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其实我觉得国外有一些做法,其实是中国可以借鉴。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的人事制度本身造成的,我们往往是一个人一进来一个单位,就永远在一个单位,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文学院现在需要进新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刚刚博士毕业的一些学生,你现在只能够对他去预判,他有没有未来?他将来能不能做好学问?但这种判断往往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如果你判断错了,假设就像刚才说了,学术是需要给他一个一定的物质保障,让他来做的,我给了你优厚的物质保障你就能做的出来吗?你如果做不出来,社会也会骂,我花这么多钱,我养你们这么一堆废物干什么呢?
中国社科院学者:现有体制下学问不是贫家子弟能做的!
来源| 凤凰网文化
新闻背景:2013年3月15日,年仅36岁的年轻学者张晖去世,让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震荡。有人为其早逝惋惜,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学问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凉。我们难道真的处在一个学术的“末法时代”吗?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坚守那份清冷?对此事件,凤凰网文化频道独家采访了张晖生前同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早,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者施爱东,以下为对话实录。
对话人:于一爽
香港的高工资确实吸引了许多世界顶尖学者
凤凰网文化:张晖真正的学科领域是什么?
施爱东:他主要是做南明的诗词,过去我对他并不是太了解,我也是看维舟的那个博客,才知道他早在中学就开始立志做明清这一段了,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一个人对人生的学术规划如此的有条不紊,而且按部就班,我当时真的觉得非常惊讶。像我自己原来是学理科的,一路走来,人生道路不断地变变变,几经变迁沉浮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像他那样对自己人生规划如此完整的,真不多见。有人问过我说,张晖是不是天才,我说天才这个话不太好说,因为你没有衡量标准,至少可以说是个杰出的英才吧,而且一个人是不是这样一个才,这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你天资够不够,第二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天资用在适合自己的正道上。张晖就是两方面都具备的人。
杨早:我一个师兄曾经说过:我在北大十几年,我见过的天才比正常人多。当然天才不好界定,咱们就说英才吧,世间的英才实际上是很多的,但是英才要能够成功,还有一个大条件,就是你要很早就能认知到自己愿意做什么,能做什么,而且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特别稀少。我中学的时候,也喜欢玩玩玩填词写诗什么的,后来也读了中文系,但是说实话,到大学毕业为止,我都没有献身学术的想法,我当时就觉得应该要到社会上去闯荡一下。后来选择学术,是后来内心有了一些变化,说明我们其实是后知后觉。但像张晖,他很早就能够意识到自己喜欢这个,而且愿意投身这个事情。你看他跟维舟就是两条路,他们一起在中学时候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但维舟后来就慢慢偏离了,当然维舟也在文化圈,写书评,但是他很难在学问这条路上再往上走,那张晖是一直在走,而且走得很好,所以像这样的人,他有天赋,又能够有很早的决断,或者说很早的预期和计划,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也是我们觉得特别惋惜的一点。
施爱东:而且还有一点,张晖的学术之路也走得非常正,他在南京大学读古代文学,南京大学的古代文学非常厉害,然后他又去了香港,进一步开拓了他的理论视野,香港有许多世界顶尖的学者云集在这里。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都是香港?
施爱东:因为香港的薪水高。
凤凰网文化:唯一的因素吗?
施爱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还有就是香港本身是一个大陆和世界互相观望的窗口,香港人是比较崇尚西洋学问的,另外一方面他也接纳国内本土的顶尖的学者,所以他能把汉学领域的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都汇集在他这里,因为他薪水高,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都愿意来香港。你可以说香港学者本身未必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最好的,可是他有足够的钱,他能够把全世界许多领域里面最好的学者都请到这里来,这一点就很要命。
杨早:香港那么小一个地方,它有三所大学算是亚洲一流,在世界上也基本上可以排到一流的水平,这个非常少见。
凤凰网文化:所以当时张晖有可能选择不回来?
施爱东:当时他未必可以选择不回来,但是后来他可以选择再去。
杨早:事实上后来听说香港科技大学对他有邀请。张晖来文学所之后,申请了台湾“中研院”的博士后,中研院是在网上招聘是盲审的,就是你递材料,他不知道你是哪里的人,只根据你的学术资料投票,投完票,发现居然是一位大陆人,他们都很惊诧,因为中研院从来没有聘请过大陆的工作人员,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但是最后决定尊重投票结果。我听张晖说过,他到了台湾之后,有半年时间拿不到工资,因为此前没有大陆学者在那里工作的前例,银行怎么开账户等等,都得慢慢来。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关起来门,夸这个人好,他是在国际上是有一个认知度的。
张晖的理想是重建中国学术
凤凰网文化:活人特别愿意关心死人假如不死的命运,设想一下张晖?
杨早:张晖的太太在昨天的一条微博里说,说他理想是重建中国学术。
凤凰网文化:很大。
杨早:对,这个说法就很大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张晖他的训练他比别人都完整,你知道有的人做学术偏重理论,有的人偏重文献,有的人会偏重于历史,他基本上把这三块都走通了,他最早从高中喜欢词曲,到了南大的时候,他受到很好的古典文献的训练,他的文献功底非常扎实,到了香港以后,他又受到了理论方面的熏陶,到台湾以后,他又会吸收台湾的一些长处,而台湾也是跟香港一样,并不光有台湾本土学者,也有很多世界级的学人。张晖跟我讲过,他在中研院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像在梦里一样,比如一走进那个地方,走着、走着,迎面会过来一个人,你仔细看,余英时。你再走,你又看到一个人,何炳棣。你跟这些一流学者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态和眼光、格局会完全不一样。
凤凰网文化:可以说他一切都是积累到一个顶峰的时候倒塌了。
杨早:就他这个年龄来说,我觉得在学界很难超越。为什么他短短的十几年学术生命,就会做出那么多的成果,说明他从一开始路就走得很正,没有耽误。我们好多人都会中间去挣笔钱,去搞个媒体什么的,兜兜转转的,最后再回来。
凤凰网文化:诱惑挺多的。
施爱东:像张晖这种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些诱惑,他能一门心思的往一条路上走,而且这条路的前景是他自己所能看得见的,并不是一个死胡同,或者是一个狭窄的路,而是一个很广大的天地,像他这么目的明确的人,很少见。
凤凰网文化:事实上你们了解他真正的现实生活吗?
杨早:张晖这个人,是不喜欢讲他自己的,不光是我和他交往少的原因,即使他同一个室的同事,他们也知道的不多,就是因为张晖不太愿意讲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也不太愿意叹苦经,比如说大家也不知道他身体好不好,有的时候问起,他会轻描淡写。但有些困难是共同的,比如他和他妻子双双到了北京就职以后,张晖在我们社科院,一个月收入2000块钱,他妻子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的收入也多得有阶层。现在这些青椒(青年教师)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收入非常低,用我一个北大师兄的说法就是,你在没有评上副教授之前,你只够吃饭,凭上副教授以后,你才想买车买房的事。我们也知道,张晖的岳父岳母在北京,但是年纪很大了,他父母在上海,本身又没有公职。
凤凰网文化:他也不是世家。
杨早:他实际上是农村子弟,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他几乎得不到家庭支援。张晖他们开始买一套很小的房子,大概就60平米吧。但是后来要生小孩了,要靠父母来北京,帮他们看看孩子,就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给父母住,然后每天早上把小孩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长此以往资料也很不方便。去年他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大概120平米吧,就在三环边上,因为要便利他夫人上课。这样压力当然比较大。
我听一个同事说,当时他挺高兴的,他没想过说没想过自己能够住这么好的房子,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挺高兴的,当然压力也很大。经济压力之外,还有带孩子的压力,每天都要先把孩子哄睡了,才能看书写东西。爱东也知道,张晖手头的事情特别多,他不光是写书,他还要编书、编杂志,还是南社研究会的秘书长,还要开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他这堆着,有人说他去年熬了好几个通宵都没睡觉,就是因为事太多堆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健康,我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凤凰网文化:刚才也说到涨工资只能靠凭职称,是靠熬出来的?
杨早:在高校,评上副高,收入的提升相对较大,但在社科院来说,他更多是代表一种学术认可。
施爱东:所谓的待遇,无论高校还是其他什么单位,他都是跟你的职称和级别挂钩的。待遇的差距,不光是体现在工资上,体现在各个方面,住房,甚至住房的面积,申报课题、甚至出差的待遇等等。
杨早:举个例子吧,如果你是一个助研,你每年能报的暖气费的面积是80平米,如果你是副研,就能提到90平米。
凤凰网文化:就是这么具体?
杨早:很具体。然后这只是看得见的,或者说你的房补,助研每个月是1000,副研会提到1200。我认识张晖,第一次单位出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聊天,聊了很久的一件事,是他那时候刚来,第一年实习期,房补好像只发800,这个钱应该实习结束补给他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补不了,他为此跑了好几次。
凤凰网文化:就是为了800块
杨早:每个月多200块钱,就是1000,本来是1000,只给他800,他就为200块钱,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也就是1000、2000块钱,他跑了好几次,都解决不下来,就是这种琐事,非常影响你的情绪。我再补一点就是,职称不光是这个问题,他还代表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大学每年都有硕士、博士毕业,他们答辩的时候,会请答辩委员,但是答辩委员的职称,必须是副高以上。我们申报课题,如果你是副高,你就可以单独申报,如果你不是副高,你是一个助研,你必须要请两位正研做你的推荐人。而这个职称的评定,也很难做到绝对公正,尤其现在学科细化,学者互相之间其实不太懂“隔壁的学问”,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比如说今年有几个人要报副高,到底这几个年轻人哪个更强,根本没法说清楚。如果你不想通过量化比较,就是谁书多,谁论文多,哪个刊物级别高,只说谁学问高,没法比较。
大陆学术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凤凰网文化:透明化程度多高?
杨早:它不是透不透明,它变得不可比较。最后能够比较的要素是什么呢?资历,资历一定是可以比较的,你哪年进来的,你当了这个多长时间助研了。所以现在许多地方凭职称的最关键要素就变成了资历和年龄,这个我称之为在学术共同体缺失的情况下,一个不得已的方法,就是我们无法建立公正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就只能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施爱东: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社科院还算好的。我以前也在高校工作,相比之下,我觉得社科院评职称评项目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正的,至少来说,受到外界干扰不大,就比如说我们所,确实积压了一大帮的年轻人职称上不去,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水平不够,但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公正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名额,一个萝卜一个坑,坑满了,萝卜放不下去。
杨早:这是历史原因,还有政策变化。以前是不管你多少人,每年比如给你两个名额,你就提拔两个人上来,但前两年突然搞了改革,定岗定编了,一定岗定编就发现你这个所的名额都满了,那就变成了说,你要退一个人才能上一个人,这导致什么?导致我们这个所2009年、2010年一个高级职称都不评,两年的资历就浪费掉了。
凤凰网文化:这都是中国特色。
施爱东:说到级别高,就像蒋寅老师在悼念文章里说的,我们是国家队,而且是乒乓球国家队,还不是足球国家队。但是我们的待遇比一般普通高校是要低的,而一流高校又比那些二流三流高校要低,重点高校比普通高校的待遇要低。所以待遇最高的反倒是那些地方性的,职业培训类的高校。
杨早:但是爱东这个说法,如果说出去的话,又会有很多高校教师会出来反驳,说他们也不容易,比如说有些高校他会要求你评副教授要有省部级课题,很多人都卡在上面,他不是没有专著,不是没有文章,不是没有教学经验,他就是没有这个课题,因为课题要抢,他未必抢得到,也未必愿意去抢。所以我们社科院,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课题这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麻烦是有很多历史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的单位。
未完待续,见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