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穿珠仔看新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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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2-21 16:57:47 来源：[张五常blog]  作者：[张五常] 

我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是一九八二完稿的。寄了一份给戴维德，他读后对一位朋友说：「大家吵了那么多年关于公司究竟是什么，终于给史提芬画上句号。」史提芬者，区区在下也。那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了。几年前遇到一位博士生，他说选修巴赛尔在研究院教的制度经济学，整个学期只讨论一篇文章：《公司的合约本质》。 

　　为了理解「公司」何物，一九六九我开始跑工厂，十三年后才动笔，可见传世之作不容易。然而，整篇文章的破案关键，却来自一九五一我就深知的、当时香港人称为「穿珠仔」的行业。穿者，串也。低贱之极，不见经传，平凡得很，但启发了我。这实例在《公司》文内有提及。 

　　二战后几年，香港西湾河的山头住着些破落户，是贫苦人家，我家一九三八建于该山头，相比起来是「豪宅」了。贫苦人家不少以穿珠仔为生计，一个人从早穿到晚只赚得四口便饭一餐，鱼肉是谈不上的了。很小的不同颜色的玻璃珠子，用线穿起来成为头带或腰带，有点像印第安人的饰物，当时西方有市场。由代理人提供珠子、线与颜色图案的设计，操作者坐在自己家里按图穿呀穿的。以每件成品算工资，是件工。

　　代理人是老板了。不知是第几层的代理，他的报酬是抽取一个佣金。佣金多少或是秘密，或是胡说，但不同的代理人不少，有竞争，看他们的衣着，整天在山头到处跑——交、收、验货——其收入也是仅足餬口吧。

　　上述的平凡例子有几个绝不平凡的含意。一、从简单的件工角度看，劳动市场就是产品市场，二者分不开，传统的经济分析是错了的。二、如果政府管制件工的工资，就是管制产品的物价，价管是也。三、没有任何压力团体会对穿珠仔这个行业有兴趣——今天设计新劳动法的也没有兴趣——因为作为代理的老板，作出的只是时间投资，赚取的只是一点知识的钱，身无长物，没有什么租值可以让外人动手动脚的。四、这些可怜的代理老板，就是经济学吵得热闹的principal-agent这个话题的主角人物。这题材可不是起自那一九八三的《公司》文章，而是起自我一九六九发表的《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无心插柳，但八十年代Zvi Griliches对我这样说，后来Sherwin Rosen对阮志华也这样说。至于《选择》一文也触发了博弈理论在经济学死灰复燃，对我来说，是悲剧。 

　　转谈衬衫的制造吧。整件衬衫，从裁剪到不同部分的车造甚至到上钮，都可以每部分用件工算，也往往用。应选用哪种合约过后再说，这里有些问题比穿珠仔来得复杂，从而导致操作的要从住家转到工厂去。在家中操作是有好处的：节省厂房租金与交通时间、可以兼顾孩子与作家务，多多少少有点天伦之乐。但把工人集中在工厂操作，管治与合作配搭的费用较低。原料的处理，在家中可能有困难。当年我调查过一间织藤工厂，藤织品以件工算，但藤枝太长，在家中不能存放。最重要的促成工厂的原因，是机械的设置了。资金的需要是个问题（当年的西湾河不少人家自置衣车，在家中件工操作）；工厂可以分两更或三更操作，减少了机械的空置时间；最重要可能是机械太大，家中放不下。二百年前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起于纺织技术有了两项重要的发明，纺织机变得庞大，工厂于是纷纷兴起了。 

　　工厂的兴起，也有几个不平凡的含意。一、工人往往要离乡别井，一百年前中国的旧礼教家庭因而开始瓦解，而今天到处跑的民工以千万计，新春大雪火车站踏死人。二、自甘为奴（见前文）的劳工集中在一起，不仅增加了奴役的形象，加上知识不足，容易被煽动，上街或罢工的行为是远为容易产生了。三、与新劳动法最有关连的，是置了厂房及机械设备的资方或老板，投资下了注，不容易随时无损退出。这其中含意着的租值是一种特别的成本，是不浅的学问，读者要参阅拙作《供应的行为》的第三章第四节——《上头成本与租值摊分》——来理解。这租值的存在可使外人认为劳动法例有可乘之机，可把租值再分配。然而，有胆投资设厂的不蠢，总会想出些应对方法。这些方法一般提升交易费用，导致租值消散，劳方能得甜头的机会甚微，整体及长远一点看，劳苦大众是会受损的。这是因为租值消散他们要分担。 

　　可能最有趣的含意，是新劳动法的推出，如果严厉执行，会导致机械或科技投资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设置了机械的不会再投资，让机械老化，而还未入局的当然会却步了。另一方面，一些厂家会赌一手，多置机械或提升科技，精简员工人数，希望能选中杰出的，被迫提升薪酬可以赚回来。这两方面，皆会削弱劳苦大众自力更生的机会。比较难逃一劫的是有值钱的发明专利或名牌商标的机构。租值明显存在，他们主要的自卫方法是精简员工，减少产出，提升价格。 

　　回头说件工，不是所有产品或产品的每部分都宜于用件工处理的。按产出的件数算工资，工人的意向是斗快。质量当然要检查，但所谓慢工出细活，档次要求极高的产品，检查的费用（包括与员工争议的费用）可能过高了。此外，过于琐碎的工作（例如文员），或有创作性的（例如设计），或不容易界定件数的（例如维修），或需要几个人一起做的（例如电镀），等等，件工皆不容易引进。这里又有几个不平凡的含意。一、选择件工是为了减低监管费用，不选件工是为了减低件数界定与检查费用。都是交易费用，劳动合约的选择主要是为了减低这些费用。二、如果资方投资机械设备，这设备的成本愈高，产出效率较高的员工，愈要有较高的每件工资才能找到均衡点（见拙作《制度的选择》第四章第六节）。这解释了为什么件工制度往往加上奖金制。三、如果件工合约的交易费用过高，时间工资（日工或月工）或其它劳动合约会被采用。但员工的时间本身对老板不值钱，所以监管「奴役」的情况会出现。任何行业，如果有件工与时工的并存，懂得做厂的人会互相印证，务求二者的工资大致吻合。政府干预一种合约，会误导另一种需要的讯息。四、上文提及，管制件工的工资等于管制产品的市价。这里的含意，是管制时间工资其实是间接的产品价格管制。五、如果政府规定的最低时间工资够高，工人会反对件工合约，因为产出斗快其收入也达不到最低时间工资的水平。这样，政府会被迫而废除件工合约。比史德拉、佛利民等大师想深了一层：他们认为最低工资的不良效果是损害了生产力低的就业机会，我补加最低工资会左右了重要的合约选择，从而增加了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上述的五个含意，新劳动合同法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屈指一算，我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合约有四十三年的日子了。主要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合约问题。说过好几次，分工专业产出，获利极大。自由的合约选择是减低交易费用的重点。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交易费用一般高得很。一九八一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我指出，只要这些费用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略减，经济增长会急升。 

　　想当年，北京的朋友接受了我提出的关于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也同意要尽可能减低这些费用。够浅白，而当时盛行的走后门，交易费用奇高，所以提出的说服力强。跟着的经改有大成是人类奇迹。为什么最近推出的新劳动法，突然间背道而驰，把交易费用大手地推上去呢？是的，从这角度看，新劳动法是明显地走回头路，清楚得很。是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啊，难道这经改要止于二十九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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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法 PRINCIPAL Griliches 新劳动合同法 中国经济改革 劳动法

实证分析，规范分析。

新劳动法的推出旨在保护就业者利益，旨在中国就业市场规范化，旨在向国际规范靠拢，这些都是新劳动法的好的一面，规范的一面。非常有可能是这些规范经济的考量（政治考量除外）导致了在这个时候推出新劳动法。

但是从实证角度分析，这个法案最直接的经济后果是以牺牲外部人的利益来保护内部人的利益：失业上升（长期劳工市场摩擦加强，短期凯恩斯失业），劳工市场（以及连带的经济体本身）交易成本上升效率下降。所以对国民总福利的影响一定是负面的。现在的问题是，需要确定总损失的幅度是多少（包括经济体的短期的效率损失，在长期效率可能是提高的）。

有时间而且有数据的话，其实可以做一个正式的模型分析，这样子就清楚了。这方面现有的模型不少。否则光是纯粹议论的话，其实并不能给出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