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克利茨在《私有化:成功与失败》序言中讲:私有化是指国有资产向私有资产的转制。斯蒂克利茨就此评论:“头脑简单的意识形态是推动私有化的动因之一。推动私有化的另一个动因是特殊利益(贪婪)——私有化能为一小撮人创造一笔极大的财富。即使能够证明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也并不能说明私有化就是可取的。”“私有化过程被滥用,很多国家的少数人通过对国有资产的强取豪夺而成为百万甚至亿万富翁。才几年的功夫,俄罗斯成为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基尼系数的恶化程度与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并无二致”(《私有化:成功与失败》序言)。
中国也不例外,上世纪90年代,在高薪养廉遭到抨击的情况下,转而鼓励“干部下海”和“政府经商办实体”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和军队以及政法部门内部形成了无数的“经贸公司”。从韩国大量走私汽车的主流就是这些国家部门。这些经贸公司的资金不是财政来源,就是小金库出资。一说政企分离,这些获取不义之财的“官方企业”立刻就成了私人所有。斯蒂克利茨认为:“私有化问题远比10多年前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复杂得多,也比华盛顿共识支持者们的预想更为纷繁。说好听一点儿,其理论假定远比当初的思维更脆弱;而私有化过程的理论问题却比他们的想象更为严重”。对于俄罗斯和中国出现的这种现象,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如果想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甚至是全部学说中都不可能找到任何理论根据。如果有,那也是马克思后人的“特色”——杜撰而已。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贴了“狗皮膏药”。
其实,那么高看私有化的效能只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一厢情愿”,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些人已经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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