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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承集》是著名出版家沈昌文的一部书信影印集，收录了吕叔湘、陈原、陈翰伯、黄仁宇、董桥等出版界前辈和海内外知名学者作家写给作者的书信、手札百余件。书信内容均围绕当时《读书》杂志和图书的出版展开，涉及选题意见、审稿意见、出版方向等各个方面，从中可以窥见老一辈出版人是如何做出版，以及当时一些文化事件背后的故事。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是我国知名的出版家，1996年1月退休。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译作有《控诉法西斯》、《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等。
沈昌文写了一篇叫做在《我的老师》的文字，摘录如下：
“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学历，也因此，我一生跟从的老师就特别多。从小到老，最愿意做的事，便是‘师从’。十几岁失学以后，发现上海法国公园里有人教英语《泰西五十轶事》和中文《古文观止》，不要学费，就赶紧去听。以后上夜校，听讲座，一点没有懈怠过。一九四九年前后，在上海霞飞路跟白俄学了一些俄语，使我以后成了‘进步知识分子’，日子越来越好过。”
沈昌文干了几十年编辑出版，他认为自己最大的乐趣是面对那么多有学问的老师——作家。他自视为“杂家”，而作者好歹也是专家。改革开放之初，沈昌文正好开始做一个编辑部门的负责人。他为此感到特别快乐。沈昌文曾在文章里回忆当了编辑部门负责人的“快事”：“在这以前，我去一个单位找朱光潜教授组稿，那里的人事部门好歹不让我同他见面。以后见面说事，人事干部在旁边监听。现在，我居然可以自由出入任何一个大教授的家，彼此畅谈一切！现在人们老夸沈某人当年编《读书》杂志多带劲。其实，这劲儿全来自改革开放那个好年代，可并不是沈某人的个人能耐。”
在主编《读书》之前，沈昌文曾在人民出版社担任秘书，因业务需要，他喜欢保存文档，这个习惯一直保存到现在。《师承集》的出版，便得益于这个好习惯。让沈昌文感到遗憾的是，第一，《师承集》里收集的信札并不很全；第二，学人们给他的许多教导，不一定通过信札。譬如李慎之老先生当年教他出外国书的译本要“向后看”，不必盲目追从西方新思潮。这个意见让他受用了好多年。而这个想法，是在一天开会休息时李慎之悄悄地在他耳边说的。
尽管有遗憾，“但不管如何，学人们的许多高见还是让我受用无穷。我最记得的是吕叔湘老人，他老人家每看完一期《读书》，就给我写一封信，提出他的想法。我收集了好多信在这里。我甚至想说，编这本书，主要为了让人们见到吕叔湘老人家这些宝贵的信函。”沈昌文坦言。
《师承集》全书四色印刷，均为影印的书信，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乐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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