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利益》读书笔记之四

六、作为新范式的利益（续完）

P39（反对的观点）略

P40（怀疑的观点）批评者仅仅怀疑，理性而精明的“自爱”这个意义上的利益是不是欲望的对手。斯宾诺莎就持这种观点：“所有人确实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很少受健全的理性支配；在大多数情况下，嗜好是他们唯一的向导，他们在追求和判断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时被自己的欲望所裹挟，丝毫不顾及未来或其他任何事情。”

（也可能是）人们没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利益。哈利法克斯侯爵：“如果必须把人们设想为总是追求他们真正的利益，这意味着全能的上帝要重新造人；必须有新的黏土，旧材料还无法造出一种永不犯错的动物。”

P40-41法国红衣主教雷兹：“对于准确评价人们的意图来说，最正确的定理是考察他们的利益，这是他们的行为最常见的动机。但是真正精明的政治家不会完全排除从人类欲望中得出的推测，因为欲望会进入推动着国家大事的动机，有时是公开的，但几（41）乎总是无意识地发挥着影响。”

P41拉布吕耶明确辨识出一种“三方角力”的新情况：“对欲望来说，没有什么比击败理性更容易的事了：欲望的大胜是它占了利益的上风。”

P41（批评的观点）沙夫茨伯里：“你们已经听说过……‘利益主宰世界’这句流行语。（42）不过我认为，凡是悉心观察世事的人皆会发现，欲望、情绪、任性、热情、派别和其他数以千计与自利相对立的动机，都在这部机器的运转中发挥着可观的作用。”“我们每天都看到[合理的自爱]败下阵来，打败它的不仅有更狂暴的欲望，还有好奇、羞耻、模仿欲，不一而足，甚至还有懒惰；假如利益，作为这种自爱之目的的世俗利益遥遥无期的话，那就更是如此。如果放荡不羁之人断言自己完全受利益和自爱所左右，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对于这两段话中的新要点，必须根据17到18世纪对欲望的态度发生的重大转变加以解释。欲望最初被视为全然是邪恶和破坏性的，正如一本法国教义书中的下面这段话所示：“法兰西王国并不是暴政之国，后者的君主的行为只受他的欲望支配。”但是，欲望在17世纪末时逐渐恢复了名誉，被当作生命的本质和潜在的创造性力量，这在18世纪表现得更为充分。在早期，认为人类行为完全受其利益引导的主张受到批评，其理由是仍然需要重视欲望的作用，这种批评假定世界是一个比这种主张所暗示的更为糟糕的地方。但是随着欲望在18世纪恢复了名誉，同样的批评可以意味着，一个欲望活跃且偶尔得势的世界，要胜过由利益单独发号施令的世界。沙夫茨伯里和巴特勒将欲望与情绪和好奇心这类无害的、甚至有益的情绪相提并论，就暗示着这种解释。到了启蒙运动时期，这种看法的来源是人们拒绝了17世纪那种对人和社会的悲剧性和悲观主义（43）的典型观点。这种新观点将欲望视为可以改进只受利益支配的世界，休谟对此有充分的阐述：“……国家的理由被认为是唯一影响君主阁僚的因素，但它并不总是占支配地位的动机；……感激、荣誉、友情、慷慨大度等更为温和的观点，经常能够制衡这些自私的考虑，无论对君主还是私人而言都是如此。”

七、受利益支配的世界之优点：可预见性和持久性（待续）

P44一个受利益支配的世界，使人们不仅摆脱了对“从未见过，也从不知其存在”的模范国家的奢望，而且能够领悟到它自有一些特殊的可贵之处。（如果利益能够改变欲望，那么其他类似的东西应该也能，在这种情况下，“从未见过，也从不知其存在”的模范国家岂不是就可以成为可能了？）

P44最一般的可贵之处是可预见性。马基雅维里曾表明，从人性不变的假定中，可以推导出一些十分可靠的政治主张。但……他说人皆“忘恩负义，饶舌，虚伪，伪善，怯懦和贪婪”。认为人类总是受利益引导的思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接受，对这种思想即使有很轻微的厌恶，也可以在按此行事让世界变得更有可预见性的想法的安抚下而得到消除。“利益不会撒谎”的小册子便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你能领悟某人的任何具体活动到底利益何在，而那人又十分精明，你便可以确知如何与他打交道，亦即如何判断他的计划。”

P45小册子：“……对照百姓自身的利益去推测他们的行为——这是通晓人间事务的万全之策。”

P45斯图亚特：“如果每天都有奇迹发生，自然法则将不再成其为法则；如果人人皆大公无私，政治家将不知所措……”（其实，人人都大公无私的社会，人们的行为同样是可预见的）“如果人民都变得完全不顾私利，那将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统治。每个人都可能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国家的利益，许多人致力于增进国家利益，有可能合力把它毁掉。”（这仍然是以并非“每个人”都大公无私为条件的，否则连国家都不需要了，何来毁掉一说？）可见，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那么按“利益不会对撒谎或欺骗他”的定义，他会做得不错——这也正是这句格言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他追求自身利益对别人也有好处，因为他的行为过程将因此变得透明和可以预见，使他仿佛像个道德上的完人。（道德上的完人行为可以预见，还是行为可以预见的人就是道德上的完人？）由此一种相互得益的可能性便因利益的预期作用而出现了，这在政治学中要比它变成经济学的教条早得多。（古希腊城邦中人的政治行为就已经变得可以预见了，亚里士多德因此可以创见“政治学”。在这一意义上，近代的“经济学”恰恰也与人类的自我改造联系在一起）。

P45-46（反对的理由）巴特勒一般来说动脚利益学说，但他认为政府中的愚蠢无能之辈（46）“比聪明人更有优势，……因为谁也无法事先猜测或想象他们在任何将要发生的事务中可能采取什么行动，而聪明人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理性的筹划，所以对他们可能做什么不那么难以预见。”

P46对于所有各方都坚定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导致相互得益的可能性，更有分量的反对理由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国际政治中主要当事国的利益往往尖锐对立。一个大国的利益映射出它的主要对手的利益，……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认为，双方遵守按照理性追求利益的要求，服从某些游戏规则，消除“情绪化”行为，对它们仍然是有好处的。（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看法）

P46-47如果把这种学说应用于国内政治，全赢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大一些。
不过，当把这种观点与个人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加以运用时，基于利益的人类行为的可预见性带来的好处得到了最充分的彰显。即使仅仅因为参与者数量众多，商业中的利益对立也不可能像两个邻国或国内几个敌对的政治或宗教团体造成的情况那样具有全面而明显的危险性。因此，个人根据他们的经济利益采取可预见的行动，其副产品不是不易维持的平衡，（47）而是一个由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强大网络。所以人们期望国内贸易的扩张将创造出更具凝聚力的的共同体，而国际贸易将有助于避免它们之间的战争。

P47全面考察一下17和18世纪有关商业和贸易的思想，而不是只看有关贸易平衡的讨论，谁都会得出以下结论：人们普遍期望从商业扩张中取得全赢的有益结果。许多这样的结果是政治的、社会的甚至道德的，而不是纯粹商业的。

七、受利益支配的世界之优点：可预见性和持久性（续完）


P47可预见性最的形式是持久性，受利益支配的世界受到欢迎，也许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它的这个特点。人们常常强调大多数情绪化行为的古怪无常的特点，并且将它视为最令人反感和最危险的特点之一。欲望是一只“潜水鸟”（霍布斯），它反复无常，容易筋疲力尽，又能突然恢复活力。

P47斯宾诺莎：“如果人们受到欲望的煽动，他们彼此之间在天性上都会变种彼此不同……如果一个人受到欲望的煽动，则此人也会表现得变化无常。”

（P48）17世纪主要的社会契约学说之一，即普芬道夫的学说，仍然以霍布斯的方式引用了一些认为人类有“贪欲和野心”的观点，但是他认为需要社会契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反复无常，不堪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典型关系是一种‘不稳定的朋友’关系。”

P48洛克基本上接受了这种学说，他曾明确承认普芬道夫对自己的政治思想的影响。洛克构想出一种自然状态，即使它不像一些批评者所说“如田园诗一般”，至少显然不那么原始，它存在着私有财产、继承权和商业，甚至还有货币。但是，正是由于洛克的自然状态这种奇特的“先进性”，所以必须借助于能够确保其永久存在的契约来保护它。洛克式的契约意味着消除“[人们在自然状态中]面对的麻烦，即每个人都不讲规则、缺少确定性地行使他拥有的惩罚他人侵权行为的权力……”洛克还说过，“被统治者的自由”意味着“不必服从他人无常的、含糊的、未知的专断意志”。因此，一般的不确定性和人类特有的反复无常，成了需要消灭的大敌。洛克没有诉诸利益去管事不稳定状态，但是在他试图建立的国家同17世纪的利益支配世界这种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亲和性。因为当人们追求利益时，可以期待或假定他们是专心致志和有条不紊的，这与受到欲望驱动和蒙蔽的人的惯常行为完全相反。（洛克的理论前提并不是利益，而是社会规律或规则。并不是靠利益驯化欲望，而是靠规则驯化欲望。反过头来可以说，从罗马法特别是罗马私法，到一般的社会契约，确实是利益先行。但作者似乎缺乏这种世界历史视野）

P49广义上的利益与一种具体欲望（贪财）的对接。因为使这种欲望有别于其他欲望的公认的特点，恰恰在于它的稳定性、持久性和一致性，它不会因时因人而异。休谟在一篇讨论贪财的文章中不屑于将它伪装成“利益”，（贪财和利益本就不同），而是径直称为“固执的欲望”，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得明白：“贪婪，或曰爱财，是一种普遍的欲望，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它都会发挥作用。”（爱财和贪财一回事么？至少在中国不是这样。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在《人性论》中，休谟专门将“爱财”和其他欲望作了对比，前者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而像嫉妒和报复等其他欲望“只是偶尔起作用，只针对具体的人”。

P50（混淆爱财和贪财之后，是混淆货币与资本）孟德斯鸠：“一笔生意带来另一笔生意；小生意发展成中等生意；中等生意又变成大生意；很想挣到一点钱的人，都是将自己置于一种渴望挣大钱的境况之中。”
齐美尔：人类欲望的满足通常意味着对欲望的对象和经验的所有不同方面的亲密体验，这种体验造成欲望与实现之间众所周知的落差，它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便是失望；希望对一定数量的金钱的欲望一旦得到满足，唯独它不会带来失望，其条件是这笔钱不花在购物上，而是将它的积累变成目的本身，因为“[金钱]作为性质绝对卑下之物，不像任何东西，不管多么可耻，它即不能隐藏惊喜，也不能隐藏失望”。齐美尔这种心理学解释可能借鉴了休谟、孟德斯鸠和约翰逊博士的观点，他们对贪财这种性质独特的欲望的持久性显然很着迷。

P50-51“财迷心窍”不知餍足，常被视为这种（51）欲望最危险、最应谴责的一面。由于霍布斯之后的思想关于人类之不稳定性的成见，通过一种奇怪的曲解，贪得无厌现在变成了一种美德。因为它意味着持久性。然而，想让这种价值评估的激烈转变令人信服，让根深蒂固有思维和判断模式暂时失效，还必须赋予这种“顽固的”贪财欲望一种特性：无害性。

八．赚钱和商业既无害又温和得体（待续）

P51-52《共产党宣言》的警告。1710年的银行危机、1720年的“南海泡沫”和沃尔波尔（被后世公认为英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任首相）时代普遍的政治腐败，都让人们担心金钱正在瓦解旧秩序。沃尔波尔的托利党对手博林布鲁克，对当时的股票掮客和“暴发户”有过为数不多的抨击，甚至在他主办的报纸《手艺人》上谴责说：金钱所扮演的角色，“是比荣誉、友情、（52）亲情、血缘或所有情感的总和更为持久的纽带”。然而只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这种情感才在苏格兰作家（尤其是弗格森）和法国的马布利和摩莱利那里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重要性。
P52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英国和法国对“爱财”的主要评价是正面的，尽管略带轻蔑。

P52约翰逊博士：“几乎没有比使人忙于赚钱更无害的方法。”这句格言清楚地表明，受利益驱动的行为和赚钱被看作优于受欲望引导的日常行为。欲望是狂野而危险的，而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是无害的，或者像今人所说，是无罪的。这是对我们所讨论的观念谱系的一个鲜为人知但颇具启发意义的概括。

P53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证据，但正是对经济活动的这种轻蔑使人们确信：它在人类付出努力的任何领域都不可能有多大潜力，不会带来大善或大恶。在人们正寻找办法限制他们易于相互造成的伤害和恐怖的时代，商业和经济活动得到了更为友善的对待，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种活动的敬意有所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胜利就像很多现代暴君的胜利一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们普遍拒绝严肃地看待它，或者拒不相信它能一展宏图、成就大业，这在约翰逊博士的言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P53-54约翰逊关于“赚钱”无害的格言，在法国也有对应的表达。例如1669年的法令：（54）“商业是致富的源泉，它富国惠民……获取财富最无害、最正当的办法莫过于经商……”

八．赚钱和商业既无害又温和得体（续完）

P54随后又流行起另一个乍看上去有点古怪的词。从7世纪末开始，就有许多关于商业活动“温和得体”（douceur）的讨论；众所周知，很难把它译成其他语言（例如“la douce France”这个说法），它具有甜蜜、温柔、平静和优雅等含义，是暴力的反义词。最早提到对商业这种定性的文字，……出现在雅克•萨瓦里的《完美的商人》这本17世纪的商人教科书中：“[天意]不想让人类生活的必需品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它把它的礼物散播于各地，所以人们要通过贸易加以收集，他们必须相互帮助的需要使他们之间建立起友谊。这种所有生活用品的连续交换构成了商业，而商业使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温和得体……”这段话首次阐明了“国际贸易的天赐利益”的观点，雅各布•维纳将它追溯至公元4世纪，（这有道理，希腊罗马时代的商业为后世立法奠定了基础），但是萨瓦里所强调的最后一句话中提到“温和得体”，大体上属于他从事写作的那个年代。

P54-55对“温和得体的商业”最有影响力的阐释者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讨论经济问题的部分，他在开头一章便说：“……哪里有温和得体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温和得体的风俗，这几乎是（55）一条普遍规律。”在同一章的后面他又说：“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商业……使野蛮的风俗变得优雅而温和。”

P55无论如何，广义上的“温和得体”一词在法国之外也大受青睐。如在英国。

P55-56与“原始野蛮”的民族相对的“优雅民族”（polished nations）这（56）一说法，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得到普遍使用。它被用来特指西欧各国，它们的财富增长显然被认为与商业扩张大有关系。（因此，正如古希腊创造了古代政治文明一样，西欧创造了近代物质文明）。“优雅”一词之所以被选中，很可能是因为它与“温和”一词密切相关；由于这种风气，商业的“温和得体”可能间接导致了一种二分式表达方式的首次尝试，它后来以“先进和落后”、“发达和欠发达”这类名目一再出现。

P56形容词“温和得体”（doux）的起源，很有可能从“交往”（commerce交往、交际、商业）一词的“非商业”（noncommercial）含义中发现：这个词除了生意的含义外，长期被用来表示一再发生的活跃的交谈，以及其他形式的人们之间礼貌得体的社交活动与交往（经常是两性之间）。

P56-57“doux”一词就此进入“商业”领域，被赋予更丰富的含义，用来表示礼貌、优雅风尚和有益于社交的一般行为。尽管如此，“温和得体的商业”的频频使用让我们觉得，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因为当时奴隶贸易正值巅峰，普通贸易也仍然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常（57）常伴随着暴力的冒险活动。一个世纪后，马克思恰到好处地嘲笑了这个说法。他在说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讲述了欧洲商业扩张史上一些残暴的插曲，然后挖苦道：“这就是‘温和得体的商业’！”

商人是温和得体爱和平、没有侵略性的人物，这种形象的力量可能多少来自于他们同当时从事劫掠的军队和凶残的海盗的对比。但是这种形象可能还与人们看待不同社会群体的成见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在法国尤甚于英国：凡是不属于贵族的人，注定不具备崇高的美德或狂暴的激情。总之，这种人只求利而不求名，人人都知道这种追求与贵族受激情驱使的消遣和残酷剥削相比，只能是“温和得体的”。

九、赚钱是一种平和的欲望

P58-59沙夫茨伯里：沙夫茨伯里的主要贡献是复兴或重新发现了他所谓的“自然情感”，如仁慈和慷慨大度。区分出它们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影响，对他来说便不难证明这些美好情感对两者都有利。沙夫茨伯里然后讨论了那些不太值得赞赏的情感或欲望，将它们分为“私情”或“私欲”和“非自然情感”（例如兽性、嫉妒等）。前者致力于私人利益并可能导致其实现，但未必与公共利益有关；后者则既不会（59）实现公共利益，也不会实现私人利益。对于第一种类型，他又进一步区分出适度的情感和过度的情感。……赚钱显然不适合归入“私欲”的中间类型：适度追求，它会上升为既能实现私人利益也能实现公共利益的“自然情感”；过分沉迷，则会沦为于公于私皆无益的“非自然情感”。

P59-60哈奇逊：弗朗西斯•哈奇逊简化了沙夫茨伯里的概念框架，他一方面区分出仁慈的欲望和自私的欲望，另一方面区分出平和的“意愿动机”和狂暴的“意愿动机”。……哈奇逊在这里区分“平和的爱财欲望”（请注意，“平利”在英语中与doux同义）和贪婪的标准，不是欲望的强度，而是为更大的利益付出更高成本的意愿。因此，平和的欲望被定义为包含着计算和理性的成分，可见它正相当于17世纪人们所理解的利益。

P60休谟也采用了平和的欲望和狂暴的欲望的划分：“我们必须……区分平和的欲望和虚弱的欲望、暴躁的欲望和强壮的欲望。”问题由此迎刃而解：合理获取财富之类的行为可归入平和的欲望，这也是得到默许的欲望，同时又是能够战胜各种暴躁（但也是虚弱的）欲望的强壮欲望。亚当•斯密对改善生活状况的欲望有个著名的定义，它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欲望，尽管一般而言它平和而冷静”，这里他所强调的正是攫取欲望的这种双重特性。休谟在“论利息”（Of Interest）一文中列举了一个平和而强壮的欲望战胜暴躁欲望的具体例子：“一切勤勉事业的必然结果，便是爱财之心腹胀享乐之欲。”

本章小结：利益是谨慎而合理的自爱。它是无害、温和得体而又平和的自爱。
这样看来，Passion应该译为“激情”，而不是“欲望”。

第二章 对经济扩张改善政治秩序的期望

P65放任和鼓励个人的获取欲的主张，似乎是西方一种漫长的思想传统与17、18世纪知识氛围中一种重要成分的共同结果。
“利益对抗欲望”的命题不为人熟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被1776年问世的划时代著作《国民财富论》所取代和湮没了。
另一个原因：必须以艰难的方式收集上述内容中那些零散有思想证据。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试图证明这个命题属于迈克尔•波兰尼所谓“默会因素”的一部分，即被一个群体共同分享的主张和看法，在他们看来它不言自明，因此他们从未时行过充分或系统的论述。
如前所述，这一命题的起源显然与治国术的研究有关。

P66在18世纪，这种思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孟德斯鸠和苏格兰的斯图亚特。他们的基本点被约翰•米勒所丰富……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同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有着某些共同的前提和关切，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大相径庭。
（以下围绕这些代表人物分别展开）

一、一种学说的主要内容
1. 孟德斯鸠
在《论法的精神》集中论述政治问题的第一部分，孟德斯鸠首先按古典共和主义的思路论证说，通常只有当财富不过分充裕，或没有过分的分配不均时，民主制才能存活。然而他接着就给这一原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即“以贸易为基础的民主制”。
P67他说，这是因为“商业精神天然地会带来俭朴、节约、节制、勤劳、谨慎、安分、秩序和守纪的精神。只要存在着这种精神，它所获得的财富就不会产生任何坏的效果。”（这显然是指中国古代那种市场经济，即排除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P68-69（资产阶级民主）“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真是一个出色的概括，它基于一种期望：利益——即商业及其必然导致的汇票之类的结果——将抑制权势人物的欲（69）望和欲望诱发的“恶行”。孟德斯鸠此书中的许多相关段落表明，他在第21章提出的这种观点，是他关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关系的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一章（第22章）讨论君主的货币贬值政策时，他又提出了完全相同的观点：“外汇交易使银行家学会了对全世界的货币进行比较，按它们的正确价值进行评估。……这种做法摧毁了权力的肆意妄为，或至少使之不能得逞。”（这里大概是指金本位时代）
P70-72动产和不动产的划分。资产阶级掌握动产，因为它可以自由流动，所以能够用来对抗君主的任性妄为。
P73（作者不理解分权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孟德斯鸠设想出权力分立原则和其他各种方法，因为正像他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所言：“要想消除权力的滥用，必须通过对事物的安排，让权力阻止权力。”
用来限制权力无限膨胀工适当的“事实安排”，主要是通过把各种制度性和宪法性的保障措施植入政治体系而实现的。但是，这种安排为何没有纳入另一些可能有用的因素呢？如前所述，孟德斯鸠在讨论经济问题时认为，贪欲就像权欲一样，也是自我膨胀和不知餍足的。（孟德斯鸠考虑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以他当然不会考虑对贪欲进行限制，这是福利国家的任务）。尽管他怀着严重的担忧看待权欲，但我们知道他从贪欲中只看到了“温和得体”。因此他寻求一些具体的方法，使贪欲能够与合理的“事物安排”接合在一起。在上面那个关键性的句子中，孟德斯鸠认为统治者的欲望是由他的利益驯化的，他在这里把当时流行的制衡欲望的观点与他自己的制衡权力的理论整合在了一起。他赞扬汇票和外汇套利作为宪法性保障的补充，作为对抗专制主义和“权力肆意妄为”的堡垒；几乎不必怀疑，这些关于经济扩张带来有益的政治结果的论述，是对孟德斯鸠的核心政治论题作出的重要贡献，正像它为新兴工商业时代提供了基本辩护一样，而这种贡献过去被忽略了。
P74国际贸易能否导致国家间的和平？对此，孟德斯鸠也明确断言：“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国会变得互相依赖；如果一国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是基于相互需要。”（这对于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对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恐怕就是错误的了——至于如何约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P75实际上，孟德斯鸠并非毫无保留地赞扬商业。在称赞商业对和平的贡献那一章，他也遗憾地说，商业会导致一切人际关系的金钱化，导致好客以及其他“使人们不总是刻板地讨论自身利益的美德”的消失。

2.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
（从重商主义到自由市场经济再到计划经济的辩证法）

P76-78（同孟德斯鸠一样，斯图亚特认为77）贸易扩张巩固了“中等阶层”的地位，为此付出代价的是贵族，最终还有国王。（但他也形成了一种辩证推理），这种辩证推理和另一些暗示很可能使他的思想影响了黑格尔。他以真正的重商主义方式坚持认为，“工商业的出现”源自政治家获取权力的野心，但然后他又说明事情如何出现了意外的转折：“工商业……的形成归因于君主的野心……他们主要是想让自己发财，从而让邻国感到恐惧。然而直到现实告诉他们，他们才发现从泉水中汲取的财富反而虩了泉水；富裕、大胆、生气勃勃的人民，手中掌握着君主的一份财富，由此也增强了自身的权力。当它变得强大起来时，他们倾向于动摇君主的权威。这一转变的后果导致了一种更温和、更规范的行政方案的出台。”“国家一旦开始靠产业的成果来养活，君主权力令人担忧的危险性就会减少。他的行政机构变得更为复杂，而（78）且他发现自己受制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法则，任何违反这种法则的行为都会使他陷入新的困境。”斯图亚特在这里留了一点退路……但是在几章以后，当斯图亚特回到“现代经济的复杂系统”给管理公共事务造成的“限制”这一话题时，他把这一告诫忘得一干二净。他再次提出一个具有两面性的观点：一方面，财富的增长使政治家“对全体人民的行为有关十分强大的影响……这在以前的时代，甚至在最独裁的ZF统治下也前所未闻”；然而同时“统治者权力的一切专横使用都受到极大限制”。原因在于“复杂的现代经济”的性质，斯图亚特也把它称为“计划”或“经济计划”：“……这种计划的实施将绝对证明它与一切专断的或不规则的措施不相容。”“现代君主的权力无论因其王国的体制如何绝对，只要他制定出我们这里所要解释的经济计划，这种权力立刻就会受到限制。即使他的权威过去有着楔子一般的坚硬和威力（它可以用于不同的用途，例如避开木头和石头等坚（79）硬的东西，可以放在一旁然后又随便捡起），它最终也会变得像钟表一样精密，因为钟表除了计时之外别无它用，如果用它来干别的事，或是不以最轻柔的手来把玩它，它会立刻被弄坏。”“可见，现代经济是为制服专制主义的蠢行而发明出来的最有效的辔绳……”这是对最先由孟德斯鸠提出的观点的另一种漂亮表述。由于“现代经济的复杂体系”，利益将专横的ZF，战胜“专制主义的蠢行”，简言之，战胜统治者的欲望。这时斯图亚特把早先的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将工商业的扩张明确视为“对抗[人们的]欲望、罪恶和弱点的可靠堡垒”。

P79-81（管理学派的先驱）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这本书的名声是，它主张“政治家”（作者注释：“政治家”是斯图亚特对“与政体相一致的立法或最高权力”的简称。Inquiry, Vol. 1, p.16. 不过一般说来，斯图亚特所使用“政治家”一词是指一个开明的或应当开明的决策者，他只关心公共利益）不断操控舵盘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为斯图亚特恢复伟大经济学家名声的尝试，则把他说成马尔萨斯、凯恩斯和“调控经济学”（即管理学派）的思想先驱。可是他同时认为，“现（80）代经济的产生”将对形成前所未有的限制或约束，这又如何可能呢？

答案存在于斯图亚特有一种暗示性的区分，一方面是因统治者的罪恶和欲望而产生的“专横的”滥用权力（这与孟德斯鸠的“权力肆意妄为”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是一心为公益的虚拟政治家实施的“精确微调”。（作者注：斯图亚特的著作中最一般的假设是，个人是以自利作为动机，而“政治家……应该具备最强大的公共精神。”Inquiry, Vol., 1, pp.142-143.）根据斯图亚特的看法，现代经济扩张终结了前一类干预，然后带来了对后一种干预的特殊需要，以便让经济沿着合理的轨道平稳运行。

这不禁让人想起17和18世纪颇为流行的把宇宙视为钟表的比喻。必然的结果是要让上帝改行或“更换工具”：从《旧约》中的泥陶匠变成现在的“钟表大师”。这当然暗示着上帝一旦造出钟表，它将完全自我（81）运转。斯图亚特的经济钟表秉承了宇宙钟表的品质，它是一架精密制造出来的机器，不应受到外来专横干预的影响，但是斯图亚特选择钟表这一比喻，是想表达两种意思：一是专横粗心的操作已无可能；二是需要细心的专业“政治家”经常进行正确的调控。

3. 约翰•米勒
（阶级的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P82在米勒去世后出版的一篇题为“制造业、商业和技艺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传播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倾向”的文章中，米勒对自己的主题陈述如下：“在商业国家，自由精神看来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首先是与财产和生活必需品分配相关的人们的地位，其次是能够将社会不同成员联系起来并相互协作的手段。”按照这一提纲，他首先说明了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如何导致这些领域更大的“个人独立和更高的普遍自由观念”。他还认为，这些进步可能不会伴随着财富的极大不平等，这是前一个时代的特征；而是会带来“富裕程度的级差，从最上层到最下层之间不存在断裂”。（可见，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两极分化）

P83-85（关于阶级形成的大段引文。P83先讲了中世纪由产业的分散带来的人口的分散状态，然后讲了随着贸易和制造业的进步而导致的阶级的形成。然后在P84拿农民与商人做了比较，最后说）“在不列颠，这种巨大的商人协会的盛行，在本世纪逐渐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大城市居民的喧嚣骚乱，能够让当局彻底不得安宁，能够吓坏最大胆的官员，能够使幕后大佬最放肆的心腹倒台。商人利益的呼声从来不会让政府掉以轻心，当它坚定而一致时，甚至能够控制和左右国家议会的议政。”
P84-85这些话最令人难忘的特点是，米勒对暴乱和其他群众活动的社会作用持正面扑救。数十年之后气氛就完全变了，像安德列•尤尔博士在他的《制造业哲学》（Philosophy of 85Manufactures，1835）一书中证明的那样：“制造业自然地将大量人口聚集到一个狭小的范围。它为秘密结社提供了一切便利……它赋予草民以智巧和能量，为他们的自由主义运动输送抗争的财力。”（在《资本论》中，尤尔的这本书被翻译为《工厂哲学》）当然，到1835年，不断“抗争”的工人阶级已经出现。（下面作者说明：米勒看到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兴起，因此他只有正面评价，休谟就不是这样了）。

P86此外，就像斯图亚特把“现代经济”的运行比作“精密的钟表”一样，“商人”运动及其联盟，在这里被视为“机器般的一致性”展开。（预示着涂尔干的“有机集体”）。米勒显然确信，他揭示了一种重要而可靠的机制，它将确保君主的欲望不能长久压倒公共利益和经济扩张的需要。在这一意义上，他的思想完备了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