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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文/袁剑
有一组数据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余年间，国有企业的利润一直
徘徊在1000亿元左右，但从2000年起，这个数字开始爆发式增长，其结果是，到2004年，
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就增加到5300亿元。同一年，190多家中央企业的利润也惊人地增长
到4785亿元。
对于上面这组数据，不同的人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强烈启示则
是：一个新的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
新寡头在中国的迅速成长大致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即20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作为一项
政治任务而推动的“抓大放小”改革。在行政权力仍然绝对控制着要素资源的条件下， “
抓大放小”取得奇迹式的成果似乎并不令人意外。这个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固然是一个
精彩的话题，但我们更想追问的却是，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的未来，寡头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寡头的速成是在“增加国有经济的带动力、影响力、控制力”的名义下进行
的。不过，所谓“带动力、影响力、控制力”只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说法，如果将它转换成
一个更加准确、露骨的词汇，就是“增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力”。在这个意义上，寡头企业
的出现并不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意外后果，而是这个改革的既定目标。对于大型国企追
求市场垄断地位的意志，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如是解读：“政府的职能是促进公平竞争，破
除垄断；而出资人的目标是追求资产回报，所以出资人其实是希望垄断的。”他继续补充
道：“国资委是出资人，不是政府了，所以政府分拆电信行业是对的，但从我出资人的角
度而言，我作为大老板不会投好多个相同的产业自己跟自己斗。”然而，国资委真的只是
出资人，而不是政府了吗？实际上，在大多数人看来，国资委既像政府，又像出资人。也
恰恰是这种游离于权力与资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模糊定位，中国寡头才造成了普遍的惊
恐。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监督尤其匮乏的特殊环境中，对寡头的这种惊恐就更是有其坚实
的历史依据。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新寡头令人惊恐的惟一原因。与传统的寡头不同，中国的新寡头
并非仅仅出现在个别行业或个别领域，而是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基础行业及上游行业中
。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可能已经出现了一种以垄断寡头为基本骨架的新型经济结构。这
与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已然有云泥之别。在这种新型结构中，众多分散的小企业
(不管它是民营还是国营)只能依附于寡头所释放的经济机会而生存。换句话说，寡头可以
随意压缩其他非寡头经济成分的利润空间，并将他们驱逐到价值链的最低端。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所得却非常微薄。而随着油价
的不断攀升，某些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正在迅速地趋近于零。虽然不能将出租车司机
的生存状况完全归结为油价问题，但能源寡头随时可以决定出租车司机的经济命运，则是
一个显见的经验事实。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寡头的钳制力绝非仅仅体现在能源上，而
是无所不在地渗透于所有领域。寡头，正在静悄悄地接管中国经济。
据那些寡头的推崇者们声称，强大的寡头是中国对付国际资本的利器。但事实是，中
国寡头在资产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内部绩效上则是捉襟见肘。数据表明，中央企业的能
耗比国际水平高40%，技术投入却大大低于国际水平。这不啻于说明，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
势所培育出来的所谓“国际竞争力”，多少有些弱不禁风。尤其是，当这些寡头在规模上
的(也仅仅是在规模上)竞争力是以“挤出”和牺牲其他国内中小企业为代价的时候，我们
就更加需要对这种竞争力所带来的民族主义自豪保持清醒的头脑。事实上，就在2004年，
181家中央企业就一次性申报处理坏账3187亿元，占中央企业总资产的5.4%。这多少证实，
在中国寡头不断膨胀的背后，也存在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
现在，我们还无法预料中国寡头在国际竞争中的最终结局，但我们有必要警惕“外战
外行，内战内行”的历史悲剧在中国寡头身上重演。与此同时，我们更有必要警惕这样一
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寡头与国际资本携起手来，共同挤压其他民族企业，以维护和巩固
其垄断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市场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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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8月23日 11:26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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