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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际贸易飞速增长，利用外资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境外资金流入规模迅速膨胀。资金流入的目的是增值后的流出，一旦国内外形势发生逆转，蛰伏在境内的国际热钱、外商投资及其收益，甚至境内机构和居民个人的金融资产，会寻求各种方式流出境外，给经济金融带来巨大冲击。因此，研究加强对资金流出的监控和管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资金流出管理的紧迫性
(一)境内积累了巨量具备流出属性的资金
1.入境热钱规模巨大。2003年以来，在合法形式的遮掩下，境外热钱陆续进入境内，并通过投资房地产、股票或以定期存款、人民币理财等方式实现本币形态的增值，同时坐享人民币升值收益。热钱人境的形式多样，其特征是在不同项目间进行政策寻租，突破资本管制潜伏入境。关于热钱流入规模的判断，国内外经济金融专家和业界人士有多种计算方法。据钟伟研究估计，2007年底我国境内热钱的滞留量有5000亿美元，到2008年底将达到6500亿美元。
2.非居民在境内合法掌控了数额巨大的权益资金。根据2006年对山东省FDI收益在境内滞留的总量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末，外方未分配利润加上已分配但仍留滞企业的外方利润，共计约147.9亿元FDI收益滞留境内，约合18.5亿美元。假定企业利润和外方实际到位资金是真实可靠的，若以外方实际到位资金和平均净资产利润率13%为基础同比例推算，2005年末山东省FDI收益滞留境内约775亿元，约合97亿美元，远远高于同期的登记外债余额74亿美元。若以同样条件可粗略推算，2005年末全国外方权益滞留量超过26000亿元，约合3250亿美元，高于我国同期外债余额2810亿美元。保守估计，2007年末全国FDI收益资金滞留量超过37000亿元。即使不考虑这部分资金可能在股市及房地产市场等暴利行业的投机获利，按照2008年6月汇率折算，也会超过5400亿美元。若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0为资金大规模流出的目标价位，这类资金流出的总需求预计将超过6000亿美元。
3。境内犯罪资金外逃的冲动依然存在。关于中国的洗钱规模，媒体登载的专家研究结论每年从2000～9000亿元人民币不等，保守的说法是每年在2000—4000亿元之间。由于近年来人民币币值坚挺，这部分资金出逃境外的现象有所减少，境内具备出逃意向的犯罪资金存量随之不断增加。随着国家反腐败等法制治理力度的逐步加大，这批资金最终还将选择外逃。
4.境内居民个人合法金融资产放置境外的意愿显著增强。由于我国资本项目管制正逐步放松，境内居民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潜在意识正逐步被唤醒，实现“境内外均衡摆布金融资产”，已逐渐成为境内居民实现财富增值和避险管理的理想目标。当前，我国境内居民个人拥有18万亿人民币储蓄和超过10万亿人民币其他金融资产。据调查，境内居民个人金融资产放置境外增值或避险的最低需求率明显超过10%，若人民币汇率走势趋软，一年内流出境外的需求将超过5000亿美元。
综上，境内潜伏的热钱、非居民掌控的合法权益、境内准备出逃的犯罪资金、境内居民合法金融资产中倾向于放置境外的部分等4个方面的流出动量，合计超过2.95万亿美元，已远高于当前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其中最易于流出的潜伏热钱和滞留FDI收益资金合计约2.3万亿美元。
(二)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朝向有利于资金流出的方向发展
资金是否选择流出境外，取决于资金控制人所面临的压力或动力。压力可能来自于人民币贬值、国内资产价格下降、资本项目管制加强等经济环境或政策的变化。观察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资金外流的压力和动力已苗头初现。
1.人民币及美元币值走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逐步增大。自汇改以来至2008年7月4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20.77%，2008年以来升值幅度达6.59%。但随着市场变化，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走势将发生变化。2008年6月10日，CME6个月人民币对美元远期履约报价6.6428，较前一日大降871个基点，反映出市场对人民币远期走势预期的改变。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见6，热钱即出逃”的观点或猜测。同时，种种迹象表明，美元贬值周期即将结束。人民币与美元走势相互转换的逆转，将对我国境内资金外流产生巨大压力。
2.国内资产价格逐步趋稳将迫使入境热钱离境。在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从紧货币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境内流动性趋紧，以房地产、股票为核心的资产价格逐步趋稳，部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出现向下的松动，股票市场自2008年初以来持续下行，累计跌幅已超过50%，将使热钱投机预期收益迅速下降，先期进入并获利的投机资金将套现退出，伺机离境。
3.境内金融资产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需求增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特别是A股市场大起大落给投资者信心带来了巨大伤害。A股市场在2007年11月出现拐点，而国内投资者对宏观调控政策收紧的预期则进一步加速了股票等相关资产价格的下滑。境内金融资产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除国家实行额度控制的QDII产品外，投资者还会通过其他方式将资产转移至境外进入目标市场。有迹象表明，地下钱庄在为投资者向境外转移资金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这也反映出境内金融资产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需求异常强烈。
4.境外次贷危机背景下的流动性短缺，可能会促使投资者调回在中国境内掌控的权益性资金。经历次贷危机的严重影响后，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主体迫切需要补充流动性，当调回滞留中国境内权益性资金更符合其经济利益时，境外投资者会选择将留置利润、股东借款、贸易融资等汇出境外，以满足其境外产业的流动性需求。
5.近年资本外逃现象比较明显。1997年以后，有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有超过30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平均值为356.4亿美元，分别占到我国同期出口总额、利用外资和FDI的19.5%、58.4%和71%。
6.中国经济面临出现拐点的风险。经济快速增长虽已持续五年，但当前我国通货膨胀连续处于高位阶段，而且总体来看一个时期高物价局面很难改变，从国际油价、粮价、资源价格不断攀升中略见一斑。从国内情况看，人民币的大幅升值、环境成本加大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等因素，也使得一些出口企业面临相当困难。
(三)资金集中流出造成的冲击难以估量
1.冲击外汇储备。事实上，除正常的贸易及投资顺差外，外汇储备的增长中包含了相当比例的热钱等异常资金。由于流入资金的牟利属性及人民币汇率在资金巨额流人压力下的大幅度升值，最终以美元计算的流出资金数量要远远大于当初的流人数量，从理论上讲外汇储备量难以满足资金集中流出的汇兑需求量。因此，一旦发生境内资金集中外流情况，看似庞大的外汇储备将难以承受这一冲击。
2.影响人民币币值稳定。当前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境外资金持续大规模净流入，汇兑市场上外汇资金供大于求，致使人民币币值攀升。同样，当资金集中流出时，人民币资金迫切需要兑换成外汇，人民币币值将会急剧下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各国货币无一例外全部大幅度贬值，即是很好的例证。
3.干扰货币政策，影响金融稳定。流出资金绝大部分以本币形态存在，出境时要通过银行购汇支付。由于当前作为购汇需求与外汇储备之间“蓄水池”的银行结售汇头寸实际规模很小，难以起到缓冲的作用，市场的超额购汇需求的直接交易对手只能是中央银行。因此，动用外汇储备满足购汇需求的对应变化，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回收。大规模集中购汇将使银行体系人民币存款规模骤然降低，流动性难以满足购汇群体需要，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资金集中外流的直接后果是原发性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的原有平衡难以持续，中央银行将被迫采取放松流动性的一系列措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受到严重干扰。
4.伤害实体经济。集中流出引发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紊乱、金融服务环境恶化等，将对实体经济领域产生严重影响。资金流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突出表现在房地产行业。外资和银行信贷是推高房地产价格的两股主要力量。当前，在从紧货币政策及房地产“限外”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房地产行业面临资金短缺的压力。若前期进入房地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外资撤离，将直接引发房地产市场的动荡。而房地产市场的动荡将造成银行大规模坏账，引发类似于次贷危机金融领域的动荡，给整个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
二、外汇资金流出的渠道和动向
除正常资金交易流出的合法渠道外，境内潜伏的热钱、谋求境外放置的金融资产以及准备出逃的非法资金，其外流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价格转移”、转口贸易支付、预收货款退回和进口预付货款等贸易渠道流出。资金控制人通过“低报出口价格、高报进口价格”的方式，为资金流出创造空间，结算时少收汇或多付汇，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跨国公司可以轻易通过控制境内外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实现资金在不同经济体间的转移。以转口贸易名义“先收后支”的热钱流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支付境外，也可以“先支后收”直接将资金汇出境外。由于当前法规政策对出口预收货款或错汇入款的退回、进口预付款的监管存在漏洞，企业在形式上提供所需审核资料较容易，且交易真实性不易鉴别，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资本流出的情况也可能不断增多。例如：2002年，美国采取“原产地”原则统计从中国进口1345亿美元，而我国海关统计向美国出口701亿美元，两者相差644亿美元。扣除经香港转口的341亿美元及到、离岸价格因素，测算出“出口低报”金额为172亿美元。
2.通过减资、撤资、跨境收购、境外投资等资本渠道流出。一是以直接投资或假投资方式流人的资金，套利后通过减资、撤资、转股等方式实现资金流出。二是国外或离岸公司通过低价跨境收购的方式购买国内企业股权，间接实现资本流出的目的。三是以非居民或捐赠等名义注入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投机资本转资本公积再转资本金”的内部账务处理，将热钱转化为资本金，待时机成熟后，再通过减资或股权转让等方式转移出境，从而实现境外股权资金“合理合法出入”，规避了资本项目的管制。
3.通过利润、红利汇出和支付海运费、技术服务费等非贸易方式流出。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红利汇出以及海运费、技术服务费支付等非贸易付汇，可以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不需外汇局审批。由于银行代位监管职责履行不到位，加之中介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海运公司出具的海运费发票等资料真实性审核控制难度较大，资金通过非贸易方式流出也比较容易。
4.通过居民、非居民个人渠道流出。为方便居民、非居民个人真实性用汇需求，国家逐步放开个人财产转移限制，不断调高经常项下因私购汇限额，同时简化购汇手续，有的只需要传真资料或网上下载邮件即可办理购付汇。非居民个人外汇账户内款项汇出直接到银行办理，且没有限额限制。这样，热钱便可通过“蚂蚁搬家”战术，将外汇资金多批次汇出境外而实现资金流出。
5.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从近几年破获的案件看，地下钱庄可以为资金出入境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地下钱庄一般通过“对敲”的方式进行境内外头寸结算，“净头寸”则借助进出口企业结算账户搭车过境。
三、管理体制评估与反思
1.外汇管理职能定位难以满足宏观调控目标需要。当前的情况是，外汇管理部门的职能定位尚未走出“汇兑管理”的局限，属于“小外汇管理”的体制设计。“汇兑管理”的基础，是上游部门管理的结果。一旦上游部门管理的结果出现问题，那么“汇兑管理”多数情况会将错就错，默默承担上游管理偏差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外汇管理目标与其他经济管理目标出现差异时，这种“汇兑管理”更是形同虚设。
2.均衡监管理念还未真正体现到政策的调整和规划之中。2003年以来，国际收支持续大规模顺差，外汇储备规模飞速膨胀，过多的资金流入已威胁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此，监管层提出了“宽进严出”的管理理念，意在力促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事实上，过松的流出政策可能加剧热钱流入。
3.政策监管体系存在漏洞，资金交易真实性审核失控。当前监管政策框架中，资本项目管制的同时，经常项目开放。对同一个市场主体的管理，不同的项目交易适用不同政策规定，归属不同的管理范畴。这一模式下，外汇资金交易出现了普遍的政策寻租现象，非法和异常资金经过变脸、包装等操作，寻租“合法”渠道迂回出入境。同时，当前对外汇交易管理的对象仅限于交易主体范畴，对企业投资人的管理相对松懈，对关联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管理效果较差，跨国公司能利用内部交易轻易规避外汇管理政策约束。同样，进口预付款、因私付汇、自费留学付汇、减资、撤资等关键资料的真实性均难以审核，容易造成资金流出监管失控。
4.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异化带来的隐患。长久以来，对外资的迷信和过分依赖使得地方政府不计成本、不惜后果地招商引资，给予各种优惠措施。在当前人民币快速升值和频繁加息的背景下，政府这种异化的引资行为为境外投机资本进入中国提供了机会，成为国际收支持续巨额顺差的催化剂。值得警醒的是，一旦国内经济形势发展逆转，这些外资又会借助地方官员的力量，通过各种正常渠道迅速撤离。
四、外汇管理策略选择
1.准确把握外汇管理的职能定位。外汇管理应定位于政策的规划者、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的干预者和交易的评价者。对于其他管理部门和管理环节的管理结果，可以作为外汇管理的参照基础，而非全盘接受的充分条件。微观层次，应建立和完善相对独立的“外汇资金交易评价体系”，实施对市场主体综合评价。对于经评价确认为“高风险”的市场主体，即使其提供了表面符合标准的上游管理结果(资料)，亦不能作为其交易放行的依据。作为救济措施，应在外汇管理和外汇指定银行系统建立“交易真实性调查制度”，对“高风险”交易实施延伸调查。
2.真正贯彻均衡监管的理念。在未出现资金大规模集中流出前，提前做好应对工作，防止危机出现时政策失控现象的发生。应正确把握“均衡监管”理念，完善资金跨境交易及汇兑的监管政策。制定各种相关配套对策和措施时，既要考虑如何减缓以至杜绝境外投机性资金的进一步流入，也要慎重考虑如何防范已经流入的资金大幅度突然撤出。
3.优化调整资金跨境管理政策法规体系。调整政策的关键是增强外汇资金交易真实性审核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适度管制的原则框架下，建立起界限清晰、规则简明、系统稳定的政策法规体系，结合主体监管、总量监管和分类监管的制度安排，实现收放有度、简捷高效的管理目标。
4.转变管理模式。一是由程序管理转向实质性管理。管理的重点由审核程序性资料转向审核资金交易背景的真实性与合规性，管理的跨度由汇兑管理拓展至资金流动链条的管理。二是由项目分割管理转向主体监管。对同一市场主体或具有关联关系的市场主体群的监管，突破按经常和资本项目进行人为分割的监管模式，对其所有交易进行“捆绑式”一体化监管，消弭市场投机者寻求政策寻租的主观意愿。三是由普遍管理转向重点监管。实施市场主体综合分类管理，结合外汇市场诚信建设，倡导诚实守信的外汇资金交易市场规范。四是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赋予外汇指定银行更多业务自主权，同时加大银行在外汇资金交易真实性与合法性评估中承担的责任，增强银行代位监管的有效性。
5.完善管理手段。弱化行政手段，突出经济手段，强化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方面，应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从根本上消除获利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出入境的投机性动机。在资本项目交易方面，逐步引入价格型管制。价格型管制可以根据资本流动的状况适时调整管制力度，改变跨境资本流动的门槛，对稳定资本流动、控制风险有积极作用，应当成为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重要辅助措施。
6.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地下钱庄的大量存在并且能够提供高效率的资金汇兑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非理性资金的大规模跨境流动。有效打击地下钱庄，是打击投机者信心的重要手段之一。
[em05],牛牛上山就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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