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资本主义在分工与交换“内生性扩张”中的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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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捷：资本主义在分工与交换“内生性扩张”中的生存与发展
黄焕金
    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教授以下观点令本人兴趣浓厚。因为它不仅与本人所持观点相吻合，而且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在马克思对它进行批判之后中的100多年间，仍然生存并得到发展的基本原因。以下是孟捷先生的话：
“数年前，笔者曾经专门就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强调一旦把产品创新引入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会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我们这样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一个不断扩容的分工体系中才能繁盛起来。产品创新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在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使得‘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了对等价值的新的源泉。卢森堡在强调资本积累的地域空间的重要性的时候，忽略了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资本可以通过这种内生空间的创造，周期性地克服它在运动中、在时间中遇到的界限。”
----摘自孟捷《危机与机遇：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

    产品（使用价值上的）创新，与产品成本价格的下降，是有效供给的两个基本方面，这种有效供给能够有效地、内在地扩张市场，从而为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有市场空间，那么它就不会灭亡，反之，只要不再有市场空间，则资本主义就会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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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生性扩张 资本主义 内生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 分工 生存 孟捷 内生性扩张

生产力发展与生产过剩危机
---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局限

摘自黄焕金《代价补偿价值论》

本书“序言”中曾提到：“过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商品数量过多的问题，而是其价值过高的问题。” 此章对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同时揭示马克思与这个问题有关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局限。
一
 　　在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具有最基础的意义。在他看来，一定的生产力需要一定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好让生产力能够在其中发挥最佳作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人类生产力发展所必然采取的一个历史形式，也是这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所必然要抛弃的历史形式。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也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所采取的一个暂时的人类经济与社会形态，基本上依这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另外的地方他和恩格斯又说：“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 “...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 这样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经常作为一种基本观点而出现。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存在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其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成正比；即生产力越向前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过剩危机也就越严重。由于危机日益严重，因此只能将一部分已经建立起来了的生产力破坏掉，以解除严重过剩状态，使市场重新启动，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关系得以继续运行。确实，我们在当代经常看到这种生产过剩的存在，它表现为人们通常所称的“通货紧缩”，市场疲软，物价走低，没有任何重要的经济热点。由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引领人们来到这样一个荒唐境地：市场商品越过量，人们的生活就越艰难，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就越悲观；这种悲观情绪反过来作用于市场，使市场疲软雪上加霜，于是，某个区域甚或整个全球经济，便陷入难以自跋的通缩困境。对此，某些经济学家设想出一些消费大而生产少的事情，以图解决危机。比如，新产业、错误的投资、人口增长、非生产性消费、国家支出等等。在他们看来，最理想的事情莫过于单纯的消费而没有任何生产，这样自然会使过剩危机减弱。他们甚至主张多养一些诸如贵族、僧侣等等吃闲饭的人，因为他们只是单纯消费，没有生产，对减弱生产过剩有意义。“马尔萨斯特别意识到消费不足的危险，他还在这个基础上为贵族和僧侣在经济上的作用作了辩护，说这些人以他们的消费帮助社会上防止供给过剩，否则，照马尔萨斯看来，供给过剩是不可避免的。在马克思看来，非生产性消费也似乎是有助于提供最终的目的，要是没有这种最终目的，生产性的消费也似乎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 这种为解决过剩危机所出的计谋也太极端了，难道他们不问问自己：这些吃闲饭的人的消费能力从哪里来？毫无疑问，肯定是以种种方式从生产者的生产所得中来的；如果从生产者中索取太多，从而削弱这些生产者自己的购买力，那市场不照样是疲软不振？现实已告诉我们，如果税收及其它费用收得过多，则一方面使商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也使生产者收入减少，这两方面都会减弱社会大众之消费能力，从而增加市场的疲软程度。
二
 　　资本主义能否解决它自己所遇到的这种市场极限？是否真象马克思所说：生产力越发展，生产过剩就越严重？如果按马克思这种单纯的想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在100年前就崩溃了，就象马克思自己所预言的：剥夺剥夺者的时候已经到来。现在，资本主义在马克思身后已经运作了100多年，并得到了发展。这是什么原因？马克思“过剩危机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成正比”的论断正确吗？
　　实际上，马克思这个论断虽然并非错误，但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因为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产生过剩危机后，仍能依靠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而继续得到发展；即是说：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正好可由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而得到缓解和暂时消除。这样我们便看到，在马克思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仍在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能容纳它所发挥出来的生产力。
此话怎讲？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正好可由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而得到缓解和暂时消除”？在此，我们首先区分生产过剩的两种状态：相对过剩与绝对过剩；“相对过剩”指人们对某些商品有需求，但由于缺乏对它的购买力而未能实现对它的购买，从而使这些商品过剩；“绝对过剩”指人们对某些商品已经没有需求，就是有多余的购买力也不会再购买这些商品。比如，对新商品人们总怀有很强的购买欲，但新商品的价格往往很高，由此制约了对它的消费，使其过剩。而对于旧时代的商品（比如模拟手机），人们对之已经没有什么需求与购买欲望，这样，这些商品的过剩便是绝对过剩，其价格再低也没有人愿意购买。任何商品，既包含相对过剩的可能，也包含绝对过剩的可能。如果只是相对过剩还好，如果它已落入绝对过剩的“地狱”，那它就连一只“死狗”也不如了。因此，保持新产品的旺盛创造力，是极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同一个市场内任何新商品总会由相对过剩转化为绝对过剩；当然，如果生产力不是发展，而是停滞甚至减弱，那么原先是绝对过剩的商品也有可能反而转化为相对过剩甚至短缺。比如粮食过剩，如果粮食价格下降会相应增加粮食销售消费量，则说明粮食存在因价格过高而形成的“相对过剩”现象。相反，如果粮食价格已经很低仍没有增加粮食的销售消费量，则说明粮食已具有“绝对过剩”性。但如果粮食生产力停滞甚或减弱，则粮食的过剩就有可能从绝对过剩转化为相对过剩，甚至短缺。
　　另外，一个市场中某些商品已经陷入绝对过剩状态，但在另一个市场中这些商品也许正在热销，因此过剩状态在不同的市场也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过剩现象的相对性是必须要充分注意到的。
区分过剩的这两个状态的目的，就是要在这里的研究中排除绝对过剩情况，集中精神研究相对过剩情况。对于绝对过剩我们没有什么可说，因为它不能通过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而得到缓解与暂时解决。相对过剩则能通过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而得到一定的解决。
在这里，关键是如何理解“生产力”这个因素。那么，什么是生产力？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的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 十分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就是生产率，是单位时间、单位成本下的商品产出率。但人们通常只是将生产力简单看为一种生产力量，在这种生产力量下，我们看到有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但人们并没有仔细想想，这些商品是在什么样的效率下生产出来的，它花去了人们多少劳动时间与劳动力量，花去了多少投资成本。比如，中国人喜欢看到GDP增长10%以上，但却忽视了GDP增长每个百分点需要耗费多大代价，需要投入多少资金与劳动力。如果这种增长代价过大，那么GDP增长就有可能得不偿失。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努力谋求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耗费（包括自然资源、自然生态的耗费），取得尽可能大的增长速度。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效率”。
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力应该是“生产率”，即单位时间与成本的产出率，这个产出率越高，表明生产力越高。如果认为不能将生产力与生产率划等号，那么至少可以确定：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必须建立在一定水平的生产率基础上，生产率是生产力的内在核心。因此在中国，你不要一看到社会商品相当丰富，许多商品都供大于求，就以为中国经济的生产力已经很高了。实际上，中国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对比先进国家仍很低，单位产出所占资本与各种耗费比先进国家高很多，产出率则比别人低得多。因此，如果说中国目前的商品过剩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生产力过于强大，那在别人看来只是一种笑话。生产力水平那么低，但仍存在大量商品过剩现象，什么原因？按马克思的观点可能会简单地认为：商品过剩是由生产力太高或者“过剩生产力”引起的，相反，生产力低下，会引起短缺与供应不足。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没有什么商品。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生产力的发展，市场丰富了，甚至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过剩状态，这看来似乎是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应该将整个社会生产力降下来，也不再提“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再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了。但中国决策者仍然不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如果过剩是由生产力发展引起，那么，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对这种生产过剩、对市场疲软岂不是“火上浇油”吗？
因此，弄清楚这个问题，真正弄清楚“生产力”的实质，对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力过高而引起；与其说生产力过高引起了生产过剩，还不如说是生产力过低而引起生产过剩。
从经济学机理上看生产力作为“生产率”与生产过剩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要减弱商品相对过剩状态，不是要降低其生产率，反而要努力提高生产率，使它们的“单位成本产出率”尽可能大，使其市场价格得以下降，从而促进销售，减弱过剩。按供求关系，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对它的需求量必定增大；因此，这些相对过剩的商品价格下降，受到的需求必定更大，甚至会由过剩状态转为短缺状态。比如，当前人们对小汽车、住房等商品具有很大的潜在需求，但由于它们的市场价格仍较高，人们无力消费，这样便使它们陷于过剩状态。一旦它们的市场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便会引起消费热潮，原先的过剩便转化为热销，甚至短缺。在中国广大农村，农民们的生活仍然十分落后，他们对商品的潜在需求无论数量还是种类、质量上都非常高。问题在于他们的购买力低下。因此，如果生产率提高，商品的价格得以下降，肯定会促进中国广大农村的市场繁荣，在造福广大农民的同时也使生产者获得更大利益。今天，由于通迅设备与通迅服务价格下降，在广大农村与农民间形成越来越大的通迅市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另一方面，商品价格下降，对生产者的盈利状况有何影响？如果产生亏损，又有谁可以承担得了？在此，关键仍是生产率提高，单位成本产出率提高，即单个商品所包含的内在价值量降低。如果每个商品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很低，那它的价格就可变得很低；更重要的是，这个商品在这样的低价格下，仍能为其生产者带来一定的利润而不至于亏损。可见，生产率的提高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为市场供需双方都带来双赢。一方面，在商品价格较低的情况下仍可使生产者获得一定利润，另一方面，低廉的价格促进了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目前，世界各国经济仍处于程度不同的市场疲软状态，许多人想方设法使经济摆脱困境。但人们更多的是从流通与货币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生产角度，从提高生产力（生产率）的方面考虑问题。其实，真正的解决办法，归根结底仍是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提高单位成本的产出率，降低单位产量的价值额，以降低其市场价格，从而扩大这些相对过剩商品的市场销售程度。但人们对生产力仍难摆脱这样的误解：生产力越高，市场上商品就越多，商品在市场中就越难以销售。确实，生产力越高市场商品量就越多。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商品量的多少，而在于这些商品所包含的内在价值量的大小，在于它们以什么成本耗费生产出来的。如果生产这些商品需要耗费很大的成本代价，使其价格过高，那么这种商品量的增多确实是社会经济的沉重负担，甚至变成经济灾难。相反，如果这些商品由于科技与生产工艺的提高而使其成本减小，价格下降，它们的市场就会得到扩展，就不会产生过剩现象。比如，假设水泥这种建筑材料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比现在的价格低10倍，那么，就算这种商品比现在再多10倍，也不会在中国产生过剩问题，因为整治中国广大农村的道路需要大量水泥。
因此，生产力作为“生产率”是非常重要的，是理解生产力与生产过剩关系的关键。生产力作为生产率，包含着“生产力提高商品价格下降”的反比关系，最终增强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商品的市场销售量。
三
虽然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因其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使经济陷入过剩危机，资本主义会因此而全面崩溃，最终被新的社会形态而取代。但实际上，在当今看来，这个生产关系仍然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将来可能最终停止。因此，如果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提高，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仍然会存在着，并且得到“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当生产力得到发展提高后，工人阶级会获得更多的工资， 生活得到较大提高。这巩固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发展提高下得到巩固与发展。今天，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日本及西欧国家，工人的工资比任何其它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高得多，同时，工资外的社会福利也比其它国家高很多。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能够在生产力提高下得到“新的发展”。
而这就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马克思的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许一定程度生产力的存在与发展，但当这种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这种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这个发展了的生产力，因此要么生产力停滞不前，要么这个生产关系被打破，以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用前面马克思自己的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这两个观点可以归纳为：前者，资本主义会随着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尽管资本主义自身对这个生产力具有许多制约因素，但只要这个生产力得到发展，资本主义就能得到发展；后者，资本主义会在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上消亡，生产力越大，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越快，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更高的生产力，生产力会胀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整个社会制度。这两个观点确实具有很大的背反性。前者，即“扩展说”：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限度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扩大，并且只要生产力仍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限度也仍然随着扩大。后者，即“容纳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容纳程度与限度，当生产力的发展超过这个限度，这个生产关系就会被胀破而崩溃。以下著名的“两个决不”，也明显表征了马克思的这种“容纳说”：“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在此，马克思将生产关系，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看作是一种体积基本上固定的“生产力容器”，如果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太大，则容器就会胀破，整个社会制度就会崩溃。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消灭资本主义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尽快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从而尽快使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关系陷于危机并最终崩溃。而使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人类科技的发展，所以马克思非常关注蒸汽机、电力等等自然力的广泛应用，将它们看作“最革命的因素”。但是他可能没有充分预料到，正是人类科技的这些发展，正是人类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至今仍然“健在”，并且发展前景仍然良好。
如何进一步说明这两个观点的道理与它们之间的差异呢？
问题仍在“生产力”这个核心概念中。实际上，人们总是将‘生产力’与‘生产能力’，特别是‘扩大再生产’互相混淆。比如，当人们看到一个工厂进行扩大再生产时，便以为它扩大了自己的生产力。按以上马克思“生产力即生产率”的理解，扩大生产能力、扩大再生产，并非一定就是提高生产力，因为生产的这种扩大并不一定能够提高单位时间与成本的产出率，它在产出的时候并没有讲到投资耗费的多少。比如我们听某企业领导人说：企业具有日产1万件某种商品的能力。这句话使我们知道这个企业的生产能力，但并不知道这个企业的生产率是多少。生产力作为生产率，最重要的是看企业生产这1万件商品需要耗费多少投资与其它成本。如果花费巨大的投入才生产出1万件商品，那么这种生产能力的生产率就很低。
这是人们对生产力最易误解、又最隐秘之处。如前所述，马克思虽然正确理解了生产力，但他同样存在着这种误解，因为他认为生产过剩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加重，最终使市场体系发生危机。
　　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能力、特别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呢？实际上，任何生产都是在以一定科技与工艺水平为基础之“生产力平台”上进行的。 从历史的大角度来看，人类生产力经过了手工人力的生产力平台，蒸汽、电等自然力的生产力平台，现在则是以“信息化”的手段优化改良传统自然力，以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之“信息化生产力平台”时代。当代的美国首先抓住了这次“信息化生产力平台”的大飞跃，使美国的整个社会生产力在原来基础上得到极大提高，从而建立起经济、军事上无可匹敌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有位学者这样说：“美国在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变化这两个方面都在世界上取得了优势和主动地位。其他国家若不能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上赶上和超过美国，要想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它抓住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科技，由于它创造性的思想而首先发展起“电子计算机”技术，并使这种技术化为一个巨大的社会信息化产业，从而实现新一次人类生产力的飞跃。因此我们不仅没有看到这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消亡迹象，相反却看到了它的强盛，看到它盛气凌人与滥用实力的霸气。
人类生产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之一定“平台”上展开的经济活动，扩大再生产也不例外。这说明，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只要它处于同一生产力平台上（也就是处于同一生产技术与工艺的条件下），它的单位时间（单位成本）产出率基本上恒定于一定范围内，所生产的商品其内在价值与成本价格也恒定在一定范围内。当然，生产规模越大，形成“规模生产”越大，商品内在价值就较低，因为，这种生产能充分利用投资成本，使单位成本的产出率更高。但这种生产率提高只是一种“应激性”生产率提高方式，它与由科技进步、生产工艺的彻底改进所引起的“平台性”生产率提高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根本的不同之处。比如。在一定的生产技术与工艺下，我们的汽车制造可以因规模生产而获得更高的生产率，从而使每辆汽车的生产成本下降。但如果生产技术与工艺没有改进，这种规模生产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程度是有限的，要使生产率得到根本提高，就必须要打破旧的生产技术与工艺所形成的“瓶颈”。
我们也可以将以上所说的“生产力”称为“内涵生产力”，而将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能力”称为“外延生产力”。内涵生产力即指生产率，而外延生产力则指在一定生产率平台上生产能力与生产规模的延伸。这样，如果我们不注重内涵生产力的提高，只注重外延生产力的扩张，那么，就会容易造成生产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外延生产力扩张达到一定程度，而造成生产过剩时，提高内涵生产力则可缓解这种过剩现象。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在一定生产力平台、一定内涵生产力水平上，外延生产力越强，生产得越多，生产就越容易发生过剩。因为我们知道，制约人们消费能力的，一个是人们的购买力不强，另一个是商品的市场价格过高。一种商品，在其价格基本固定的情况下，所生产的数量如果很大，就很容易形成过剩。比如，当我们仍以旧技术工艺生产手机时，由于这种生产工艺所必须耗费的成本较高，所以，尽管生产规模已经较大，但每个手机所凝结着的成本价格仍较高。以这种生产方式生产的手机越多，它就越容易过剩。要想使手机的成本价格得到实质性下降，就必须以更先进的工艺进行生产，在更高的内涵生产力下进行生产。
　　如此形成的过剩是不是马克思“生产力过强而引起的生产过剩”中所指的过剩？如果是，则马克思的观点就有局限性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这种过剩并不是生产力过强而引起的过剩，而是在一定生产力平台上的“重复建设”，外延生产力扩张太多而引起的过剩。如何缓解这种过剩呢？一个是缩小外延生产力的扩张程度，以减小这些成本价格过高的商品的供应量。另一个就是使内涵生产力所构建的“生产力平台”再向上提高一层，使商品的成本与价格得以下降，从而促进市场扩大、促进人们的消费。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自己也已说得很明白：“在危机之前，所有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物品往往普遍涨价。因此，所有这些商品都卷进接着而来的崩溃之中；在按照它们在崩溃之前的价格出卖的情况下，它们就造成市场负担过重。这种按照以前的市场价格吸收不了的商品量，按照下降了的、已经降到商品费用之下的价格，市场却能够吸收。商品的过剩总是相对的，就是说，都是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使商品能被吸收的那种价格，对生产者或商人来说，是引起破产的价格。” 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相对过剩”情况下，市场的商品过剩可以通过“降价”而得到缓解。而生产力（内涵生产力）的提高，就是使商品价格得以下降的最有效途径；虽然生产力提高也同样会使市场上商品的供应量大大增多，但商品是否过剩，与商品的供给量并没有内在关系。 可见，马克思是了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下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情况的。虽然这种情况仍难说明资本主义永久存在，但至少说明，资本主义并非按马克思原先的预言遭到消灭，反而在以后得到很大发展。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秘密。过剩，及过剩的缓解，都由人类社会生产力在市场经济中的运行所造成。只要是相对过剩，都可以通过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而获得缓解。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社会生产力正是通过这种“过剩”的曲折方式，一次又一次“被迫提高”。因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过剩，会迫使生产者采取办法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与价格，使这种商品在市场上重新获得竞争力。当经济处于衰退时期，我们就会经常看到，各个大小不同的公司为了摆脱困境，纷纷裁减员工，节约各种支出，以减小成本耗费，使自己的商品与服务在低靡的市场中能够以价格上的优势而获得一定竞争力。但以裁员的方式来减小成本，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不是一个公司所应采取的根本办法。根本的办法是通过科技进步与生产工艺的改进，进一步提高生产率。通过科技与工艺进步而提高的生产率，足以补偿因充分就业而耗费的劳动成本。因此，由于生产力发达，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工资很高，但他们所制造的产品，价格并不见得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使一个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不断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所获得的效率补偿充分就业所产生的工资成本。
经济的市场原则，就是提高人类社会生产力，使单位时间与成本所能提供的产品越来越多。从整体上说这是绝对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当然，人类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并非毫无代价，它要通过一系列令人痛苦的艰难过程。就象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这段话，送给那些因人类生产力的“残酷发展”而感到忧伤，并反对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人，是最合适的。

熊彼特早就有创新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了.

孟捷的文章，收藏~
1 有大约10年没有认真学习孟的文章了。上次精读的是一篇关于西斯蒙第的文章，1997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上，因为所谓编委们多少都认识，作品也大都拜读过，于是，敬佩得五体投地，呵呵~~
2 只知道“危机与机遇”是2001年前后的成果；希望看到孟关于创新的更多著述~~


[em01]

  楼主又要巴结孟捷教授了，是不是因为他又负责今年的政治经济学年会啊？

以下是引用李冬会在2009-3-2 21:16:00的发言：
熊彼特早就有创新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了.

我们当然知道熊的观点思想，这是相当重要的思想。

而我则把创新归纳为两个方面：产品的使用价值方面的创新与产品的成本价格方面的创新，并且将这两方面称为“有效供给”。用这个思想去解释生产过剩危机，是很有意义的。

以下是引用le2005在2009-3-2 21:38:00的发言：
孟捷的文章，收藏~
1 有大约10年没有认真学习孟的文章了。上次精读的是一篇关于西斯蒙第的文章，1997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上，因为所谓编委们多少都认识，作品也大都拜读过，于是，敬佩得五体投地，呵呵~~
2 只知道“危机与机遇”是2001年前后的成果；希望看到孟关于创新的更多著述~~


[em01]

不过我对政治经济学派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感到不太满意，他们将原因简单归结为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结果，有失深入研究。当今对经济危机的主流解释应该是“泡沫经济”论。经济危机到底是由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还是由体现在货币政策上面的国家主义（毕竟货币发行权在国家手里）造成的，现在应该还未有定论呢！

学习了

当今中国，尤其需要发挥有效供给的创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