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河西
文章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微信公众号ID :ibookreview
按:最近,一篇《我出生的404城,你在任何城市列表上都找不到》的文章,把我们拉回到了几十年前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在那个自404城的口述者中,核城(404城)带着今天看来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它完全是一个被架空的、人工造出的乌托邦社会。事实上,在当年的举国体制之下,这样的城市空间比比皆是——铁西区、油田区、矿区……今天,我们又该如何思考当年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它除了满足我们对那个年代1984式的想象外,有没有留下任何社会关系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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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铁西区 [保存到相册]
“历史终结”后 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城市空间
什么是社会主义城市空间?与其说这是一个理论概念,倒不如说这是一个历史概念,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时期、冷战状态下特有的城市空间。譬如,在居民的日常用语中,以“核都”这样带有鲜明生产功能的称谓指称一个城市。譬如,无处不在的工厂构成人们生活空间的最高天际线。譬如,一种以单位为共同体的邻里空间。再譬如,一个包含各类公共设施、行政等级的看似封闭的空间。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最高纲领和日常生活的终极度量衡在于:造出原子弹。按照文章作者的说法: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类似404城这样的城市空间并不是特例,且不去说网友在评论中提到的以221、909等以数字代号为指称的城市,只要看看王兵镜头下的《铁西区》、贾樟柯镜头下的《二十四城记》、王小帅镜头下的三线,你就似乎能触摸到社会主义城市特有的生活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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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我11》中的三线城市 [保存到相册]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404带有某种神秘甚至科幻色彩的话,那么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城市也都是以404式的逻辑进行建设的。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上海的工人新村。工人新村的建设,除了最低限度地满足上海工人阶级的居住问题之外,也配套建设了图书馆、公共浴室、卫生所等基础设施。
日常生活集体化 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的争夺战
然而,可以想象,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缺陷便是公共性(工厂)和私密性间(家庭)的矛盾。譬如,在1960年代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中,呈现的是两种生活空间间的对立关系,男主角丁少纯试图以他的新房建立一个独立于生产空间的私密空间,但丁父的家庭空间则完全是一个取消了任何私密性的集体空间。原著剧本中写道:从敞开的正面门窗可以望见远处高地上的工厂区,一座座淡黄色的办公大楼和暗红色的高大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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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 上海 工人新村 [保存到相册]
学者唐小兵进而分析道:从幕起之刻开始,我们便可以感觉到丁少纯精心布置的新房,即他想拥有的室内空间实际上是极脆弱的,几乎早已是公共空间的延伸部分,或者说已经处于外在公共空间的监视之下。也就是说,整个工厂构成家庭这个私人空间的背景。从影片的最后来看,丁少纯的家庭象征性地从属于父亲的公共空间。工厂空间和私人空间的间隙被抹除,固然与著名劳工问题学者潘毅在批判改革年代的血汗工厂时所提出的“工厂宿舍体制”存在本质区别,但私人生活的自足性是否已经被置于背景下的公共空间所淹没?在《千万不要忘记》中,丁少纯试图获得的私人空间的自足性是否遭到作为工业空间的工厂的监视和挤压?这样的矛盾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只能通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方式获得粗暴的解决。
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所带来的身体感觉除了使得公共空间得以扩大,另一方面,也使得私密空间成了必须要争夺的财富。否则,我们无法理解80年代上海为什么一夜间涌现出如此多关于住宅空间争夺、邻里战争的叙事,也无法理解空间何以在那个年代成为一个奢侈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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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新村集体宿舍 [保存到相册]
这在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批评家朱大可看来,类社会主义城市空间体现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纯洁性与坚贞性”,这是中国的“道德严格主义”(青年历史学者唐小兵语)在空间层面的体现。但工人新村所代表的标准化的审美、单调的设计风格以及抹除公私界限的空间安排却消灭了工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多元化。而后来这类空间自80年代的衰落,则标着“日常生活集体化”的逻辑遭遇到了美化、差异化居住空间的诉求的挑战,象征着国家主义的建筑理念为重生的自由主义式的建筑理念所取代。
远亲不如近邻 “共同体文化”的社会关系遗产
在社会主义时代,生活空间的私密性固然是一个奢侈的概念,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但当时的生活空间并不真的像有的叙述那样被《1984》里的“老大哥”的眼线所弥漫和穿透。
在持新左翼立场的学者看来,这类社会主义空间不仅仅是一种居住模式,更是从工作和生活两方面对居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乌托邦实验,其目的在于建构社会主义新人。从时间的层面,社会主义革命试图在上下班之间、在工作和私人之间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
譬如,罗岗教授对上海的工人新村有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工人新村这样的空间规划联系的是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生活感受。可以说工人新村也好,404城也好,都试图为工人阶级创造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新的“生活世界”,他将之称为“有尊严的生活世界”。
尽管在罗岗看来,当时的工人新村的空间安排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是为了打破公与私的界限,提供公与私交融的可能性。也许,这样的说法带着今天新左派学者的某种浪漫想象。但可以说,“远亲不如近邻”这样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伦理就是在这样的居住共同体中得到了真正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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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 上海的公共演唱 [保存到相册]
几个月前,上海一对老夫妇自焚,自杀前感谢邻居多年帮衬。在这个银幕上都看不到一个邻居的时代,大概是对我们当前的莫大讽刺。在2015年年末的“国民韩剧”《请回答1988》里,我们似乎依稀看到记忆中的生活共同体,邻里之间互相帮衬扶持,在今天中国越来越封闭化的住宅区里,这样的剧情还有现实的土壤作支撑吗?回想那个时代,我们似乎无比怀念当时的“纯洁性与坚贞性”,怀念《万紫千红总是春》、《今天我休息》、《大李老李小李》等电影中的那个城市共同体。
在那篇回忆404城的文章里,作者以抒情的笔调写道:那些大人是怎么过来的?我特别想不通,他们怎么在那儿待一辈子的?那就一条主干道,大家每天吃完饭,所有城市里面的人,都跑到主干道上遛弯,在毛主席像下面打招呼。这个城市的各个工种,检察院的法官、公安局的领导,小偷、打架的坏孩子,全都融洽地在一块散步。大家上班在一起,下班在一起,都认识,连离婚率都低。没有办法偷情。你离婚了干什么去?还是天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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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 上海纺织女工 [保存到相册]
想到学者薛毅在谈到社会主义记忆时,有一段文学化的表述:在普通人那里,有一种不能被知识分子所呼吸和理解的文化生活,这大概是以单位依托的共同体文化?404城的回忆依然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社会主义城市空间尽管有它的问题,但它生产出来的生活记忆依然对我们构成朴素的吸引力。
几年前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美好城市,美好生活”,但我们是否真正用心地整理了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所塑造的生活记忆所留下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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