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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1645年，北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思罗普在其日志里记录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位名叫安妮·霍普金斯的女士因为长期痴迷于读书写作，“陷入了悲惨的动摇状态，失去了理解力与理性”。随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世人，“如果她能更多地关心家庭事务，还有别的那些属于女性操心的事儿……那她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神志不清了”。这样的言论放在今时今日必会遭到女权主义者的攻击，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反倒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偏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女性作家对此又作何反应？这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的中心议题，美国女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以此为由揭示女性写作幽微而曲折的发展历程。通过爬梳史料，她们将目光投注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几位女作家，对其作品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进而探讨父权制度下女性写作的可能。一开篇，吉尔伯特和古芭就抛出立论，诘问“笔是对阴茎的隐喻吗？”显然，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作者也无需靠出位来搏取世人的关注。她们之所以如此大胆，皆因有太多不得不说、也不能不说的理由。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回到19世纪，这句话或许可以改成“女人一写作，上帝就紧张”。这里的“上帝”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祗，而是统治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价值体系，通俗地说就是“直男”。《圣经·创世记》早就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上帝创造亚当之后深感“他不应该这么孤单”，于是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换句话说，女性天生就是男性“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离开了男人她什么都不是。1667年，英国诗人弥尔顿为展现基督教“原罪”观，以此为蓝本创作了长诗《失乐园》。其中，夏娃被描述成一个千夫所指的罪人——— 她刚刚有机会看到世界，就在撒旦的蛊惑下引诱亚当偷吃禁果，也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
众所周知，文学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字面上的意义，更在于话里话外的“权威”，即作家本人身处的立场以及他想要代言的声音。西方文学传统归根结底是建筑于父系社会之上的，是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所说的“父权诗歌”：“将独一无二的天父界定为世间万物的唯一缔造者，并将这样一位宇宙万物大写的作者看成是尘世间的所有作者必须加以效仿的唯一合法的典范”。因此，文本作者永远(也必须)是“一位父亲，一位祖先，一位生殖者，一个审美的父权家长，他的笔就和他的阴茎一样，是一种体现出创造力的工具。更有甚者，他的笔的权威，就和他的阴茎的权威一样，不仅能创造生命，还是一种能够繁衍子孙后代的力量”。于是，“上自荷马之子孙，下至本·琼生之后代”，男性作家像“儿子”一样承接前人的雨露，他们创作的其实是同一部父子传承的“家族罗曼史”。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这种“传男不传女”的文学体系中，女性和女性作家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自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之后的数世纪，女性文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尤其是在等级森严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极少能够发出自我的声音。至于女作家更是无法想象，因为每一位“胆敢握笔的女性”都是某种程度的“冒犯者”，她们“荒唐地僭越了自然法则所限定的疆域”。
“19世纪的一位女性作家不仅必须居住在男性拥有和建造的祖先的大厦(或茅舍)里，她还同样不得不待在男性作家创造的艺术之宫和小说之家中，承受种种约束”。男性作家(如爱伦·坡、狄更斯、拜伦等)常常以坟墓、地窖等一干意象为题，把终年不见阳光的所在当作“诗意”的诞生之地，借此抒发思古之幽情。殊不知，在女性这里，“幽闭”从来不是浪漫的词(有趣的是，“幽闭”在当时还是表述“分娩”行为的医学术语)。正如简·奥斯汀所说“他负责赚钱，而她负责微笑”一样，男性的快乐在于“被人取悦”，女性的快乐则在于“取悦男性”。彼时，每一位温良恭俭让的淑女都以钓到金龟婿为荣，并立誓终身听命于他。相形之下，自我的小宇宙一再缩水，只剩下客厅、厨房的一亩三分地。因此，无论是奥斯汀的“小小的两英寸宽的象牙微雕”，还是夏洛蒂·勃朗特在《谢利》里提到的“癞蛤蟆般的日子”，女作家们说的其实都是她们自己。
可以想象，女作家们是怎样“在痛苦的被同化的过程中”羞耻又尴尬地读完了“直男”弥尔顿的大作，又是如何耿耿于怀，急于一吐胸中的块垒。为了打破弥尔顿的“魔咒”，她们各出奇招，或回望，或重构，试图“修正”谬误，破除雾障，在男性一手掌控的文学天空里“寻找我们母亲的家园”。比如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都是对《失乐园》的反解读。前者出自作家本人的绝望和无奈；后者几乎是狂乱的、激进的，亦步亦趋地摹写了天使失去乐园(画眉田庄)、魔鬼控制地狱(呼啸山庄)的全过程。不过，在两位作者看来，天使和魔鬼倒不是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而是同一女性的一体两面。以《简·爱》为例，弥尔顿笔下罪孽深重的夏娃，在夏洛蒂·勃朗特手里摇身一变俨然是普罗米修斯的化身，忍受命里带来的痛苦“内在的某种东西在不安地躁动着”。 在形式上，夏娃被巧妙地一分为二，一个是罗彻斯特厌弃的前妻伯莎，被幽禁于阁楼中；另一个是出身寒微的家庭女教师简·爱，是罗彻斯特现在的恋人。可以预见的是，两人的命运是相同的，前者的现在是后者的未来，后者的当下是前者的过去。因此，后来发生的一切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疯女人走下阁楼，与天使在客厅相遇；简·爱代伯莎(也是夏洛蒂)说出了那段振聋发聩的至理名言：“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 本来就如此！”伯莎也代简·爱完成了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亲手烧毁了象征父权的桑菲尔德庄园。
《阁楼上的疯女人》原著初版于1979年，正是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两位作者自称“学术界的疯女人”，她们很勇敢，敢于走下阁楼、走上讲台，将自己对于19世纪西方女性文学的见解和盘托出。因此，我们与其将这部论著看作学术专著，不如将其当作一种宣言、一本女性之书：因为她们的努力，这些早已湮灭在故纸堆里的女作家被重新发掘而出，在近百年之后与现代的读者隔空对望，传递出女性独有的价值观。从这一点来看，吉尔伯特和古芭实在是功德无量的。(谷立立 自由撰稿人，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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