也无法用迁徙方式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必须增加单位土地上的食物产出效率来提升人口极限量。于是，尽管人类居住在全球各个地方，并且互相难以通信息，但进行农业文明创造的发令枪却在全球几乎同时响起了。
美洲农业文明创造的时间更晚，并不是迁徙到美洲的现代人智力水平更低，而是人类进入美洲的时间最晚，他们以迁徙方式可以解决问题的时间更长。原来智人在欧亚大陆是从南到北，越来越进入环境恶劣的地区，而在美洲却正好相反，是从环境最寒冷恶劣的靠近北冰洋地区向气候温暖的中南美洲迁徙。另一方面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没有任何原有更原始人类的竞争存在，虽然更原始的人类竞争能力不如现代智人。没有任何麻烦总比小麻烦更少麻烦。因此，相比原来智人从走出非洲后花了4万多年才完成最终向极北地区的迁徙过程，美洲人在真正进入美非洲后在短短5000年左右时间内就完成整个美洲从北向最南端迁徙过程，并快速面临农业文明创造阶段的挑战了。
因此，农业文明的创造，是在创新的需求原则压力和挑战下的产物。
由于农业文明的传播速度所处的数值范围作用，其多起源的并发模式不仅体现在全球不同农业文明起源中心上，而且会体现在一个农业文明起源中心内部。例如，中国事实上也可细分为北方旱地作物文化和南方水稻作物文化两个大的并发起源中心。同时在更细小的区域上，也会体现出更多起源的特征。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年10月4日-1997年6月30日）20世纪90年代在研究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大量虽有联系，但又各有其不同起源的文明遗址时，把这种多起源的并发现象形容为“满天星斗”。（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1日）
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农业文明的余辉。甚至很多国家直到今天还处在农业社会，中国也还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度的过程之中。与农业文明的并发创造模式完全不同，工业文明将全球所有地方不可避免地卷到一起。中国人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度的过程中曾承受了非常大的阵痛，因此工业文明创造的模型规律研究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为什么曾经最为辉煌的中国文明没有能够最早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这个“李约瑟难题”曾经深刻地困扰了中国的历史学界。其实，如果能理解到工业文明波浪模型，一切都将释然。请看下集“波浪模型的工业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复兴（连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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