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产权
当所有的功臣已经成为累累白骨，朱元璋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帝国的产权已经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子孙后代的眼中钉、肉中刺也一一拔出，朱氏王朝的基业终于得以传递千秋万世、永不断绝了。
然后六百年之后的我却怎么也无法为他的伟业感到兴奋。我们的帝国已经驶过了秦汉，穿越了隋唐、走过了宋元，终于来到了大明并将继续下去。但是两千年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悲剧却一直像紧箍咒一样套在帝国的头上，我们一直都走不出这样的历史怪圈。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缘故呢？当名将功臣杀尽，我们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又是如何经营其庞大的帝国呢？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仍然想透过历史的迷雾，用一种被称为经济学的显微镜来寻找尘埃掩盖下的答案，而我的标本就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
我们不妨把那一群最先反抗元朝暴政的起义领袖们理解为极富风险偏好性的创业者。他们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于元朝的镇压与其他创业集团兼并威胁中成长。最终，他们胜利了，创立了大明王朝这个超大型的公司。而朱元璋则无可争议的成为了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帝国的产权终于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朱元璋的内心并不踏实，帝国的产权稳定吗？要知道，那一群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兄弟都是一群极具风险偏好性的亡命之徒啊！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手握重兵，各个能征善战，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政府都具有极高的威望。倘若自己一死，子孙后代能保全吗？一旦这样的疑问发出，“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悲剧就会重演。朱元璋到底有些于心不忍，他安慰自己道：“我别无选择。”
你真的别为选择吗？这样大的一家公司，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股份分一点给你的部下呢？即使你分出去百分之十的股份，你仍然可以绝对控股你的大明王朝啊？历史上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刘邦这个董事长就曾经很慷慨的将自己的股份赏赐给部下，只不过后来又收回来了而已。于是，我不禁纳闷了，既然微软帝国的股份分给它的员工可以使其很好的发展，而我们帝国的股份分给功臣的方案却总是行之无效呢？
历史是不会错误的，错的只是我们对历史的分析，朱元璋以及历代明君的选择也不会没有必然性。问题出在哪呢？我认为出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上。为什么呢？因为这句在我们帝国看来天经地义的话正好象征着我们的帝国没有私有产权或者说是缺乏的私有产权的保护。是的，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帝国是没有私有产权的。即使是股份已经分封给了臣下，功臣也不能说是产权的所有者，他们只是暂时对帝国的资产加以监管而已。皇帝这个董事长什么时候不高兴，他都可以随便找个由头将功臣的财产收归己有。而这一切，功臣很明白，皇帝更加明白。功臣明白，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的想要维持自己的产权。皇帝更加明白，因为他知道功臣产权的完全拥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产权的丧失。而一旦帝国的产权丧失便意味着自己的彻底灭亡，九族俱灭并不是玩笑！面对如此大的风险，再怎么仁慈的帝王都不会犹豫了，于是历史的悲剧一幕幕上演。
终于，乱世需用重典的时刻过去了，天下终于太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我们该如何来经营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呢？《论语》是一个很好的答案。要知道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会激励无数具有历史使命感的读书人来为这个帝国奉献。况且儒家强调君臣之礼、强调名正言顺，文臣造反的道德成本太高，况且文臣缺乏造反的实力。以文人治理天下，皇帝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这个庞大的帝国拥有无数的聪明才俊，在董事长皇帝的英明领导下，这群忠心耿耿的员工是应该能够让帝国强大的。然而历史的答案和我的预想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们至少忽视了两个问题。
问题之一在于皇帝的个人效用与帝国的强盛并不一致。从明朝的历史来看，皇帝其实是很累的，朱元璋简直就是个工作狂，朱棣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把控制权力开疆扩土当作自己的快乐的。正德皇帝就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整天玩得不亦乐呼；嘉靖皇帝前期还算勤政，到了后来就一心想要得道成仙了；万历皇帝因为在立储问题上受到打击，更是消极怠工……因为皇帝们明白，他们不需要太勤政，他们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只要他们的昏庸是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天下的百姓是不会也没有理由反抗的，朝廷的臣子会有意见，但是对于皇帝们的消极怠工，他们也无可奈何。
但是皇帝们很清楚，自己之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极怠工，是因为自己还牢牢的掌握着帝国的产权。为了维持自己的产权，他需要防范自己的大臣。所以对付大臣，他们采取的最主要的策略便是平衡。大臣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太监之间，文臣与武将之间，最重要的是保持均衡，只有均衡了，自己才能够充分享受特权：只有均衡了，皇帝才能跟大臣讨价还价。至于帝国的强盛与否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臣子也不总是被动的均衡的。当张居正死后，申时行这个内阁首辅在人员安排上就尽量保持均衡了。因为他知道皇帝需要大臣之间的均衡与相互制约，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相安无事。至于帝国强盛的问题，既然张居正都办不好，那我申时行又有什么办法呢？
问题之二在于大臣们的道德也并不总是可信的，特别是在皇帝消极怠工的时候。官员们表面上都是挂着儒家千秋大义的羊头，背地里却买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狗肉。要知道经济学最基本与核心的假设就是人是自私的，人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一条假设是不是符合每一个人我们暂且不说，但是他至少是符合一部分人的。于是这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就会去迎奉皇帝，就会不择手段的打击自己的政敌。而那一部分真正的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呢？直谏皇帝者当然会落得个失宠的下场。更多的是清高之士，他们不愿意与小人同流合污，于是他们便会选择用脚投票，离开这污秽之地。于是朝廷里面的逆向选择便产生了，“劣币”终于驱逐了“良币”。朝廷里面剩下都是小人，朝政废弛，国运衰退便无法避免了。
在委托代理理论中，一直有这样的一种观点——最终剩余索取权拥有者有动力去监督代理人努力工作，使利润达到最大化。但是我认为产权的所有者不一定都有动力去使自己的产权创造最大的价值。因为当他的产权足够大时，即使他不怎么努力，他也能够获得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皇权便是最好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昏君往往要比明君更懂得享受生活，也更好的履行了自己的意志。皇帝也会搭便车，只不过他搭的是全天下人的便车，因此他搭便车的收益会很高。而且只要这些昏君的搭便车的行为是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的，例如说明朝的几个皇帝，他也不会有被推翻的风险。在皇帝的目的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情况下，臣子就也不会或者说很难锐意进取了，更多的是力求自保或者是远离政治。这个时候国力开始衰微，接下来的改朝换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新的朝代重新开始，历史的循环会继续。
我曾经天真的想过——既然有些皇帝的效用与帝国的强盛不一致。那么我们皇帝为什么不把帝国的控制权交给有能力的大臣，前提条件是大臣保证其能够享受皇室的待遇。这样的话中国不就是最早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了吗？事实上，明朝真的是有这种可能的。正德皇帝说不定就会同意我这个方案，而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的地位似乎和现在英国首相的地位区别也不大。但是正犹如我前面所说的，历史是不会错的。那这一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前面已经说过的——我们这个帝国缺少对私有产权保护的法例。没有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谁执政都不会让另外的人放心。所以在历史上的中国从来没有执政与在野之分，更多的分别在于成王败寇。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明朝，不管是严嵩还是徐阶，不过是高拱还是张居正，一旦他们上台，等待政敌命运的就是灭亡。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掌握政权的人就更加有动力强化自己的势力打击政敌的势力，恶性循环又将开始。
第二点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很稳定的阶级。帝国的首辅必须代表谁的意志呢？当拥有阶级的时候，他如果隶属于这个阶级，他便会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之所以能上台是因为这个阶级力量的强大，所以他上台了也必须为这个阶级服务。阶级的意志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代表是一种公共的意志。但仅仅有一个阶级还不行，政治的民主还在于权利的制衡。只有存在至少两股势均力敌的阶级势力，这种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才能够长久。然而十五世纪的中国显然缺少这样的历史条件。
第三点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汇总强调团体国家，而我们的文化强调家族，所谓家国同构是也！一个人往往代表放入不是一个社会团体的势力而是一种家族的势力，而中国又是差序格局的社会构造，讲究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帝国的首辅确实是道德高尚的，他也很难做到大公无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之所以在中国屡见不鲜也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十五世纪的中国，即使经济已经很发达，即使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即使有了民主政治的一丝踪迹，但是因为以上的几个原因，我们的帝国还是错过最好的历史机遇。然而历史是不会停止它的脚步的——哥伦布的航行已经开始，英国的光荣革命也即将发生，接下来便是工业革命，再接下来便是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而等待着我们这个伟大而又衰老的帝国的将是无穷的痛苦与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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