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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在1942年2月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将自己不能忘此生民的情感自嘲为“多管闲事”。傅写这封信的处境是其母不久前病故，傅此时亦受高血压袭扰，卧床养病。在微凉的心境中傅对亦师亦友的胡适表露了心迹。信中最令人动容的是傅斯年倾吐为人与为己之间的矛盾。傅说凡遇公家之事，每有过量的热心，感情常常极易冲动。用他的话讲，真是把别人的事弄成了自己的事。傅感慨如果太平之世他本可以学问见长，惜乎清平世界不可得见：
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
信写得言词恳切，娓娓道来，好似对自己前半生做一总结。傅斯年的这种心态可说是五四那一代读书人的典型心态。这在他曾经的同窗好友顾颉刚身上表现亦相当明显。一向视学术为生命的顾居然会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以通俗文艺为武器，主张给民众灌输常识，唤醒国人的民族情绪与爱国精神。顾颉刚的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其实在五四期间，顾颉刚对新文化人引导的启蒙运动颇有不满，认为启蒙只停留于都市，与乡村民众完全绝缘。1931年的一次跨越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的学术旅行让顾颉刚深深地感到民生之凋敝。他看到许多老百姓过着穴居生活，农村中鸦片、梅毒流行。他说他用了历史眼光来观察，老百姓手中除了一把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物件，然而他们却要承受二十世纪的压迫与病痛。顾颉刚回到北平后，感到北平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致让其无法心安，因为农村残酷的景象“永远占据了我的心”。作为一个读书人，顾颉刚下了决心，觉得应该把学问工作先放一放，他说要效法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之志，要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顾颉刚决心做民众工作的背后是想兴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希冀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民众能有机融合，为民众解放开辟一条可行之路。在这条结合之路上，民众需要洗心革面，知识分子也需时时反省。每次翻读顾颉刚剖析他所属知识阶层的文字，感受他笔端透露的歉意愧疚之情时，觉得像顾颉刚受五四影响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会把自己关进书斋，躲进小楼成一统。只是相较傅斯年而言，顾颉刚更注重下层民众。
顾颉刚在一九三零年代发动大规模的通俗文艺运动，采用大鼓词等旧形式进行新内容的宣传，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印通俗读物。据顾自己讲，从1933年到1937年间，他们总计出版通俗读物大约六百种，共印了五千万本，别人翻印的与图画还不算在内，数量可谓惊人。可这唤醒民众的事业却不为人理解。蒋梦麟就觉得，顾颉刚是上等人，为什么做这下等事呢？胡适告诫顾颉刚，民众是惹不得的，他们太没有知识，你现在放一把火，这火焰将来会成为不可收拾的。言外之意，胡适希望顾颉刚三思而后行。蒋、胡的看法很能代表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感觉民众是一股无名的力量洪流，不能随便煽动，应保持克制，要严守“我们”(知识分子)与“他们”(普通民众)之别。顾颉刚则认为知识阶层应该抛下自己的自尊与傲慢，放下身段，为民众做点实事。顾曾深情又愧怍地表述“我们”与“他们”的隔阂，将各自的心理细腻地描摹出来：
我们这般人就包办了雅的生活。天不下雨，农民担心的是田里的谷子快晒焦了，我们却因感觉不到雨打芭蕉，减少了作诗的兴趣。下雨下得大了，我们心里怨起老天爷来，出门时脚底下这双擦得发亮的皮鞋又要踏脏了，却不理会车夫和挑夫们早已湿透了衫裤，在雨潦中苦撑苦捱，一辆汽车飞驶过来时，还溅了他们满头满脸的污泥。
读至此颇有感触，觉得“五四”那批文化人真能眼光朝下，对普通民众确能倾注关怀并身体力行的，顾颉刚可以算一个。他已经很明白知识分子的启蒙如果脱离民众，难免变成自说自话，搔不到痒处。二者的关系用顾颉刚比较欣赏的爱罗先珂的话形容，民众若脱离知识就会变得愚蠢、迷信，自私自利，知识阶层脱离民众就会退化为书呆子，成为孔雀与鹦鹉。假使真的要“夜猫子叫醒雄鸡”，这叫醒应该是双向的。顾颉刚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深入中国西北边陲多民族杂居之地，发现知识分子实在不应该拉开距离以俯视的眼光看待群氓，民众的意思与实际对知识分子也有修正与启发的意义，否则会出大问题。
其实说来，傅斯年、顾颉刚从某种意义讲是一类人，他们因为哀民生之多艰，不忍独坐书斋，便探出头来，弄启蒙，搞革新，谈政治，总想凭一己之力做点“公事”。傅斯年如果好好研究学术，肯定还可以写出几本力作，傅在书信里多次表示了这个意思。顾颉刚如果一直深居象牙塔，研究他的古史，也无可非议。不过他们没有如此做去，在自觉不自觉间为时势所牵引，加之机缘、人事、理念的凑泊，演化成一种忍不住的关怀。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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