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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12月11日报道，北京市一中院调研所调查的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的26名被告人中，处级干部11人，占42.3%，处级以下15人，占57.7%。被告的级别虽然都不高，但犯案数额高得惊人：最少的一起案件也有105万，最多的高达9400多万元。
最近，有网友发帖，揭出各地方政府副职扎堆，还有官员出国考察花费惊人等事件，引起各界关注和热议，政府内部的管理机制不断遭到民众质疑。而群体事件也在各地不时上演。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改革开放30年之际，在总结经济体制改革得失的同时，更应该进一步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认为，从目前发展面临的问题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很大程度上来自有关的政治体制。他建议，要大幅减少行政审批，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并使绝大部分政府部门由财政供养，取消收费罚款。
他说，对创业、投资、经营等经济活动的政府行政干预、管制过度，抑制了社会发展经济的创业、创新和创造动力；政府部门机构林立，科室太多，而且政府层次也过多，创业、投资、经营办事环节多，行政效率低；行政、执法、监督甚至司法与收费和利益相结合，以收费代替管理，以罚款代替处罚。收了钱后对类似三鹿“ 问题奶粉”这样的产品放行，导致政府管理的“合法性”腐败，以及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从中寻租，而对社会管理却不能做到公正、公开和有效。
“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是创业难、投资难、企业经营困难，就业环境恶化，劳动剩余量大，真实失业率高，劳动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国内消费相对不足。”周天勇说。
因此，他认为，对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大幅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注册、登记、许可等，将目前行政管制过度的审批型的政府，转变成一个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
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继续精简政府部门，包括精简部门内的局处科室，减少政府层级，逐步实行“省管县”体制，并且加快乡镇综合体制改革，从而提高政府运行的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目前相当多的行政、监督、执法和司法部门不由财政税收供养，其资金来自财政部门对其超收罚款的分成。对于这样非常不合理的体制，应当坚决、坚定和逐步地改革。“凡是行政、监督、执法和司法部门，除少量的交警等部门，都应取消其收费罚款，”他说，而且罚款要保证与利益绝对无关，绝大部分的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都应当改为财政拨款供养。
周天勇认为，只有推进上述改革，才能减少政府的“合法性”腐败和公务人员的寻租，形成一个促进创业、投资和企业经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治体制。
他总结说，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和推进，应当以可操作、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出发点。这可能既是务实，也是行得通和成功的思路和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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