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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挑灯夜读，不意到这里我还有这种福气。看了会新书，情调和目力可不济事。正好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记》列传选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度过这种长夜。”(沈从文语)
他是先看“新书”的，可是只看了一会儿；如果说是“目力”不济的原因，那看《史记》也应该存在同样的问题，或许那个《史记》选本的排印比“新书”节省“目力”？但他能够在油灯下“反复来看”，以至“度过长夜”，看来还主要是“情调”的原因。
“新书”怎么就“情调”不符呢？这里的“新书”具体是哪一本或哪几本，不能确指；但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多次谈到的“新书”，指的就是与当时形势结合紧密的土改文学，范围再大一点，是指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兴文学。书信中多次提到的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虽然是一九四三年发表和出版的，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中，仍然是“新时代”文学的标高之作。就在五天前(一月二十日)，他还在看赵树理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李家庄的变迁》。早在路上乘船时，沈从文就给两个儿子写信说：“你们都喜欢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我一定要为你们用四川土改事写些东西，和《李有才板话》一样地来为人民翻身好好服点务！”但跟妻子说起自己打算写的东西，却和跟孩子说的不一致：“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重看看《李家庄的变迁》，叙事质朴，写事好，写人也好，唯写过程不大透……背景略于表现……是美中不足处。”后来，当他实际接触到农村土改中的人事，他对孩子的口气也变了：他说，现实中的人事“比赵树理写到的活泼生动”，“有许多事且比你从《暴风骤雨》一书中所见到的曲折动人”；甚至说，“你看的土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故事，和别的更重要故事”。而对置身在土改现实中，却忽略现实而去看土改小说的人，他更是不以为然：“年轻人却以为村中无一可看，赶回住处去看土改小说，看他人写的短篇。”
他所说的“新书”，未必就是指赵树理和周立波的作品；如果是其他的土改作品，他大半就更看不上眼了。那么，这些新兴文学为什么就于他“情调”不济呢？他觉得新兴文学有什么问题呢？
还在去土改途中，船过巫山时，沈从文对两岸自然景观十分动情，他很想能在沿江的小村镇住一段时间，觉得这对他“能用笔时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要把大自然的沉静和历史巨变的人事之动结合起来，而在这一点上，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于表现”。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其实却关涉如何认识人事、历史巨变在世界中的位置问题，不可不谓大。而根据沈从文自己的经验，自然背景其实远远大于人事变动，哪怕是剧烈的变动。……沈从文一谈到文学、一谈到自然，往往就“忘乎所以”，他产生这种感受的当时没想到，这种时代巨变“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的感受，显然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规约。(张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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