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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这是我硕士同学介绍今年诺奖成果的一篇通俗文章，欢迎大家评论。
汤铎铎
自宏观经济学巨擘卢卡斯(Jr. Robert E. Lucas)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今年，诺奖又回到了宏观经济学领域，获奖者是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而闻名的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
普雷斯科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他今年获奖多少又有些出乎意料。国外一家经济学网站在介绍普雷斯科特时有这样的条目：为什么普雷斯科特可能获得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在健在的未获奖宏观经济学家中，没有人的贡献比他大；为什么普雷斯科特可能不会获得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在过去的大约5年中，每年普雷斯科特都是有力的竞争者，可是每次他都被忽略，那么这次也一样。果然，2003年的诺奖又一次眷顾了计量经济学，普雷斯科特再次被忽略。今年，当人们更加犹疑不决的时候，瑞典人却终于垂青于普雷斯科特。
此前有人评论道，普雷斯科特获得诺奖无疑是迟早的事，如果他能如愿，希望是和基德兰德一起分享。基德兰德早期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接受过普雷斯科特的指导，后来他们成为密友和长期合作者，他们共同发表了许多重要成果。诺奖主要是授予研究成果而不是个人，如果要凭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获奖，普雷斯科特是当然的人选，可除基德兰德以外，至少还有两个以上的经济学家有望染指。所以，如果诺奖要授予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基德兰德不能获奖当然十分遗憾，可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1日的高级公报很好地说明了基德兰德获奖的理由，这个长达33页的公报的题目就很说明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动态宏观经济学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量。也就是说，今年的诺奖有一半是授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而另外一半给了所谓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这样，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分享诺奖就毫无争议了。仔细阅读这个公报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主要是因为他们合作完成的两篇论文而获奖，一篇题为“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发表于1977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PE)，主要讨论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一篇题为“建造时间和总量波动”，发表于1982年的《计量经济学》(Economitrica)，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开山之作。
1977年的文章主要讨论了政府政策要受制于时间一致性的问题。例如，一个理性的、有远见的政府为了最大化公民福利选择了一个政策时间表，并宣布按照时间表行事。如果理性的公民相信政府的承诺，并且政府确实按承诺行事，则经济达到最优状态。问题是，政府看到公民相信自己的承诺并做出相应举措后，会有激励去违背承诺而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那么，具有理性预期的公民也许一开始就不会相信政府。这个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束缚住了手脚而按规则行事的政府要好于一个具有相机抉择权力的自由的政府。这篇文章的新古典特征十分明显，事实上，它也经常被视为理性预期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77年的论文只是理性预期革命的延续的话，那么从宏观经济理论以后的发展来看，他们1982年的论文无疑是一个新的开端。从1982年起的20多年中，所谓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经历了迅猛的发展，至今已俨然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主流派别。下面我们主要谈谈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发展历程。
如果不考虑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有一个一致的描述：在长期，经济有一个平滑的稳定增长趋势，主要由供给因素决定，这可以由增长模型刻画；而在短期，经济围绕这个长期趋势波动，其主要原因是总需求冲击，这可以用波动理论来解释。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主要争论集中在短期波动上，他们对波动的成因和应对措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都认为这种波动是非帕累托最优的，对长期趋势的偏离被认为是存在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而且，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新古典学派，都给货币因素以足够的重视，认为至少在短期货币是非中性的。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作为“有影响的少数”，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们以一系列富有冲击性的思想向上述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发起了挑战。该理论的倡导者认为，首先，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是随机的技术冲击，名义变量和其它的“总需求”因素并不是关键性的，尤其重要的是，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甚至在短期货币也是中性的；其次，波动并不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宏观经济变量在任何时点上都是理性的经济主体行为最大化的结果，都代表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因此，失业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最后，波动和增长是可以综合考虑的现象，它们应该用同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而不是各自拥有不同的理论。即使现在来看，这些思想仍然相当有颠覆性，难怪当初著名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惊呼：“如果这些理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从凯恩斯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最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首先，上世纪80年代初，新古典货币失察模型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遭到重创，该模型主要由卢卡斯和巴罗(Robert J. Barro)在70年代创立，此后一直作为主导性的新古典波动理论；其次，在“卢卡斯批评”之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IS-LM和AD-AS框架深受质疑，理性预期和选择性微观基础被认为是宏观经济模型的必然组成部分，而卢卡斯在方法论上对波动理论的讨论也成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产生的诱因；第三，纳尔逊(C. R. Nelson)和普洛瑟(Charles I. Plosser)的研究认为，产量时间序列最好被看作是随机游走而不是趋势复归，并且指出，在波动的形成中真实因素远比货币因素重要；最后，上世纪50-70年代，动态优化方法、一般均衡理论和时间序列分析得到长足发展，它们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倡导者提供了强有力的建模工具。另外，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宏观经济供给面的重要性凸显，而强调需求因素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很难充分解释当时存在的滞胀现象，这成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产生的经验因素。
在此背景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产生水到渠成。除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的开创性贡献，另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归功于朗(John B. Long)和普洛瑟(Charles I. Plosser)。1986年，普雷斯科特和萨默斯在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季刊上进行了著名的论战，这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成为当时宏观经济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1989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经济学展望杂志》(JEP)上同时发表的两篇专题论文表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理论界的地位得到巩固，而普洛瑟和曼昆(N. Gregory Mankiw)的对抗比起三年前的争论已经温和了一些。在整个8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以激进的观点向传统理论发起强有力的挑战，这些观点在风格鲜明的复杂数理模型包装之下。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其倡导者努力捍卫自己的阵地，到80年代末，他们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当时该理论仍相当弱小，以至于“写一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综述很难找到足够的材料”，并且，“一个个人的讨论会就可以包括大多数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参与者”。
在上世纪9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经历了疯狂的发展。最直接的证据是论文数量的急剧增加，泽梅尔曼(Christian Zimmermann)1996年的不完全统计令人相当吃惊。如果要在90年代末写一篇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综述，那么主要问题肯定不是没有足够的材料，而是材料太多如何取舍了。随着论文数量的增加，研究者队伍不可避免的壮大了，人们看到了许多陌生的名字，这时如果要召开一个包括大多数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者的讨论会，会场一定不会是在某个人的家里。
90年代最重要的两篇综述来自斯塔德勒(George W. Stadler)以及金(Robert G. King)和雷贝洛(Sergio T. Rebelo)。斯塔德勒的论文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虽然发表于1994年，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毫不过时。该论文集中讨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面临的批评和几个重要的扩展，1994年以后的大多数理论进展其实都被该文囊括。从这个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认为该文是这个领域最好的综述，而在1994年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没有大的突破性进展。虽然斯塔德勒相当谨慎地赞扬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成功，但是他没能预料到的是，在20世纪末竟然出现了以“复活真实经济周期（Resuscitating Real Business Cycles）”为标题的综述，无论如何，这都有些耸人听闻。在他们论文的开头，金和雷贝洛似乎描述了和标题矛盾的现象：在整个9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已经成为研究生课程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其方法似乎已经被认为是当前的正统宏观经济学了；另外，该理论的方法在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和资产定价等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赖以进行的实验室，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牢固地建立了其地位”。难道这样的一个理论还需要复活吗？
要回答这个的问题，我们必须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思想和方法分开来评价。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思想的主体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颠覆性的见解，而它的方法则是包装这些思想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目前的情况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如日中天，把它说成是当前的正统宏观经济学并不夸张。但是，那些原初的思想却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最近已经有人开始宣布其主要内容的死亡了。基本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一直面临经验检验上的批评，为了改善模型在这方面的表现，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扩展。无论如何，这些扩展都削弱了那些原初的思想，尤其是在模型中引入其它冲击和工资、价格粘性的时候。不过，这些扩展充其量是部分承认了其它因素的重要性，而并没有放弃技术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这一信念。可是在最近的研究中，有些文献开始质疑技术冲击的地位，而另一位诺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则认为，“在我看来，原初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计划——把观察到的波动理解为一个功能良好的，跨期替代竞争经济对不可预见的技术和偏好冲击的有效反应——在获得很少的成果之后已经逐渐枯竭了”。如果说对基本模型的扩展是一种退守的话，那么批评者在最近似乎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反攻。
正如泽梅尔曼所说，“……当货币和名义影响被正式纳入模型时，真实经济周期现在已经超越了‘真实’；同样，当对一个递归的动态经济进行校准和模拟的方法应用于其它论题时，真实经济周期也超越了‘经济周期’”。那么，超越了“真实”和“经济周期”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否该换个名字了呢？巴库斯(D. K. Backus)最早提议通过投票来确定一个恰当的术语，一次网上投票的结果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DGE)得到了最高的75.9%的票，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RBC）只得到了可怜的3.7%。这次投票从另一个角度明晰了我们前面的印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躯壳还十分强健，但是它的灵魂却似乎需要复活。
从产生至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宏观经济的认识。通过一个完全设定的模型经济，该理论论证了技术冲击在经济波动中的核心地位。围绕这个研究计划的批评、争论和大量扩展研究，大大推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首先，该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现实经济的理解。在忽视了价格粘性、信息不完全等因素之后，借助一个随机的技术冲击，其倡导者在“平滑”的新古典世界里为经济周期提供了全新解释。这一结果的冲击力不言而喻，它让经济学家进一步去思考那些产生“摩擦”的因素和技术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并且进一步去探讨所有这些因素的本质。其次，该理论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宏观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个转向，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时的思路和方法。最后，承接理性预期革命浪潮中的“政策无效性”命题，该理论对干预性政策的正当性提出进一步质疑。如果波动是家庭和厂商对环境变化做出理性调整的结果，那么谋求“熨平”经济波动的相机抉择政策可能就是不适当的。显而易见，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能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其框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虽然一直面临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通过引入各种相关因素，这些批评被一一化解，而理论也因此取得了新的进展。最具象征性的是在模型中引入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因素，这有点像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瓶子里装上新凯恩斯主义的美酒，无论如何这种尝试都是鼓舞人心的。另一方面，从事该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并非都同意其某些核心观点，比如技术冲击的重要性就受到了广泛质疑。因此，所谓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的组成其实是多层次的，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研究方法和思想进路，而不是对一个具体问题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接近了前面提到的观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躯壳还十分强健，但是它的灵魂却似乎需要复活。可这仅仅反映了当下的趋势，还远远不是最后的结论。其实，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也面临批评，而宣布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核心思想的死亡似乎也为时过早。
当前该理论的研究仍很活跃，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获奖对该理论不知是福是祸。一个不太乐观的猜测是，他们获奖肯定有利于该理论的传播，但同时，该理论可能会失去一些一流的研究者，谁能指望凭借这一框架再次获奖呢？一个乐观的猜测是，他们的获奖会为该理论的研究注射一支强心剂，诺奖有时在承认已有成果的同时也被看作指明了有希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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