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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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节节攀升，目前已增至约2400万名；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以上；而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等待“消化”。如何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希望听取各位大虾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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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问题 劳动力 失业率 讨论 就业问题

关于就业，最关键的有三个因素，一：经济要保持稳健增长 ，这样才有经济的基础去吸纳剩余的劳动力 二：好的制度，特别是户口制度这种近似野蛮的制度，早就应该废除，它不仅仅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而且具有强烈的歧视性，把一个民族划分为两等人，以至于进城辛辛苦苦挣点血汗钱的农民竟然还要暂住在自己的国土（合在一起的有万恶的强制收容制度，现在叫帮扶，而这个国土却是自己当家做主的，郁闷吧。农村包围城市，好了，围完了反倒对进城有限制，要把农民兄弟赶出来，畜生干的事，忘恩负义。三：教育 最最关键的，改革后最富有成效的，我认为就是制度因素。

楼上说的三个因素都很重要，但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非常困难。比如经济增长即使达到10％也增加不了多少就业人数；再如户籍制度，过去似乎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但现在的影响已经弱化很多。所以，户籍制度之类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中国就业问题实际上是资源相对人口的稀缺性问题。

当人们普遍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时，（非人力）资源约束必然反映在就业问题上。

试想，如果人们现在还普遍只追求30年前的生活水平（当然，这样大家就都很穷），那么当前的工资水平下就不会有那么多不愿意就业的人员了（虽然有些人无奈也接受了这样的工资，但心有不满）。

小时候书里常讲，到了21世纪生活就好了，“21世纪”是当时人心中非常美好的一个理想。其实，我们当时忘记了资源约束，中国如此多的人口如果都达到某一高水平，（既定价格下）资源的需求量将呈级数的增长（现在的汽车与汽油矛盾已初露端倪）。

我认为，不愿意就业（也就是所谓的“自愿性失业”）的人相对而言还是少数。中国的经济提供不了如此多的就业岗位，原因在于政府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自我发展的种种限制。有一句话比较贴切：“与民争利”。

资源问题是重要问题，但是否对失业并无太大影响？毕竟，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的第三产业是不需要耗费太多资源的。

同意第三产业的特点。所以中国的就业问题必然伴随产业结构变化问题。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很轻松的。第三产业对非人力资源的竞争也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激烈起来，但应该比第一二产业轻一些。

如此众多的高校毕业生向大城市集中而不愿意留在小城市（这应该算他们在小城市“自愿失业”吧），可不可以理解为对资源分享（或竞争）的愿望？

1、您在7楼和4楼讨论的“资源”似乎不是同一个概念啊；

2、尽管众多高校毕业生向大城市集中而不愿意留在小城市，但当他们在大城市找不到（合意的）工作时，仍只能回到中小城市就业。而且，如果允许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大城市没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们（如北京本地低学历者）也可以去小城市就业。

虽然我研究方向不是制度经济学，但我总认为，一切经济问题最终都归结到制度上去。呵呵。

不知这样理解可不可以接受：就业是参与资源利用与分享的重要机会（access），而资源的利用与分享又有一个效率问题。在技术水平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参与资源利用与分享的人的量有某个“最优”水平（这种最优的存在正是资源稀缺的一种反映）。而如果假设消费在总体上具有不可逆性，如果技术水平进步相对缓慢，而人口增长相对迅速，则可能出现失业情况（或者隐蔽失业）。

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如果技术水平不变，而人口日益增加，若就业人员想保持不低于以往的消费水平（甚至想日益提高），就业人员的量必须不能超过某个水平（俱乐部不能太大）。这样消费的不可逆性就可能使失业增加。

这些可以从一个抽象的生产函数得到理解（当人口太多时会出现“马尔萨斯陷阱”的那个生产函数）。

解决问题的总思路就是改变这个大生产函数，或者通过技术进步，或者通过制度改善。但是全地球的资源及现有的技术所形成的“地球生产函数”到底是什么样子，它能承载多少（为满足某种消费水平而奋斗的）人类，不太好计算。而地球上各区域事实上形成了各个不同的生产函数，每个生产函数对应自己的俱乐部成员。

制度改善是一个办法，本来资源是稀缺的，制度改善可以节约稀缺资源（谓“节约交易成本或制度成本”）。

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人们都能接受低水平的消费，或者愿意接受消费的波动（谓“安然于苦乐”，“贵贱总从容”），不会有失业问题。

说这么多，也许只想说一个很直白的意思（也许就是一句废话）：我们在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时候，必须想到资源的稀缺性，如果大生产函数的改善本身也需要很多稀缺资源，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的严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