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伦理》与学术界和科研界的腐败之殇目前,中国的GDP已是全球第二,为了可持续稳定发展,经济模式正在从粗犷的资源消耗型向集约的节能型进行战略转移。学术和科研界承担着重要责任,人才是关键。为此,中国ZF前些年也出台了加快国内人才培养和引进国际优秀人才的政策,如“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等。
不过,虽然中国经济多年来持续快速增长,但贪腐等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了学术和科研界。中国的高教和科研体制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官僚化和追逐利益的特点。包括高校在内的中国学术和科研界更象一个追逐地位、名气、头衔、势力和金钱的权力场。
这些不发生根本改变,不要说所谓的“千人计划”,就是万人,十万人计划,仍然会重疾难治。因为“桔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zhi,三声)”。千人在海外是一种表现,回到国内这个“大染缸”,很可能被迫是另一种表现。
中国学术和科研界净土不再
正常来讲,学者要有独立人格,高尚的道德修养,崇高的人生理念,追求真理,自尊自立,不依附于ZF或其它社会势力,教育学生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但中国学术和科研界受社会上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影响,导致的学术腐败、抄袭剽窃、弄虚作假之严重,已从个别院士、教授、学生,呈现出规模化的趋势。学术和科研界这块曾经的净土已像中国的自然景观一样受到严重污染。小到整个师门深陷其中,大到学院甚至学校,如果揪出一个,就会牵连一大群“有名望、位高权重”之人。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方舟子被现实社会孤立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教授、研究人员以绞尽脑计得到行政权力、当官为荣耀时,表明学术界、科研界及整个社会出了大问题。这不仅危害学术和科研界,更严重的是还会影响下一代人的成长和国家的复兴。
现实是,若想在中国学术和科研界生存,学者和科研人员必须把大部分精力用来搞人际关系,即要有广泛、深厚的人脉。
很多情况下,名利与学术或科研能力有一定关系,但关键的是权力和人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撑腰,则只能终生郁郁不得志;而有了后者,则可呼风唤雨、飞黄腾达。《围城》中现实版的方鸿渐之流不在少数。编造个海外名牌大学或科研院所的身份,就可回国任教或在科研界捧上总监、总裁级别的饭碗,捞到在国外不可能得到的名利。
很多学术和科研界人士与官商为伍,以不光彩的方式攫取社会财富,谋取私利。他们的心态是,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做,所以不如自己先捞到手来的实惠。
因此,学术和科研界对权力的角逐也像政界和商界那样,显得异常惨烈。任人唯亲盛行,师生、同学、上下级和老朋友形成的帮派、团系林立,互相“帮助”,互相利用。职称、学术和科研经费、奖项等的评定,大多最终凭此定夺。
几个惊心的例子
关于学术论文腐败交易,这里有个例子。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前些年经常与某部委有联系。后来得知,该部委的总工程师在位时,曾安排他妻子到一本核心期刊做负责人。后来经营困难,于是这位负责人开始收取版面费。凡是要刊登论文评职称的,都要交钱,论文内容的质量并无人审查,是抄袭还是枪手代写都没关系,只要交钱就能刊登。这样每年能捞几十万元。据说现在ZF查的严,此现象已有所收敛。
论文抄袭是个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英国大学中也屡有出现。笔者当年在英国读硕士时,老师开学初专门告诉我们,不管平时的大、小论文还是期末考试,一旦有抄袭或作弊行为被校方发现,肯定会被开除学籍。因为这涉及到做学问的道德问题。否则,习惯养成,难保在今后的研究或工作中不再犯这类不可原谅的错误。
科研经费分配不公问题也是导致权力寻租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潜规则了。科研项目的重要性和人员水平并不是唯一考虑因素,研究人员要有足够的“活动能量”,才能把经费拿到手。否则,只能看着那些会上蹿下跳的同行往自己口袋里搂钱,并被人取笑为“头脑太木”。这也包括不少刚从海外回来的人,除非被同化后,知道利用人脉才能办成本应该办成的事。
例如,笔者有一位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任教的老同学曾感叹,刚回国时,自己显得太傻,很多明显违背严谨科学精神,且违背自己做人道德标准的事情,由于没有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在职称晋级和研究经费方面吃了不少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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