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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做了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在将其划分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史学”和“历史制度分析”三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对其理论方法、主要内容、学术成就、历史局限性以及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借鉴意义进行了分析、评价和思考。
［关键词］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史学；历史制度分析。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然而，在西方的有关文献中，至今还没有见到关于制度经济史学的概念、定义以及对这一学科基本性质的论述，对其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内容结构和学科体系等更没有形成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本文拟对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学术成就、历史局限性以及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借鉴意义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与思考。
1. 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经济史学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的历史相当久远。应该说，经济史学从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的那天起，就把制度问题视为自己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如一地关注于制度的起源、内涵、演变及其作用的研究。然而，直到本世纪中叶以前，经济史学家们对制度问题的研究还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和不自觉的状态，当然就不可能形成什么特定的理论框架和完整的内容体系。
从本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了两项对其后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变革：其一是“新制度经济学” 的大规模发展，其二是 “新经济史学革命”的蓬勃兴起，这两项重大变革直接推动并促成了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和形成。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在其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从而进一步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性，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观念和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在这场经济史学大变革中，新经济史学首创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发展史，改变了经济史研究多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局面。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
2. 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 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如前所述，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使经济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的大规模应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对制度问题的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得心应手的分析工具。从此，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以计量和统计分析为主要方法和工具，以历史上特定的经济制度——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开始成为经济史学研究制度问题的主流。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己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 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 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例如，麦克劳斯基(McCloskey)指出，在近代以前的欧洲农村，有一种特殊的所有制结构非常盛行，即每个农民的土地不是集中在一块，而是分成很多块，散布在村庄的周围，从事分散式的耕作。这种情况从技术角度讲显然是非效率的，但由于当时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保险制度，而应付饥荒的其它方式（如谷物的储藏）的代价又远比分散耕作昂贵，农民除了采取这种分散耕作的方式，别无他法来降低歉收和饥饿的风险。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市场制度的完善，产生了防范饥荒风险的更为有效的方法，这种分散耕作体制自然也就消失了。与此相似，加兰森也认为，17和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强制劳动契约（白人契约奴）制，也是市场不完善的产物。由于缺少相应的金融市场，准备迁居北美的移民没有财力支付他们的旅费。因此，他们只好通过劳动市场签订强制劳役契约来筹措迁移费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完善，能够为移民提供更有效的财力支持，强制劳动契约制也就随之衰落了。
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决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加兰森(Galenson)经过研究得出结论：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横跨大西洋的高度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但是这种推断是建立在理论分析而非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与此相似，诺思(Douglass C.North)也曾提出，从1760到189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扩张，因为它使资源配置打破了以前自给自足经济的限制。然而，他并没能提供出任何检验和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市场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并且是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出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也根本无法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开展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
长期以来，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基石，也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不变的理论内核和主要研究纲领。（拉卡托斯在其名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提出，构成科学和理论体系最基本单元的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不容改变的理论硬核和可以变化的保护带两部分构成。）然而，正是这三大理论基石和硬核，严重限制了新古典经济史学对制度问题的深入研究。首先，稳定性偏好的假定无法适用于经济史对制度的分析。诺思在阐述经济史的任务与作用指出：经济史的本质特征是它给经济学的研究增加了一个时间序列的维度，它的任务与目标就是要分析那些被经济学假定为不变的参数。而制度经济史学，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在时间的序列中去考察和说明制度的产生、演变及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因此，要对制度的生成与演变做出很好的说明，就必需打破稳定性偏好的假定。其次，理性选择模型这一假设只有在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和完备界定的私人产权这三个条件下才能成立。这样的假定条件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个真空的理想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在现实中（包括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而制度经济史的宗旨，是要研究和说明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制度及其作用，并试图通过历史的制度分析对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制度做出更好的说明。可见，制度经济史所面对和要研究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世界。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显然无法适应制度经济史的需要。最后，均衡分析的结构与方法。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想的资源配置形态集中在实现瓦尔拉均衡这一问题上。如同福利经济学第一命题所示，如果所有市场都能满足一定的市场条件，就能够在帕累托效率的意义上实现社会的资源配置。另外，如果政府能够对经济主体的初始禀赋进行适当的再分配，那么任何帕累托效率上的资源配置都能够以市场均衡的形式实现（福利经济学第二命题）。至于新古典经济学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由市场失灵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可以通过中立的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加以纠正。因此，瓦尔拉均衡是普遍成立的。这样，在以瓦尔拉均衡为依据的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制度，便只有市场这一种形式了。这也正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重视市场制度而忽视非市场制度的内在原因之所在。
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3. 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一方面，如前所述，到本世纪70年代初，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局限性日趋明显，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呼唤着经济学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而新制度经济学在沉默了近30年后（从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算起），恰恰在这时也进入了大规模发展时期。新制度经济学所特有的专门用于分析制度的一些理论和学说都渐成体系、日益成熟。所有这些，为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适用的分析工具，促进了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并明确地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实践和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 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这极大地扩张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经济史学未来的研究模式。
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诺思把意识形态的制度作用归纳为：⑴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的默契，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引导着人们的选择，使决策过程更加简化，因此能够降低社会制度的运行成本。⑵“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样，它就有助于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减少时间和成本的付出。⑶“当人们的经验与思想不相符时，……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经验的新的理性，” 即新的意识形态，以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成本。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诺思指出，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是因为如果仅限于对个人主义的、有理性目的活动的新古典范式，关于制度变迁的动态理论就无法解释许多历史上经济的客观变化。客观经济变化的发生不仅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对新古典模型产生的压力所致，而且是因为不演变的意识形态观点使得个人和集体对自身地位的公平性产生相互对立的观点，并使他们按照这些观点规定的规范而行动。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 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又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差异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经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新制度经济史学实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让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一大功绩。而这一点，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次，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开创了经济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新时期。第三，新制度经济史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讨了制度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诸多富有开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为制度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中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新制度经济史学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就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限定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制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它无法解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其二，尽管诺思等人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找到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做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历史考察。而这一点，一直令诺思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在诺思的著作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了对意识形态、文化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预期进行研究的困难性。
4. 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 Greif)教授。从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对经济史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它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界定并加以实施的产权、规则、规制，它们形成的政治过程，及其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普通关注。然而，它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框架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如国家本身），对影响制度与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迹的非法律因素，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 因此，必须从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新制度经济史学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了弥补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不足，历史制度分析有针对性地把制度被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 将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的约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克服了新制度经济史学对自我实施制度重视不够和研究不足的倾向，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并促使历史制度分析的研究者为这一新的研究对象去探索寻求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去实现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创新与发展。
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制度，就为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制度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我实施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与人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基本属性，说明了它对博弈论分析框架的特殊适用性。
然而，把博弈论框架应用于历史制度分析也面临着挑战。在很多种战略局势中，存在着多重均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博弈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有关均衡结果的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它在以往的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而历史制度分析则通过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格瑞夫指出，正是博弈论分析结果的这种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它与历史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和细节，即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在研究的实践中，格瑞夫通过“特殊历史相关性模型”( A context-specific model)较好地解决了博弈论分析结论的非确定性问题。
在给出了制度的明确定义，找到了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后，格瑞夫对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经验研究，对一系列有关制度经济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
格瑞夫是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历史制度分析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指出：“对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导致这两个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的诸多因素，并且揭示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
格瑞夫首先探求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过严谨缜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后，格瑞夫得出结论：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
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诸多事关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都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例如，在面对海外贸易代理关系中的代理商“承诺问题”时，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商人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热那亚商人实行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而马格里布人却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热那亚逐渐孕育并建立了许多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如提货单制度，保险制度，具有无限连带责任和永久合伙制性质的家族企业形式，等等，而马格里布虽然也经历了相似的经济贸易繁荣，却并没有建立起类似的制度。在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热那亚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经济行为，人们也习惯于通过法庭来解决争议和纠纷，而马格里布的政府和法律却很少能对经济行为提供有效的约束，商人们也习惯于非正式地签署契约和解决争端。这些完全不同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表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中，热那亚逐渐地建立起了一套足以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市场制度、相应的法律体系和保障体制，而马格里布却没有建立类似的制度安排。这便是导致两个地区经济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然而，格瑞夫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进一步追根溯源地提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会做出如此不同的制度选择？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选择呢？经过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格瑞夫提出，是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历史事实表明，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
在建立海外贸易代理关系过程中，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他们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只有被骗的贸易商才会解雇并从此不再雇佣实施欺骗的代理商，而其他未受欺骗的贸易商并不参与这种惩罚。而马格里布人却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如果某个代理商欺骗了任何一个贸易商的话，那么同这个被骗贸易商同一社区的所有贸易商今后都将不再雇佣他。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不论是否有利可图，马格里布商人都拒绝与非马格里布商人合作。即使在远离本土的新辟商业区，马格里布商人也坚持只同迁移去的马格里布人及其后裔建立代理关系。此外，在社会内部代理关系模式的选择上，热那亚人采用的是“纵向”的代理模式：一个人要么充当贸易商，要么充当代理商，只在两者之中选其一；而马格里布人则采用了“横向” 的代理模式：一个人既可以充当代理商，也可以充当贸易商，同时提供或获得代理服务。经过论证，格瑞夫进一步指出，热那亚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的纵向代理模式，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与此相反，马格里布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代理模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则是不利的。
文化传统也影响了相关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马格里布人拒绝使用提货单，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机制已经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问题。而热那亚商人缺乏同样的非正式实施机制，他们只好通过使用提货单、通知单及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解决与海运货物相联系的组织问题。另外，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在马格里布商人之间，经常可以看到以贷款、免债和扩大信用的形式帮助破产者的情形。而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商人们不会指望得到这种互助。于是，意大利人发明了保险制度。再有，在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中，诚实的代理商和骗子被重新雇佣的概率都在０和１之间，不像马格里布社会那样有明显差别。因此，热那亚商人希望提高雇佣代理商的安全性。这样，家族企业这种具有无限生命期和较低破产可能性的组织形式，便在热那亚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家族企业形式的发展完善，它开始向非家族成员出售股份，同时产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相关信息的传递以及会计程序的完善等问题。显然，这孕育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最初形式。而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后，仍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相应的制度。
文化传统也影响了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发展。简单地说，在一个热那亚这种的个人主义社会中，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传递通畅的信息网络，非正式的经济强制水平又相对较低，为了促进交换、支持集体主义行为和减轻搭便车问题，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就是必需的。或者说，在一个如热那亚那样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必须有一个政治权威组织，以其行政与法律的强制力为市场经济的私人秩序和制度提供保障。而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中，有效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完全能够对潜在的违约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并对现实的违约者实施有效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了。前述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上面理论分析和史实描述不难看出，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格瑞夫指出，“历史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支配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代理关系的不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归结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制度。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即商人一身兼商人和代理人二职），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 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两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后，格瑞夫指出，马格里布人的制度结构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相类似，而热那亚人的社会组织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相类似。这表明，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中世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社会或许已播下“西方世界兴起”的种子，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
历史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学说。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其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别其一格的理论框架、灵活实用的分析工具以及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第一，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以前无人自我实施制度上，弥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给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运用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中的制度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探索，格瑞夫不仅为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找到了较为有效的途径，而且为博弈论本身从这一应用中获得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第三，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在制度分析中发挥历史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历史的检验功能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进展。第四，对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谨缜密的理论分析和确凿翔实的经验论证，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观点见解和发人深思的研究结论，推动了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历史制度分析毕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学说，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中，必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与局限。第一，历史制度分析对“自我实施制度”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也缺少充分的论述，这就容易引起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歧义，也给理论上的分析带来了不便。第二，研究领域和范围还过于狭窄，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从目前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看，历史制度分析只是对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国家，主要是热那亚和马格里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制度分析。虽然格瑞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且也在努力通过这些具体的个别的案例研究来发掘出更一般的规律，但就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其对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地加深与拓展。第三，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在博弈论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尤其是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上，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型的假设条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问题，以及博弈论模型在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内的普遍适用性问题，等等
5. 启示与思考
纵观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近50年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其具体的标志就是它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宽阔，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越来越先进，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深入、具体，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在这之中，有两点对我们来说特别具有启发意义：其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以及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古典经济理论与方法同经济史研究的结合，导致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运用，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出现；而历史制度分析的崛起，更是得益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大规模引入。其二，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经济史学的发展仅仅依赖于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够的，还要（或者说更主要地）依靠自身的实力去赢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进一步说，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从理论经济学中汲取动力和营养，积极引进和借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更要以自己所特有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和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证实自己对经济理论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要这样，经济史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融入经济学的主流。西方制度经济史学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与新制度经济史学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与历史制度分析对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现代契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都是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学界同仁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瓶颈”是缺少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我以为，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但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能靠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不能依赖四处呼吁去乞求别人的重视和更多的倾斜政策，而是要靠自己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独具的研究视角、尤其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去证明经济史研究对于我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去赢得社会和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与创新。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二是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目前看来，对后一工作更缺乏重视与投入，更需要大力加强与提高。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
（原文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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