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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乔纳森·古思里(Jonathan Guthrie)
当全世界都在纪念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之际，由其祖父乔舒亚•玮致活(Josiah Wedgwood)创办的陶瓷公司却将要在年初被接管。今年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面世150周年，该书详细论述了自然选择是如何通过适者生存的法则进行的。玮致活公司证明了自身的不适应，在当前存在的形式中已经死亡，一位勇敢或莽撞的投资者也有可能让它复活。
这一事件揭示出了生物竞争和商业竞争之间的相似性。在商业洞察力方面，管理大师们所占据的领域远不及达尔文理论那么恰当，其中包括高尔夫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那些身为主管的听众或许会视加里•普莱耶(Gary Player)或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即凯撒大帝)为榜样，而不是将甲虫视为偶像——这些低级爬行动物的适应性，使它们成为了进化过程中的超级明星。
然而，在天生就努力生存和扩张这一点上，企业与任何物种都非常相似。企业和生物有着共同的目标——产生盈余，无论是钱还是热量。重复出现的不足会导致灭绝。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写到了适应性改变的相对“收益”，并把栖息地描述为“经济体”。
达尔文的伟大洞见在于，物种会保留能提高其存活率的随机产生的新特征。因此有了进化。从理论上讲，企业精心设计的战略会带来适应性的改变。在实践中，这一过程可能更为反复无常，因为董事们在多年后研究自己的商业计划时，往往容易退缩。这当中可能涉及偶然情况、直觉和盲目的恐慌。
无论是物种，还是企业，创新都可以让它们在所处环境中占据优势。人属动物(genus homo)逐渐进化为直立行走，脑容量较大，从而使其最富进取心的“暴发户”——智人(h. sapiens)自此以后可以摧毁竞争对手。当微软(Microsoft)开发出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时，其在信息技术领域中也获得了某种类似的地位。
达尔文认识到，灭绝是进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群的物种被一扫而光，因为环境的改变使它们的特殊性变得多余。举例来说，三叶虫大约在2.5亿年前就全体灭绝了。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今年，另一个原始的低层群体——房地产经纪人——在2009年似乎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
糟糕的气候会限制生物的生命力，同样，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也会降低企业存活的几率。达尔文曾清出一块土地，来观察土生植物的移殖，他写道：“周期性的极冷或极干旱季节，似乎是限制（物种数量）的所有因素中最为有效的一种。”
弱者先亡。许多被接管的公司早已经状况不佳。玮致活公司已有很多年未能实现像样的利润。乔舒亚•玮致活一直是令人敬畏的技术革新者。众所周知，他新近的几位继任者难以将自动化技术用于茶杯把手的简单贴附工作上。他们缺乏玮致活的冷酷，为了拯救英国的就业，他们在将生产外包至海外方面动作太慢。
Woolworths是另一只已经灭绝的“恐龙”。顾客们弄不懂自己为何该去光顾一家曾经什么东西都只卖6便士，而现在有各种价位却卖不出什么好东西的百货店。如今，一些规模较小、动作灵活的一价制继承者——如Poundland——正心满意足地躲在这个劣等巨头日渐僵冷的尸体下，炫耀着自己的成功。汽车零部件公司Wagon、照相连锁企业Olan Mills、童装供应商和零售商Adams的商业模式同样低劣，它们也已经被接管。
作为与苏格拉底(Socrates)、马克思(Marx)和弗洛伊德(Freud)共同步入大胡子思想家荣誉殿堂的唯一一个英国人，今年达尔文将得到应得的赞颂。但具有干涉倾向的英国政府将不会忽视《物种起源》中的自由放任(laisser faire)意味。达尔文认为，试图保护野生物种免于灭绝的努力是徒劳的，他写道：“我们忽视了有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信这一点很有必要，正如我们很难去相信一样。”他可能是在指责感情用事的坎布里亚人，帮助斗不过灰松鼠的红松鼠。抑或是那些主张政府为汽车制造商和生物技术公司纾困的那些人。
同时，企业应该强化自身的特色，以度过数十年来最困难的商业环境。它们和鸟儿、蜜蜂同样服从于达尔文的箴言——“每个新物种的出现和维持，都是因为它们较其竞争对手具备某种优势。”
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讽刺作家画成黑猩猩的达尔文，对防御性的合并发出了一个谶言。他指出，不同物种之间的联合是没有好处的。通常说来，拥有不同文化的企业之间的合并亦是如此。
达尔文思想体系所提供的最后一个针对衰退的警言是：“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这会让信奉达尔文的生意人避免选择办公用品供应商出售的励志海报上绘制的动物作为行为榜样。这些动物包括鹰和熊，前者高贵，后者聪明，但两者都快要灭绝了。在现实中，只有一种适应性强的超级生命体，我们须竭力效仿：那就是甲虫。
译者/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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