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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颇受舆论关注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落幕了。这次大会的重要议题是，两院分别表决通过各自的院士章程修订案，修改关于院士候选人提名办法、增选程序以及完善院士退休、退出机制。
这次院士制度改革，中央早有定调，就是突出学术导向，减少行政化、功利化干扰因素。这也正是公众对院士制度改革的期待。从修订案相关内容可看到，两院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提到这次院士大会，是因为想起另外一个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两院开大会，固然没中国社科院什么事，但看到院士大会开得热火朝天，不免让人想起国内这个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两院开的是院士大会，可要是社科院开大会，却只能叫学部委员大会了。这是因为，至今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实行院士制，而一直沿用学部委员这个称号。
国内文、理、工三大科研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仅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实行院士制，这让人很不是滋味。没错，以往一直有人把学部委员等同于院士，或者看作“准院士”，当下还有些人把所谓资深教授等同于学部委员，进而和院士划等号。但这都是阿Q式的做法。学部委员不等于院士，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否则，为何社科院不直接采取“院士”称号？又或者，两院为何不继续沿用学部委员称号？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但在这之前，国内就已存在院士制度。1948年，国民党ZF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评选出首届81位院士，标志着院士制度在国内正式落地。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研院院士在大陆只评选了一届，其后便机构迁移、人员流散。中科院建立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院士制度，而是于1955年设立学部以及学部委员。从当时情况看，学部委员本身是一种职务而非学术荣誉称号。
中国社科院成立于1977年，前身是中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不过，社科院组建学部、推选学部委员，却又是2006年的事情了。这时候，社科院学部委员才真正成为一个学术荣誉称号。而早在此前的1993年，由于筹备成立中国工程院，中科院学部委员已改称院士，完成了院士制的转型。
社科院实行学部委员制，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这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国内一直以来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的体制思维。1949年以后，部分人文社会学科被取缔、相关研究进程被中断的老黄历不提，直至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仍未获得应有重视，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仅举一例，中科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加起来有1545人（不含外籍院士），而社科院学部委员仅有57名，加上离退休的荣誉学部委员也仅有190人，这一数字后面还应加括号备注“含已故”。要知道，1955年中科院公布首批学部委员中，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就有61人。如果有耐心去梳理这份名单的人员年龄、专业，当可看到这支队伍的更多实情，总之就两个字：寒碜。
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该采取院士制度。唯如此，才能彰显对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视，以及对该领域专家学者的尊重。当然，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发挥其积极作用。
这些年来，也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所争论。赞成的理由自不必多说，反对者所持理由却颇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有人觉得，人文学科的科学含量很低，其学术成果难以衡量；还有人认为，国内人文社科学者水平差，基本没有什么学术创新，不评也罢。前一种说法是出于对人文社科的无知；后一种说辞涉及应然和实然的层面。对此，我认为社科院设立院士制是一种必要，至于国内人文社科现状堪忧，那是另外的问题。何况，正如上述，社科院至今未设立院士制，也限制了国内人文社科领域的正常发展。
目前，可以说是对社科院学部委员制进行改革的较好时机。一是国内社会对人文社科领域越来越重视，人们普遍意识到，国家强大不仅需要发展科技，还应有人文精神的提升；二是，建设文化强国，重视人文社科乃题中应有之义；三是，针对学术机构改革，应减少行政干预，突出学术导向，已成为社会共识。就此可以说，启动对社科院的机制改革，正当其时。
具有中国特色的学部委员制，不仅容易被误读，而且不利于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对话。社科院实行院士制，与中科院、工程院一起形成“三院”鼎立格局，这将成为国内最高学术机构建制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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