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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新劳动法很失败 老板和员工齐唱反对之声
2009年04月01日 14:03中国商人
陈功：凯恩斯主义，是个骗局
《中国商人》：张五常认为，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来源于“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有人认为中国区域经济的激烈竞争将中国地方政府拉入拼资源、拼优惠政策、拼内耗的恶性竞争泥潭。同时以这种恶性竞争为动力的初级增长模式也使当前中国拉动内需成为一个难题。您如何评论这两种观点的分岐？
陈功：中国经济奇迹可以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张五常先生的解释相当别具一格，但对中国如此之大的一个国家，单纯用县与县的制度关系来解释，似乎偏狭小了一些。可能更好的解释，应该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相当快，现在很多农村中的实际人口，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子，年轻人都到了城市去打工，实际中国城市化的比例，恐怕还要高。这显然对中国农村社会以及整体经济效率是有严重影响的。另一方面，假如中国每个农民需要每年2000元的社会保障以及公民福利，那么10亿农民每年就是2万亿，改革开放30年，就意味着60万亿的资金。这笔资金本来应该在农村，但实际却是农村没有城市有，我们的经济奇迹是以社会福利的极大削弱为代价而形成的，经济学家们通常都很关心GDP增长率，但这个数字的背后，实际是一种血汗增长率。而在制度压力之下，巨额资金用于城市，当然会支持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至于县与县的制度清晰，恐怕从宋朝、明朝、清朝开始，中国就是如此了。
《中国商人》：张五常认为，挽救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三个选项：其一是以凯恩斯为鼻祖的宏观派，主张政府花钱投资，刺激消费。其二是以佛利民为掌门的货币派，主张增加货币量与借贷，从而在制度中加些滑油，使收入与财富上升。第三个选项是张五常的“微观派”，主张“取消工会与最低工资，先让工资与物价下降，增加就业与企业的租值，跟着带动财富与收入的增加。”安邦对此三种救市理论持何见解？
陈功：全球经济危机并不是每次都是相同的原因，“全球危机”一词是现实的，但“全球经济危机”一词，却是模糊的。什么是危机？什么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如何形成和运动的？这里面还有诸多的理论问题，值得经济学家们深入研究，现在也不断听到有新的成果出现。
人类在这方面的认识，是不断增长中的。
我个人以为，大致而言，对于经济危机，凯恩斯那派的意见，要想真加以落实，其实有假定条件。只有那种在世界上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国家，才有可能使用这种方法去缓和危机。凯恩斯当年是对着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说的，此后的美国也可以使用，因为他们当时都符合全球支配性地位——这个假定条件。
以现在的美国来看，它可以借债，向中国借债，向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来借债，这些“有钱的国家”，可以提供资金，让美国来实施凯恩斯的那一套。你试试看，如果津巴布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你看中国会提供资金购买它的国债吗？
在这上面很多经济学家非常糊涂，照搬经济学理论，搞形而上学的那一套，这对中国经济增长非常不利。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财政里面没有钱，或是没法像美国那样搞全球发债，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也搞凯恩斯主义，谁来买单？美国有中东国家和中国来买单，中国恐怕只有让老百姓来买单吧！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凯恩斯旗号下的所谓的经济刺激方案，是否真的有用，大家立刻就知道了。
所以，凯恩斯主义，是个骗局。
与凯恩斯相比，佛利民的主张稍微好一些，毕竟它的主张，较为均衡地针对整个经济体，而且对经济的周期，干扰不大，毕竟添油加醋。吃点药，可以缓解一下痛苦。
我是比较看好货币学派的意见的，在当前而言，这几乎是唯一可证明能被有效制度化的经济学主张。比如美联储的表现，就可说明央行可以通过利率的调整，发出制度化的货币供应信号，来进行一种理智地调节。央行会不会犯错误呢？当然会的，但这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
我想，货币主义，还是有希望的。
至于张五常先生的主张，“取消工会与最低工资，先让工资与物价下降，增加就业与企业的租值，跟着带动财富与收入的增加。”坦率的说，我感觉到理解困难，因为此举显然意味着巨大的社会痛苦。说了半天，是让老百姓付出代价，吐出钱来，让企业增加收入和财富积累。如果我们谈危机的话，这种主张本身是加剧危机的实现，而不是削弱之。
我知道有人担心劳工组织的制度膨胀，这的确会发生，比如美国的汽车工会，但也用不着过敏。简单来说，一个是法律，一个是知识，一个是经济运行规律，会让这种劳工组织的制度膨胀受到约束。现在的时代，不是希特勒的那个时代，老百姓有能力认识到，谁是肇祸者。所以，不宜用对抗性的观点来认识劳工组织，更何况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工组织。
对于危机而言，我认为解决方案，没有好的，只有不坏的，否则这个世界就没有危机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危机只是一种系统发生自组织，从无序走向有序的临界点。
只要有时间，一切都会恢复的。
《中国商人》：张五常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批评拥护者众多，今年两会上，关于劳动合同法的存废之争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在《围绕劳动合同法的感觉和意气之争》一文中提出一个有意思的看法：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对最激烈的“除了私营企业家就是专家学者”，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外企老板则鲜有反对的声音。您认为是否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就应该“取消工会与最低劳动工资”这些新劳动合法中的“硬件”？
陈功：由于前面谈了很多相关问题，所以这里简单一点，我只谈这个问题中的前提部分，其中包含了很多的问题。
新劳动法是一部很失败的法律，我说这种失败，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纯粹是人的无能，是参与制订者的极大无能，导致了这部法律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来是想保障劳工利益，寻求社会和谐，这当然是好事，我想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拒绝这一点吧。但这部分法律推出的结果，却是极大的不和谐，老板和员工齐唱反对之声，事与愿违，这难道不是“做事的人”的问题吗？
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大家都抢着要出名，所以才有“超女现象”。这也就是说，中国但凡有什么好事，大都有人抢在前面说，这是我干的！唯独有两部法律没有抢在前面说，这是我干的！一部法律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另一法律就是新的劳动合同法。参与的专家学者，都成了“地下工作者”，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改革开放之初，从上到下，都非常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现在基本都不谈了。如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判断，说“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对最激烈的，除了私营企业家就是专家学者”，是不客观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恐怕只符合了无良媒体对题材的追求而已。
中国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老板吃的是腐败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企业不是他的，别说多交点钱，增加些成本，要想拿走，随时都可以拿走，而且里外都是一家人，谁还在乎什么法不法的。至于外企老板，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关键有人堵上了耳朵，那是听不到了。
我看对新的劳动合同法，硬件是不用动的，关键是争议最多的几条线的划分，要做调整。还是那句话，实事求是才是硬道理。我们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冲突和矛盾这么多，为什么？我们恐怕要对此反思，是不是已经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
《中国商人》：我们也看到，政府在2007年以来采取的诸多调控措施几乎都在此次应对经济危机的新政中被取消了，这一点在房地产行业中表现最为突出。那么经济恢复以后呢，是否当前的诸多措施又需要再来一次颠覆？
陈功：这种前后不一致的颠覆，的的确确存在！对此，我只想说一句，这不是高水准的执政(宏观调控)表现。
宏观调控始终是一种主要应用宏观经济学理论，但却是在微观程度上进行的调控！我想说的是，在中国，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搞经济，总是希望大刀阔斧。
其实，搞经济，什么时候都是循序渐进的好。
你看日本，高速成长之后，得到的是什么？失去的10年！他们搞12年的低利率，却还是不行。亚洲四小龙也是一样，高成长期一过，就是漫长而低迷的调整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以我看，一个国家，什么时候，需要大刀阔斧了，出现大起大落，那就不是宏观调控了，那是失去理性了。有的人喜欢屹立桥头的那种感觉，所谓挽狂澜于既倒，说得挺动人，但在宏观经济里面，没有这个事情。在经济层面，任何事情都得考虑“成本”二字，你大刀阔斧，是痛快了，但是谁要为此付出成本啊？这个问题得事先想明白。
所以，宏观调控是微观事务！翻来覆去，大起大落，终将被证明还是不行的。
至于房地产，那很简单了。不动产就是一种资产，如果人民币升值，则资产升值；如果人民币贬值，则资产贬值。如果你还搞不明白，那么看看利率，看看利率趋势，就明白了。如果利率始终处于下行轨道，那么如果有人说，不动产要升值，纯粹是胡说八道，那是在忽悠你呢。最值钱的现金都不值钱了，不动产还能值钱？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商人》：安邦在<2009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中开篇就提到，“中国的经济危机更多是自身的危机，”而并非来完全来自于全球金融危机。请您介绍一下，为了克服这些“中国式的固有危机”，安邦有哪些既不同于主流学者，又不同于政府立场的解决思路？
陈功：我们的确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但主要问题却是内因，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并非完全由外部需求所导致的。根据安邦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危机大致是由如下原因导致的：
一、国有经济的规模过大，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但由于国有企业依靠垄断经营，实际创造的效益不高。在相当多领域仍为国有企业垄断的体制下，这等于是在挖经济增长的墙角，政府仍然需要为国有经济体的亏损来买单。
二、金融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国内信贷和金融资源严重倾向于国有集团，众多承担最大量社会就业职能的民营企业，实际只能依靠高利贷勉强存活。由于资金成本太高，一旦市场压力袭来，自然立刻倾倒。不要忘了，在金融海啸还未爆发的2008年上半年，国内就已有高达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三、货币政策进退失据。中国曾在通胀问题上长期处于犹豫状态，物价指数迅速上升到超过8%，而同期存款利率水平却长期远低于通胀率。这不但相当于催逼企业犯险冒进，同时还极大地推高了资源与资产价格，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在经济放缓苗头出现的时候，国内货币政策又停留在紧缩状态，没有及时调整，造成了现在的被动。
四、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将会摧垮沿海的大量低端制造业，这种常识性的提醒不断出现，却从来没能影响决策层。很多产品的利润只有5%，人民币升值超过20%，明显对它们将是灭顶之灾。中国的问题早就存在，只是被人为忽略，这是重视表面繁荣的必然后果。
五、市场环境的配套逐渐失去理智。新的劳动法被基层广泛认为是近年来最糟糕的一部“恶法”，对劳动用工产生了广泛的杀伤；不动产价格上涨也在很长时间也失去控制，国内大量政策互相打架，处于混乱状态。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看问题。2008年的中国经济陷入危机，实际上从北京奥运会之前就开始了，随着为奥运会开幕做准备，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冻结了国内部分经济之后，中国经济就一直没能再重新启动。在一切为奥运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列车刹车容易，但重新启动就难了。奥运会之后遇到全球金融危机，结果中国经济这趟车怎么也打不着火了。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中国与外部世界最大的不同，就是改革的空间和环境，这是中国最有利的资源。中国要想脱困，有赖于此。我在这里呼吁，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将之发扬光大。
现在，大家都看到不少的制度问题，但却缺乏勇气去面对，去解决，怎么办？还是得借改革开放之初的金钥匙——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困难，但还没有超过改革开放之初的困难。实事求是的精神，既然能够解决那个时候的问题，也一定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其实简单。我们的空间很大，但我们总是愿意自我封闭一些空间，在增长的道路上，人为划线。该到了去掉这些条条框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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