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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王奎克先生注意到的砷中毒的毒理学表现具体有哪些？您前面说到的关于五石散的未解之谜又指的是什么呢？
王家葵：礜石是砷黄铁矿，无机砷进入人体之后引发的慢性砷中毒，和《诸病源候论·解散病诸候》卷六记载的服散出现的症状是吻合的——
欲候知其得力，人进食多，是一候；气下，颜色和悦，是二候；头面身痒瘙，是三候；策策恶风，是四候；厌厌欲寐，是五候也。
这样一来，服散之后要行散、饮冷、不能穿衣服、用凉水浇头，也就很好解释了。砷中毒可以出现明显的皮损，皮肤表面出现溃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末梢神经的损害也会让人体感觉异常，常见的如肢体远端对称性手套、袜套式麻木感等。皮肤感染，出现溃疡，或者皮肤感觉异常，敏感、疼痛，都可以出现“不胜衣”的样子，无法穿衣服，即便是轻薄的绸缎衣服，沾身也觉得不自在。服散的人，相当部分死于痈疽。痈疽嘛，多数时候就是皮肤的细菌感染，这是古人特别特别害怕的疾病——秦桧就死于瘩背疮发作。引起感染的主要病原体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细菌毒力很强，进入血液之后会引发败血症，在青霉素发明之前，这可是要命的病，所以古人“谈痈色变”。服散的人因为有皮损，再加上感觉异常，恣意挠抓，一旦发生感染，就很容易死掉。
关于五石散，还有一些枝节问题没有解决。从五石散的制作来看，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至少我自己是这样——五石散是炼丹术的一个支派。现在看来不对，仔细分析五石散的组成与制作，完全没有经过丹鼎，也没有“水法炼制”，就是矿物加上一些植物做成粉剂，或者粗颗粒，然后和酒吞服。为什么我觉得它和炼丹术完全无关呢？因为在魏晋时代，炼丹术发展的水平已经很高，在炼丹术士眼中，名士服用的五石散只不过是小儿科，他们服用的是自己炼出的更高级的丹药。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葛洪完全没有谈到五石散，陶弘景即便谈到，也非常之不屑。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魏晋时代，如此大规模地服食五石散，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存在成瘾性的倾向。因为后来者看到前人服散之后的惨状，还是不畏死，依然要去尝试，仅仅用何晏说的那句“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不太好解释。
医学界关于药物是否有依赖性是靠戒断症状来判定的：对精神性药物产生依赖后，一旦停止供给，病人会出现肉体和精神上的症状。检点文献，我只在《医心方》卷十九“服丹发热救解法第十三”中发现一段近似的表现：“凡服药发动之时，即觉通身微肿，或眼中泪下，或鼻内水流，或多呻吹，或咥喷，此等并是药觉触之候，宜勿恠也。”在《养性延命录校注》附录《太清经辑注》中，我加按语说：“此段描述服丹后流涕、流泪、哈欠等，极似药物依赖性（drug dependence），本篇称为药觉触之候。”但我还是不能完全自信。没有文献提到砷制剂存在依赖性（按，重新审读这篇访谈的时候，又咨询了从事毒理学研究的同事，他提到“印象中”有使用砷剂发生依赖性的报告。但仓促之间未能检索出相关文献，且存疑）；而从本草方书及其他文献来看，汉魏六朝时期似乎也没有有较强成瘾性的物质（比如鸦片之类）为医人所了解。稍为例外的是麻蕡——大麻（Cannabis sativa L.）的雌花，含大麻酚（cannabinols），有强烈的致幻作用，《本草经》记载“麻蕡，多食令人见鬼狂走”，就是这一作用。但大麻成瘾性不高，也没有证据在五石散中使用。以当时人所掌握的植物和矿物的情况来看，他们还不了解成瘾性这么强的药物。那么，不成瘾又有很大肉体伤害的药物，怎么能长时间、大规模地服用呢？医学上无法解释。
其实，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魏晋时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颇为相似。那个年代的人也滥用药物，当然，滥用的是大麻和海洛因。所以，对魏晋时人为什么会前赴后继、冒着死亡风险去服散这个问题，“神明开朗”之类含混的“魏晋风度”还不足以解释。究竟该怎么解释，我也无法下定论。
魏晋之后，还流行过什么样的丹药？这些丹药有哪些危害？
王家葵：唐代盛行服食石钟乳和硫黄，可能都是魏晋五石散的“替代品”。我写过一段文字，直接抄录吧。
石钟乳又名钟乳石（stalactite），是碳酸钙的沉淀物，与水垢的成分类似（水垢除了碳酸钙以外，还含有氢氧化镁）。钟乳成为“仙药”，有一个渐变过程。
《本草经》并没有提到石钟乳有久服长生的功效，森立之辑《本草经》将其列为中品，可称只眼独具。但汉代也非完全没有服食钟乳者，《列仙传》说：“卭疏能行气练形，煮石髓而服之，谓之石钟乳。”《名医别录》给钟乳添上了“久服延年益寿，好颜色，不老，令人有子”的功效，并告诫说：“不炼服之，令人淋。”不过六朝以来炼丹的事几乎完全被道士包揽，而道士们更看重铅汞在炉燧中的变化，如石钟乳之类的钙化物并不太受重视。陶弘景所说的“《仙经》用之少，而俗方所重，亦甚贵”，应该是事实。
不知什么原因，唐代人特别嗜好此物。《新修本草》将石钟乳由中品调整为上品；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二记载有“飞炼研煮钟乳及和草药服疗”处方六首；《外台秘要》卷三十七、三十八有《乳石论》上下两卷；柳宗元有一篇《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赞扬钟乳之精美者：“食之使人荣华温柔，其气宣流，生胃通肠，寿善康宁，心平意舒，其乐愉愉。”
我怀疑，六朝隋唐单独服用钟乳，或许是由魏晋间人服食寒食散的习惯演变而来。寒食散的配方复杂，毒性也大，后来就减省为了单用钟乳一物。
尽管服食家奢言钟乳的养生作用，但与寒食散一样，益阳事——也就是增强性功能——才是主要目的。白居易的诗说：“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慰老资歌笑，销愁仰酒浆。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须狂。”他在自注中说：“（牛）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苏轼说得更清楚：“无复青黏和漆叶，枉将钟乳敌仙茅。”仙茅便是益阳的要药，取与钟乳相对，说明两者的作用是相同的。
服食硫黄的习惯，或许也与五石散有关。前面提到王奎克先生的考证，《千金翼方》所记录的“五石更生散”版本，以石硫黄取代礜石，此则又是唐代人服用硫黄的滥觞。
硫磺为炼丹家所需，《本草经》说“能化金银铜铁奇物”，但就像苏颂所说：“谨按古方书未有服饵硫黄者。本经所说功用，止于治疮蚀，攻积聚冷气，脚弱等，而近世遂火炼治为常服丸散，观其制炼服食之法，殊无本源。”这一意见十分正确，服食硫磺的习惯的确开始于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云：“韦山甫以石流黄济人嗜欲，故其术大行，多有暴风死者。”《旧唐书·裴潾传》称“宪宗（唐宪宗，公元806年至820年在位）季年，锐于服饵，诏天下搜访奇士”，裴潾上疏谏曰：“伏见自去年已来，诸处频荐药术之士，有韦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称引，迄今狂谬，荐送渐多。”因此可知士大夫服硫磺的习惯开始于元和年间，而其危害可举诗歌为证。张祜《硫黄》诗：“一粒硫黄入贵门，寝堂深处问玄言。时人尽说韦山甫，昨日馀干吊子孙。”韩愈也是受害者，白居易《思旧》诗有句：“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
针对硫磺的毒性，晚唐《药性论》乃说：“石硫黄，有大毒，以黑锡煎汤解之。”黑锡（铅）是否能解毒不得而知，《局方》黑锡丹用硫磺补阳，配以黑锡，应该是受此说的影响。
明代流行“以人补人”，我们经常看到小说中提到秋石、红铅、蟠桃酒和紫河车这样的药物。能否请您谈谈它们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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