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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1、现在最流行的口号是回归真实的我，做回我自己。但是这样一个口号是极其误人的，是蛊惑人心的。为什么？因为人们在讲这样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不知道这句话隐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因为你说我要做回我自己，你自己是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只是认知的动物还是物欲的动物，其中包不包括道德，有没有把这个分辨清楚？所以人们在讲回归真实的我，做回我自己的时候，往往讲的是我要认识我自己，我要认识我自己的自由，我要自己去选择，我要对我的选择负责任，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2、勒庞反对一个民族热衷于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他认为，这种变革的计划从理论上说无论多么出色，都不会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因为＂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采用激进的方式，借助于抽象的原则贯彻一种社会改造的蓝图，只会＂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
3、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
4、＂这种运动表面上看就像是一首奇怪的交响诗，它兼有残酷和崇高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旋律：崇高的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它的＂道德净化＂作用，使他们可以把自己或别人的死亡同样看得轻如鸿毛。当然，这些受到崇高的宗教感情所激励的群众，＂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因而在无辜者的鲜血中映出的，从主观上说并不是人性的邪恶，而是真诚而不屈的信念，是出自＂群体灵魂运作＂的产物。
5、在观念简单化效应的作用下，凡是抱着怀疑的精神、相信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极不易发现＂确定性真理＂的人，尤其是一个习惯于用推理和讨论的方式说明问题的人，在群体中是没有地位的；当面对激奋的群情时，他尤其会生出苍白无力的感觉，因为他意识到他要与之作对的，不仅仅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还有＂多数的力量＂，还有贯彻这种行为时的偏执态度。
6、参加1989年示威的学生和较年长的知识分子，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对国家的命运怀有一种很深的责任感，然而他们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他们没有用多年时间建立夺权组织，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斗争，也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锻炼。他们是他们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缺乏人生历练，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
7、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8、我在个人实地调研中的体会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实际中并没有学者想的那么严重。底下小煤窑塌了，死了多少人上级政府其实是知道的，只是不是“制度化”地知道而已。所以我们在说隐瞒和谎报的时候，并不等于“上面的人”一点不知道。“上面的人”不是通过制度化的手段知道的，而是通过关系知道的。八卦、聊天、饭局还有自己的好友、死党，自己的庇护人和被庇护人，他主要的信息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流动的。现代社会科学中，我们把它称为“非正式关系”或者“潜规则”。当你用“非”和“潜”来形容它们的时候，你已经把它们的重要性弱化了。这恰恰是人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其本质是历史问题，是古已有之、中国政府行为里根深蒂固的问题。
9、我们对这个世界或这些存在物的一切经验、一切思考、一切言谈都不得不由一定的话语来实现、来达成；在我们的主观意识和话语系统之外存在着的那个世界如果有也只是一片混沌，无法被我们以人类特有的方式加以经验、思考和言说。只有经过特定语词的“切割”，这个本来混沌一片的世界才能够成为我们经验、思考和言说的具体“对象”；又只有按照特定的陈述和修辞模式，这些具体“对象”才能够进一步连接成一个具有丰富内容和情节的“世界”；又只有按照特定的主题构成策略，这个“世界”才能够转化成为我们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场域中加以经验、思考和言说的独特“视域”。然而正如索绪尔说的那样，我们由以对这些存在物进行经验、思考和言谈的特定话语(语词、语法、修辞模式等) 与被我们经验、思考和言谈的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非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可变的。
10、作为一种话语性实在的“中国社会”事实上，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所使用的语词与其所指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语词与其所指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
11、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寻求或掌握全能性的真理，而是提出问题，较高的一个境界是在理论和实际脱节点上，或不同流 派理论的交锋点上，提出问题，试图超越现存视野。另一用途是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分析概念。这样，理论更多的是工具或对手，而不是答案。
12、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本质的悲剧，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气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我们挺立在那里，没有观众，没有证人，也没有期待，没有援军。我们不倒下，仅是因为我们不肯让自己倒下。我们以此维护了人的最高最后的尊严——人在大自然（=神）面前的尊严。
13、中国研究领域中的第一种反应就是有一代人的学术遵从西方思想家的思路将中国看作是“它 者”。这一代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将上述思路简单地转化为：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将中国与西方对立并置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它把这种对立当作是已经给定的东西需要予以解释。而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既有“中国文化中心论”，又有“儒教抵制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官督商办”等等。
14、对于韦伯而言，中国的城市是行政治理的中心而非商业-生产中心，中国的法律是实质性的和工具主义的而非形式主义的，中国法的组织逻辑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中国不同于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方。
15、不是所有的国家权力扩张行为，都有资格称得上“国家政权建设”，相当多的情况是，机构虽然在建设，但上述重要的社会关系转变并没有广泛发生，相应的制度变革也没有为新社会关系提供稳定的支持，流行的制度更没有体现出新的政治经济权利原则，因此需要对“国家政权建设”进行超出机构建设的观察，更要防止“征税数量”的统计陷阱——假定一切的汲取税收活动，都反映了“国家政权建设”的活动。另一方面，对不合格、不真实的“国家政权建设”需要保持敏锐的批评。
16、国家政权建设是常见的分析视角，在欧洲社会经验里，它指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文化及制度整合过程。表面上看，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各级机构的建立和延伸，因而它往往意味着国家权力向社会各类组织扩张，即向从前不曾是国家负责的领域要求管辖权。然而实质的内容是，国家自身角色性质的改变，以及它同一系列重要社会单位、个体行动者制度化关系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为一场现代社会“革命”。随着这场革命的到来，贵族和城市精英的局部控制权被取代，民众的归属认同从旧的政治单位中脱离出来，建立起他们归属民族国家的一系列新原则，即公民和现代国家的关系。这种新关系依赖新的税制和法制秩序稳定下来，政权由一个私人家族组织即皇权发展为现代国家组织，成为管理公共财产、受到宪政规范并授权的公共服务机构。很明显，这里不仅涉及到权力的集中，还产生了规范秩序的新原则。而这些新原则能够在地方控制单位的强烈抵制中获得成功，在于民众的选择，在于这些新原则符合并能够保护他们的权益，以改变从前那些治理原则只有利于地方权威利益的状况。
17、乡村基层政权的性质并不如它的名称一般可以被看作国家设在基层整体组织的一部分，如果正是那样，它必须被假定为：只有执行国家制度的义务，而没有规定或改变这些制度的权利。然而资料显示，基层政权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它的名分，它并非代表国家，依据国家的规则管理乡村生产资源，而是发展出自己的规则，它距离一个典型的科层组织相去甚远，是一个具有官方身份（兼服务于国家的部分目标）、同时又具有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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