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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在这个世界中，无论任何一篇文章，只要是用心写出来的，都会是最美的文章，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毕业论文是关乎自己的学业命脉，也是自己在这几年的学习时光中是否能得到一个好的证明的依据。
但是面对现在的这些毕业论文，一篇一篇看似高深的题目，论文的内容写的是天花乱坠，其中的一些技巧只为得到毕业证书，对于这样的论文发表，我们宁可不要，社会不需要，学校不需要，学生自己本身，更不会需要，因为这样的论文只会蒙蔽了双眼，让学术变的一文不值。
我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不是我自己的，是我近期看到的一篇故事，以为毕业大学生将自己的母亲写成了论文，这样的一个举动确实引起了很多方面的一个关注，首先我对这类论文的一个看法就是，赞，能以自身为出发点，获得一些思维的发散，随后归纳到感恩上面，是给社会和学校最大的正能量，这种力量是现在大学生最需要的，也是国家最需要的，所以我读了，转了，流泪了，下面我也给大家看看这篇感人的论文发表故事，希望你们可以从中领悟出些什么。
特别声明：不是抄袭，只是转载，希望更多的人可以领悟这其中的含义。
转自：《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
“哎呀，这孩子写我干吗?”看到封面上的标题，李桂珍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但又好奇女儿到底怎么看自己。她饭也不吃了，坐在沙发上开始翻看，文章很长，里面还有许多“深奥枯燥”的词，但看着看着，泪水开始漫上来。
李桂珍在云南省西部一个城市的中学里担任宿舍管理员。这个总是窝在角落里拖地、洗校服、刷球鞋的中年女人，曾是当地一家大型军工厂里的播音员，就连附近乡镇的村民都听过她的声音。
即使在那个生命中最“辉煌”的阶段，厂志里关于李桂珍的介绍也只有短短12个字：“有播音员1人，每天播音3次”，名字都没有提起。如今，她只是社会底层一个不起眼的下岗女工，但25岁的女儿花了两年多时间，用4万多字，把她写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
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车开进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沟，最后停在一块三角形的空地上。
李桂珍下了车，看上去兴致不错。她指着前方说：“这就是我们工会，那个是舞厅，那个是电影棚，我的广播室就在电影棚上面。”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有一片烂泥地和荒芜的杂草。远处是几排低矮而整齐的红色砖房，窗户玻璃支棱着凌厉的尖角，里面黑洞洞的，早已无人居住。可李桂珍和同行的几个人对着这片废墟，聊得很起劲。
这一幕让站在旁边的女儿蒋易澄感到好奇。当时，这个云南大学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准备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她要研究“三线工厂”职工的集体记忆。此次回老家参加父辈们的聚会，是田野调查的一部分。
蒋易澄是标准的“三线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妈舅舅都属于一个代号叫“国营七矿”的铀矿冶炼工厂。1970年代，他们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距离昆明500多公里的小山沟，把这里逐渐建设成一个拥有粮店、百货店、学校，甚至舞厅和灯光球场的山中“小社会”。
李桂珍和蒋易澄脚下的这块三角地，曾是整个矿区的中心。“七矿”最辉煌的时候，接近2000人在此工作、生活。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七矿”宣布破产，李桂珍买断工龄下岗，职工接连离开矿山自谋生路。如今，整座工厂只剩下5位老人看守。
虽然成为单位“甩掉的包袱”，但提起“七矿”，李桂珍仍掩饰不住自豪，“原子弹爆炸我们是作了贡献的!”她总喜欢对外人这么说。此次女儿回老家采访三线建设的事，她跑前跑后帮忙联系老同事，带女儿去退休人员安置点，让那些老人讲讲“采掘队大干多少天”的辉煌记忆。
蒋易澄最初并没有注意到母亲有些反常的举动。对她来说，母亲只是自己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但母亲在聚会中不同于平时的表现，让她开始好奇，为什么在家里有点敏感、一度不爱与外界接触的母亲，重回“七矿”后那么开心、健谈?她在那里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时光，离开矿山后又遭遇过什么打击?
尽管和母亲朝夕相处25年，但这些问题她并不太了解。
回到学校后，蒋易澄去导师的办公室里汇报论文进展。聊天时，她无意中提到母亲下岗后争取权益以及出去打工后心理上的变化。坐在对面的导师听了眼睛一亮：“这反映了人的自我认知的发展。”导师推荐她回去读读美国学者乔治·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这本书。
“人的心灵和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书里有这样的论断。
蒋易澄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最熟悉的采访对象。“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但为什么此刻看她竟觉得她如此强大?如果时代洪流总是将人左右，让人无奈，但人也是可以反抗、适应和改变的。”她在论文中写道。
这个年轻姑娘意识到，自己本来要探寻的“七矿”发展、变迁历程，其实早就与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但蒋易澄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论文中的主角已经换成了她。
那下觉得“啊嘛太幸福了”，后来才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
下岗后李桂珍一直四处打工，她开过餐馆，卖过杂货，给别人织过毛衣，当过清洁工。一天忙完，只有在回忆时才能成为往事的女主角——
那是李桂珍最舒心的一段时光。20岁接父亲的班，在中央直属企业里当播音员，挣得比地方上多，穿得也时髦：下面一条紧身氨纶裤，上面是鸭蛋绿的长款西服，头发高高地盘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厂里的年轻小伙子开始行动了。那个年代追女孩的方式还算朴素，有忙着给她占座的，有抢着帮她抬水泥的，还有把存折拿给她看的，但他们最后都输给蒋易澄的奶奶。奶奶每天早上守在自家窗口前等着李桂珍经过，招呼她进屋吃早点。不知道吃了多少碗有荷包蛋的面条后，这个厂子里众人瞩目的姑娘成了她的儿媳妇。
李桂珍说自己和蒋易澄的爸爸一见钟情。相亲时，他打扮得像个牛仔，跟厂里那些下井工人很不一样。他是驾驶员，开了辆天蓝色的汽车，斯洛伐克进口，据说全云南只有10辆，经常带着李桂珍出去兜风。
“那下觉得‘啊嘛太幸福了’，后来才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李桂珍苦笑着说。
改变首先是从蒋易澄出生后开始的。广播室“一个钉子一个眼”，播音时间是固定的，迟到一分钟，全矿都知道了。李桂珍只能给领导打报告，离开广播室，去办公室当打字员。到女儿3岁，该送幼儿园了，可矿区的老师怕铀辐射，走得没剩下几个。没办法，李桂珍办了停薪留职，陪女儿去市里上幼儿园。那时她才26岁。
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顿时有些捉襟见肘。年轻的李桂珍也不习惯当闲人，她在公园旁租了间房子开饭馆，铺面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独创的清蒸鸽子这道菜在当地颇受欢迎。可好几次中午忙完生意，回头一看，女儿不见了。
李桂珍“像疯人一样”冲出饭馆满世界找。她问路旁卖冰激凌的：“大妈你有没有看见我家姑娘?”问街边卖烧烤的：“大姐，有没有看见我姑娘?”谁也没看见。正哭得稀里哗啦，饭馆里的小工追出来：“老板娘老板娘，孩子在被子后面睡着了。”
担心孩子有一天真会丢，李桂珍把饭馆关了。
“得到这样就必须放弃那样。”20多年后，李桂珍说得轻描淡写。她刚在厨房里忙乎完，做的是黄焖鸡，曾经的招牌菜之一，鸡肉又嫩又入味。如果饭馆继续开下去，她应该是个好厨师。
“女人嘛。”她用这3个字结束感慨。可有一件事是真后悔了，女儿7个月大时她参加成人高考，录取通知书来了，可孩子吃着奶，丈夫又老出差，考虑几天，她最终没有去学校报到。
“我没有办法，自己放弃了嘛。如果那时把文凭读出来，我就不是今天这样子了，就不会走下岗这条路了。”李桂珍的声音低沉下来。
这件事蒋易澄不止一次听母亲讲过。准备论文时，她在厂志里找到了印证：“着重对青壮年职工进行培训……送大专院校系统培训10人。”蒋易澄在那行字底下画了个箭头，用蓝色荧光笔在空白处写道：“妈妈成人高考的遗憾。”
可她一度对这件事有些反感。母亲说多了，她有时忍不住回嘴：“哎呀你别讲了，烦得很!”
“她总讲‘为了你牺牲很多’，我心里就会不爽，干嘛老怪我?后来理解了，她有她的无奈，这个对她太重要了，她就是因为没有文凭被别人看不起、被各种‘卡’，所以她才不断强调让我接受教育，成为人上人。”蒋易澄说。
写毕业论文的这两年多里，蒋易澄学会了宽容与倾听。她采访自己的家人，听他们一遍一遍讲过去的事情，尽管很多讲述与她的论文没什么关系。在退休人员安置点采访完，她给那些独居的老人拍照，之后专程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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