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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海明
《叫魂》是一本奇书。中国历史的园子里，奇花异果甚多，1768年叫魂事件，只是一棵不起眼小萝卜，孔博士花大气力拔小萝卜，所为底事？是为了带出泥。
写18世纪中国史，中国史学家爱歌功颂德，满口康乾盛世鸟生鱼汤，孔飞力反其道而行，从叫魂事件，一叶知秋，推导出19世纪中华帝国没落之滥觞，虽是马后炮，也算得上独具慧眼。
1768年叫魂事件，源于江南水门工程，江湖传言，石匠将活人姓名写于纸片，贴在木桩顶部，会加持某种精神力量，有利施工，那些被写上姓名的人，精气被窃取，或病或亡，由此引起恐慌。恐慌越演越烈，甚至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见到不认识的和尚，道士，乞丐，流浪汉之流，一两句话不合，就神经过敏，不分皂白，群起而攻之或将其扭送到衙门。
在人们看来，一旦让某术士得知自己姓名，就有被叫魂的危险，因此，决不轻易透露自家姓名。这种风俗，在文学创作中屡见不鲜，如《西游记》，金角大王持紫金宝葫芦，呼人姓名，若那人答应，就被吸进去。这种怪力乱神事件，纯属闹剧，但是，民意一旦沸腾，当地官员不得不重视，在古代，无论庙堂江湖，都信天人感应，若官员治理有方，天降祥瑞，若官员无道，天降灾祸，暴乱频发。苏东坡早年任职陕西凤翔，适逢干旱，压力山大，四处拜神求雨，直到天降甘霖，才喜不自胜，做了篇《喜雨亭记》。
若皇帝不干预，由地方官自扫门前雪， 叫魂事件成不了气候。但是，当时有一种叫魂术，是从某人辫子末端剪下头发下咒，这就触碰到乾隆最敏感那根神经——涉及发辫，兹事体大。有多大？事关大清安危。
让乾隆感到棘手的问题，有两个：谋反与汉化。以辫子下蛊的叫魂术，切中了两个棘手难题的重合处。因此，在乾隆看来，叫魂不是常规案件，而是谋反。乾隆的焦虑不难理解，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华夏，心里难免打鼓，怕占多数的汉人不服，一百多年后，乾隆梦魇成真，孙中山推翻清朝的口号，正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乾隆情商比较高，在初期，他对削发所涉及的谋反问题只字不提，只是不断督促地方官员，抓捕涉案嫌犯，查清事件底里。
叫魂案的嫌犯，分三个级别：剪人发辫者，术士，大术师。剪人发辫者是马仔，术士是中层，真正的大老虎是大术师。各省官员豕突狼奔，只抓到一批剪发辫的马仔，运气好的，抓到一二术士，至于大术师，连毛都没看到。清朝大臣与皇帝沟通，分常规奏折和朱批奏折，常规奏折负责日常事务，朱批奏折负责紧急事务。当时，官员侦查叫魂案不利，朱批奏折如雪片般在乾隆和各省官员间往来，乾隆在这些“红头文件”中大动肝火，称这些官员为废人、蠢物，读之令人莞尔，想到一句话：得天下蠢材而骂之，不亦快哉。
大术师了无踪影，让乾隆心里更加没底。彼时迷信肆行，草莽庙堂如出一辙，神鬼之事，实属难测，9月7日，乾隆发一道上谕，将叫魂妖术与剃发谋反挂钩。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行省大员诚惶诚恐，搜捕压力逐级下放，做具体事的基层官僚，只好“放卫星”，屈打成招，草菅人命，一时间冤案丛生。渐渐，乾隆对此有所耳闻，下令将主要嫌犯押解北京，交由军机大臣审理。
经反复提审，军机大臣惊奇地发现，叫魂一案，从头至尾，竟是子虚乌有，大术师的姓名，都是屈打成招者随口胡诌出来的。例如，有个嫌犯吃打不过，就胡诌出一个叫张四儒的大术师，衙役根据“线索”，抓住一个叫张四的嫌犯，通过严刑逼供，逼他承认自己叫张四儒。然后好大喜功的行省大员，就借此向皇帝邀功。
查出叫魂原委后，由德高望重的刑部尚书刘统勋出面，告知皇帝真相。乾隆心情可想而知，好在他情商高，下了道文，把全部罪过推给地方官，怪他们玩忽职守，给自己找了通面子，然后宣布停止清缴。那些为赢得皇帝欢心，草菅人命的行省大员，大多只受到降职处分，如山东巡抚富尼汉，事后只是被贬为山西布政使。而那些蒙冤的僧人，道士，乞丐，流浪汉，死了的就死了，侥幸没死的，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对他们来说，保住小命就是最大幸运，为此，还要山呼万岁，感激皇恩浩荡呢。
1768年的叫魂事件，就是一起乌龙，民众的愚昧、皇帝的专制、官员的自保，发酵了这一切，终酿成全国范围的妖术大恐慌。最后，葫芦僧判葫芦案，不管闹剧惨剧，都草草带过。
如果孔飞力写到此处煞尾，那他就只是个平庸的说书先生，好在他不是，《叫魂》一书，前八章只是漫长序曲，真正的精髓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如本文开头所说，孔飞力叙述这场叫魂乌龙，是花大力气拔小萝卜，而他的醉翁之意，显然不在萝卜，而在萝卜所带出的泥，泥是什么？是皇帝与官僚体制的博弈。
在古代中国，君主与官僚制度互相制衡，又和合共存，权力此消彼长。到了清朝，自有一套游戏规则。乾隆对付官僚体制，有两件法宝：1.利用都察院，对官员进行监督，并让官僚之间互相弹劾；2.对所有官僚，进行三年一次的考绩，频繁调动，防止行省长官在一省坐大。
君主驭官僚，官员亦可反制，皇帝权力再大，毕竟单身匹马，不是千手观音，做不到事无巨细都明察秋毫。高级官僚暗中举荐自己亲信，结为朋党，官官相护，党同伐异，皇帝即便日后察觉，也不好发难。官员反制皇帝的第二件法宝，就是揣摩皇帝心思，非常时期，风过草偃，安全第一。
至于弹劾，说白了，就是冒着得罪同僚的危险讨好皇帝，那些为天下苍生直言利弊的，毕竟是稀有动物。对于这点，官员们彼此心照不宣，风水轮流转，荣辱祸福无常，即便弹劾倾轧，若无绝对把握，也不会把事做绝，而是眼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在皇帝与官员的暗战中，算是打了个平手，皇帝就算不爽，也只能在礼仪中找补自己的天子威严。在清朝，那些被皇帝任命的官员，都要写一份谢恩表，这种谢恩表毫无尊严可言，落款一般都为“善跪”，如湖广总督吴达善跪。
虽有礼仪找补，想必乾隆也是意难平，所以当叫魂案风起，乾隆就借题发挥，把常规案件升级到谋反的高度，整一整各行省的大小官僚。在叫魂这场暗战中，皇帝通过两套缰绳控制官员，第一套缰绳，是常规例法，官员有过，交由吏部或刑部按规章处置；第二套缰绳，是专制皇权，皇帝可凭心情，任意做出或严或松的惩罚：失宠，贬职，罚金，抄家乃至杀头。对此，官员照样有反制对策，比如消极执行皇帝清剿叫魂的指令，做面子工程，雷声大雨点小；转移视线，以清剿为名，抓捕无为教等民间宗教团体。
孔飞力认为，叫魂是一个事件，一个由头，如《红楼梦》里说的“扎筏子”，皇帝借叫魂扎筏子整肃官员，官员借叫魂扎筏子弹劾政敌，对于普通大众，也有机会在这场风暴中浑水摸鱼，达成自己的目的，如差役借叫魂勒索僧人，民众借叫魂围攻外乡流浪者，发泄戾气。最可怕的，是事件可以人为地制造。
抛开叫魂这些光怪陆离的附加意义，回到叫魂本身。彼时民间妖术盛行，而官僚阶层多不以为然，反映的是普通人无权无势的生存状态，只能借助怪力乱神来寄托愿望。笔者大学时挂科无数，四处碰壁，于是写几首歪诗，自封诗人，给自己的尴尬处境找个借口、镀层金粉，大概也是一种叫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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