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尤其在这个瞬间万变的时代里,政策往往是从过去的实际出发,没有看到新情况的出现。关于粮食安全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现在的当政者对饥荒不得不保持最高度的警惕。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完全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
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保护耕地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把粮食安全和耕地面积相联系,是美国学者Lester Brown的发明。他的奇怪逻辑认为中国高尔夫球场太多,会导致粮食生产不足。他不知道中国三年灾荒时,大中学校的篮球场统统都种了庄稼。到底高尔夫球场多是粮食有余还是粮食不足?当然,中国的政策错误不能全怪外国人,国家主管土地的部门喜欢对土地进行管制,因为这里有巨大的部门利益。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国家政策提出异议,是一个民间研究所应有之义。所以我们向福特基金会提出申请,给予资助。本来我们计划是一个很小的课题,没想到牵涉的面越来越广,后来变成了一个大课题,内容包括了中国和世界灾荒的经验、国际供给的安全性、历来粮食禁运的结果、决定粮食产量的诸因素的分析、全球粮食生产和需求的比较、以及历史上粮价的变化等等。这一出乎意料的成果,为中国的粮食状况做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对于粮食和耕地有关的国家政策提供了极为有用的基础资料。
在坚实研究的基础上小心翼翼地求证,研究的结论才会令人放心。希望本课题的研究成果能够对相关观点的厘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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