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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金融时报》载文指出，美国在有关经济政策和汇率安排上没有资格对中国说教。
斯蒂格利茨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中国已意愿调整汇率，但不清楚下一步的政策动向和汇率调整幅度。中国经济实现了几乎不存在通货膨胀压力的持续增长，人民币即使更大幅度的升值，也不大可能对全球经济失衡产生很大影响。首先，鉴于存在“高报出口”和“低报进口”，中国贸易顺差的真实规模无法准确掌握，这种逃套汇是投机资本流动的一部分。其次，中国特别是对美出口加工贸易比重较高，已经减低了人民币升值效应，如果人民币出现更大幅度的升值，中国企业很可能会以牺牲利润来保持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削弱人民币升值效应。此次人民币升值以及可能随后跟进的多次小幅升值，仅能略微减缓中国出口的增长势头。
第二，人民币升值无法缓解美国贸易逆差。目前，美国7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约为中国贸易顺差的9倍。然而，此次升值或随后升值，都无法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特别是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如自去年12月底全球纺织品配额寿终正寝以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销量彼长此消。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美国还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纺织品，因此美国的进口总量不会发生多大变化。
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贸易逆差等同于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弥补国内投资和国内储蓄之差。财政赤字增加和国内储蓄下降一般会导致贸易逆差增加。如果美国国内投资不下降或国内储蓄不增加，那么贸易逆差将一直持续。如果中美贸易实现平衡，由于中国不再将贸易顺差用于填补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美国国内投资可能会减少，中期和远期利率可能提高。如果利率提高打击了美国房地产泡沫，可能会加剧美国经济低迷和投资下降。
第三，“市场决定汇率水平对中国有益”是一个认识误区。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也很少有权威经济学家认同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的观点。或者说，没有一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放弃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政府干预不力和干预过多都会使国家遭受损失。各国政府都通过规定利率定期干预金融市场。凡是政府能够采取一定措施实现汇率稳定的国家，经济发展普遍强于其他国家。汇率风险会为企业带来巨大成本，发展中国家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代价很大且经常无法防范。
过去20年来，中国的市场因素日渐重要，政府角色逐步削减，但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中国人普遍受益，效率与公平问题处理得比较完美。一方面是中国国民收入连续20多年以每年9%的惊人速度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得到广泛共享，从1981年到2001年，4.22亿中国人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
反观美国，美国经济增速是中国的三分之一，贫困人口在增加，家庭实际收入也在下降。美国国民储蓄净总额远低于中国。中国比美国培养了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美国在削减基础研究经费的同时，却在增加军费支出；在债务继续膨胀的同时，却使最富裕的美国人享受永久减税优惠。因此，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向美国征求有关汇率政策或宏观经济管理的任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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