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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题记：对于“上山下乡去农村”的概念，我们这一代人最初从电视剧《孽债》和李春波所唱的《呼儿嘿呦》中知晓。而今我们的弟妹们带着对农村“绿色柳条、长辫少女”的向往，选择去农村当村官、体验农村生活。他们再也不需像父辈们那样，在田间地头挑粪施肥，成天嚼着红薯、啃着玉米棒子。但村官们能为农村做什么，他们又收获了什么，三年后他们还能做什么？随着中央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大冬天，我和郑飞从镇政府骑车半小时回到村里，两人对望后大笑开来。头发上盖了一层雪，成了白头翁。于是，我们高唱周杰伦的《发如雪》。”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贺北村主任助理吴家富回忆村官三年的点滴往事时，眼神变得非常柔和：“你瞧，在层层阴霾的市区见不到的星星，每晚八点就光顾我们的头顶。”
2006年，北京市启动了从北京地区高校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远郊区县工作的计划，至今有8600多名大学生投身京郊新农村建设，吴家富是第一批北京大学生村官中的一名。三年农村生活弹指一挥间，在第一批村官的人生经历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迹——有些人感到苦熬过了三年，有些人正书写自己的精彩人生，有些人还在路上，有些人则选择了安静地走开。
吴家富：工作就是不断重复地写材料
晚上11点，一声“滴答”音，吴家富的短信闯进了我的手机。短信中这样写道：“希望你采访我们，看看北京村官三年来都奉献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未来何去何从？”我回了短信约他见面，心里一直猜想吴家富的模样——什么样的村干部？
与吴家富的见面打破了此前的猜想。下午四点半左右，一个1.6米左右、背着沉重的大书包、神色腼腆的男孩走进我的办公室，他的额头上渗出滴滴汗水。
“我找不到路，坐917路进城还倒了两趟车、花了2个多小时才到。”吴家富说，他早已习惯了这段路程，为了读完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的在职研究生，每周五他都扛着大书包坐车进城，周末再往回赶。
四川人吴家富，2006年从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报名参加村官选拔后被分配到大兴区礼贤镇贺北村工作。按照聘用合同的承诺，两年后即2008年，大兴区组织部替他落了北京户口。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吴家富对自己的工作、生活谈得甚少，提得更多的是“三年生活让我认识到农村的现状必须改变”。他说，自己试着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去思考农村问题，“农民不能再从事低成本、低收益的种植业，一定要做特色农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第一次见面，吴家富这个“有抱负”的大学生村官激起了我对这个群体追踪采访的兴趣。
一周之后，在贺北村村民活动站，我又见到了吴家富。
开车下了高速、上了国道、向南转到乡间小道，从市区走了1个多小时才找到了贺北村村民活动站。远远地望见吴家富站在门口，笑着朝我们招手。
“我们村的条件在镇里还算不错，有健身器材供我们运动，房子前面是食堂，村里专门安排了一个大师傅替我们做饭，后面是我们的宿舍。”在自己的地盘上，吴家富俨然一副“地主”模样，热情大方地介绍活动站里的一切。见有记者来了，隔壁房间内住的另外两位村官也进来与我们寒暄。也许是因为在自家放松的环境里，也许是周围有同感的伙伴们，吴家富与我的对话更进了一层。
“刚来时，村干部问我‘我们想要学农的，你专业不对口，来做什么？’他们都认为，我们到农村工作是因为大学生太多了，要缓解就业压力。村里人都说，我们搞人际关系没经验，不能带领农民致富，到这里来能干嘛？”他说，自己曾设想在农村要大干一番事业，提出了一些计划，但现在看来都成了泡影。在贺北村干了三年，除了村里选举、填报各种信息外，所有的工作就是不断重复地写材料、写文件。庄稼地里的那些生菜倒是认识，可对种植温度、病虫等知识一概不知。
“平时，与村里农民接触不多，也没有什么可聊的话题，村里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都躲在活动站里，上上网、看看书，打发无聊的时光。因此，我想既然有空就念个研究生吧，不要虚度光阴。”吴家富说。
至于三年村官后出路在何方，“我不可能留在村里”。吴家富凄然一笑：“学校老师为了提高一时的就业率，把我们推向了农村，我们当年一起分到这个镇里当村官的就有二十多人。”面对如今镇里仅有的一到两个留任指标，他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可如今，我们又将要回到三年前，准备简历、面试、不遗余力地与我们的师弟师妹们竞争就业岗位。遗憾的是，三年村官经历在找工作方面没有什么优势，一些公司、企业都认为这不算工作经验。”
“其实，我们挺想做事的，可没有人拿活给我干。拿着政府每个月给我的薪水，有时我感到挺对不住我们村的。我认为，村官应参加村民的选举，谋取一个有实权的职位后，说话有分量，就能实现自己的想法了。如果不行，也能让我们村官成立个村官自治协会，村里提供基本的办公条件，按各自的专业划分，在农业与市场对接上帮助农民致富。”吴家富说，这些想法闷在自己心里很久，却一直不敢向村镇干部提及。
吴家富的言谈中不断使用“我们村”的字眼，能够看出三年的村官生活已让他将自己当成了村里的一员。然而，村镇干部对村官的态度让人捉摸不透。大兴区礼贤镇贺北村党支部书记孟继先也不止一次肯定了村官们运用电脑的技术和打字技能，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村官未来发展的想法。
李子啸：养狗养成了“事业” 李子啸站在养狗场前打电话联系业务。
李子啸站在养狗场前打电话联系业务。
李子啸在通州区宋庄镇的村镇干部和村官中可算一个名人。听说我们要去采访他，不少人都向我们描摹他的轮廓——养犬经营户、致富能手、自己挣钱买了一辆POLO、一个什么都想去尝新的人……
早上不到9点，一个外表阳光的北京男孩在大邓各庄村村委会外的马路上等着我们，他就是李子啸。“欢迎你们来到大邓各庄村犬业基地，这是我以前的名片，新名片还在印刷中。”李子啸一边说着话，一边递给我们名片，名片上写着“北京大邓犬业专业合作社经理李子啸”。
一个村官怎么摇身当了经理？
从北京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商务英语系毕业后，李子啸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碰上2006年北京市招村官的考试。抱着侥幸的心理，他去参加了笔试和面试。没想到最后自己竟然通过了层层把关，李子啸被分配到宋庄镇富豪村做村官。
“2006年10月，我去富豪村上班，除了打字、写文件外无事可做，把我憋坏了。”李子啸说，自己那阵太无聊了，不过2007年调换到大邓各庄村后，情况大有改观。虽然干的还是以前医保、司机、打字员等琐碎活，但因为有了事业，他顿时觉得天空明亮起来——每天忙忙碌碌、电话不断、没一分钟能闲下来。
李子啸所说的“事业”就是养狗。他热爱养狗，说起养狗来就像是一个行家。没料到，大学时的这一爱好让他在宋庄镇的村官生活如鱼得水。
“我大一开始养狗，可家里人反对。于是，我偷偷地攒了4000多块买了自己的第一条狗，从喂狗粮、买狗衣服、给狗看病到狗下崽，每一环节我都没落下。一年后，我的狗生了一窝小狗，我把它们全卖了，挣了6000多块。”这可把李子啸乐坏了，没想到养狗还能赚钱！从那以后，他一边读书学英语，一边开始养狗赚钱，买了那辆银灰色的POLO。
富豪村的郁闷日子让李子啸想寻找新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镇里大邓各庄村狗生意做得远近闻名。“我突然兴奋起来了，抓紧时间找到大邓各庄村党支部书记谈心，聊自己的养狗经验和想法。书记正缺帮手，以前的村官对狗没有兴趣，帮不上忙。”两人一拍即合，在书记的强烈要求下，李子啸被调到了大邓各庄村。
从上世纪80年代发展犬业经济开始，大邓各庄村犬业蓬勃发展——全村109户农民中108户养犬，宠物犬、赛级犬俱全，还招商引资来了IGO国际宠物俱乐部。2006年，村里成立犬业专业合作社后，每户平均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有些农户甚至每年能收入五六十万元。
“但农民的宣传意识太落后，没有提高狗的附加值。”李子啸说，自己刚进村时，每家农户虽然都在经营狗，但传统的模式是大门紧锁，只能听到里面群狗齐叫，买主看不见狗、也分辨不出狗的品种。不少买主一看这种情景，不好意思去逐户敲门，开车掉头走了。因此他建议，每家门口最好用一副挂图标示狗的照片、品种和主人的联系电话。经过与书记探讨，村民自治委员会同意了他的提议。
这一宣传工作完成后，狗生意红火起来了，河北、山东等地人都来买狗。李子啸的不少创新点子给村民带来了实惠，村民们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一遇到有狗的难题纷纷找他解疑释惑。
由于英语好，他经常浏览国外养犬网站，学习国外经营犬业的经验。“国际上犬业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可我国仅二三十年。随着空巢现象、老龄化等社会情况的出现，犬业前景被看好。最近，我在修改村里开办的中国名犬交易网。专门安排摄影师为狗拍照片，然后将它们的配种、出生、防疫、喂养等情况全放在网上。这样，原本1000元左右的狗能卖到3000元，大大提高了附加值。”李子啸说，买主们足不出户，只要轻点鼠标，狗信息一目了然，直接付款到账后，狗就通过特殊的宠物快递被送到全国各地的客户手中了。
一边帮着村里发展养犬，一边筹集了100多万元在村里建了自己的养犬场。李子啸还想与村里合资修建一个宠物医院，并将以成本价对村民服务。
“靠着自己的本领，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妈妈看了高兴至极，不再反对我养狗了。”李子啸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
对于村官三年后的出路，李子啸没有吴家富的那份沉重。“我不愁，有很多选择，村里想留我，IGO国际宠物俱乐部也想雇我，我还有自己的养狗场……”
赵高阳：性格开朗了许多 村官赵高阳揭开蔬菜大棚的一角，让记者看种植的苦菊。
“一到我们村，就开英语培训班，村里小孩和家长赵老师长、赵老师短地叫着。”通州区宋庄镇北窑上村副书记谭雪琪盯着赵高阳，笑着也叫了声“赵老师”。赵高阳的脸刷地红了。
通州区宋庄镇北窑上村书记助理赵高阳2006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个头不高的她挺有主见，不愿到离南边大兴父母家近的地方，而选择了北京最东头的通州当村官。
“刚来时什么都不懂，只能干文秘活。我周末也不愿回大兴家里，在村里没事做，就打算开个英语辅导班，培训村里小孩的英语。”赵高阳说，英语辅导班的通知一张贴出去，没想到周末竟然来了20多个小孩，还有他们的父母。“我也没多想，第一堂课被几十人盯着讲完。家长们却反应很好，每周都让孩子们来学习。这样一来二去没几个月的工夫，就同村民们打成了一片。谁家里做了好吃的，还给我送来；晚上无聊了，去谁家里都能一块玩。”
“她同村民的关系比我还好，村民有啥事都爱找她说。”谭雪琪说。
“我们村的经济以种植业为主，有名的品种是生菜。农业最关键的问题是技术和订单。”发现这一点之后，赵高阳将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蔬菜合作社。在村镇领导的支持下，她从区里农业推广站请来专家，为农民们讲解最新的农业知识；又组织村民去培训生菜知识。“生菜是喜凉作物，适合于冬天生长。一年有两茬，分别在10月至11月底和3月底至5月。所以，菜出来前就要赶紧把订单拿到。”赵高阳说，在他们的努力下，从超市、大饭店等具备一定消费规模的地方，帮助找销路。现在很多农民不用发愁销路，“菜还没有长出来，对方的订单早已经开出了。”
聊至尽兴处，赵高阳要带我们去看蔬菜合作社的大棚。中午时分，烈日当头，守大棚的农民回家歇息了。她拉开大棚的边角塑料布，指给我们瞧地里的菜，“这是苦菊、那是紫甘蓝，都是附加值高的跨季节菜”。听到赵高阳说得头头是道，大家都笑称“你成了一个老农民”。
赵高阳说，农村生活改变了我，现在的她与过去判若两人。自己以前挺腼腆、不爱与人接触，村官这份工作迫使自己必须与人沟通和交流，性格开朗了许多。
没有吴家富的沉重，没有李子啸的洒脱，赵高阳选择了平凡务实的道路——一切从“赵老师”开始，组织专家对蔬菜合作社农户进行培训、教育，充当着蔬菜种植户与外界交流的纽带。
“我还想在村里继续干下去。”赵高阳说，自己在村里与大家相处得很好。“我就惦记着在这里扎根。但镇里传达了上面的精神，2006年第一批21名村官，只能留3人。上周，镇里组织了考试，我还不知道能否通过。”她说。
她：选择安静地走开 通州移动公司为大兴庄树的草莓采摘园广告宣传牌。这是村官孙璐珺与通州区移动公司“谈判”的成果。
在单调、寂寞的农村生活中，吴家富等人选择了勇敢地留下来，李子啸则干得红红火火，而还有一些人则安静地走开。我们通过各种方式都未能联系上那些辞职的村官们，只能从旁人嘴里听到了关于他们的只言片语。
“我们这批人中，就她一人走了。”大兴区礼贤镇礼二村书记助理王尧说，“有一位北京籍的大学生分来当村官不到一年，就离职走了，好像家里帮她找了份银行的工作。工作体面，她也挺高兴。”
女孩临走前与王尧谈心说，实在忍受不了农村的生活，村官的工作与自己想像的差距太大了。女孩的离开对周围的村官们有一定的触动，但为了北京户口或其他缘故，不少村官还是选择了勇敢地留下来。
郑飞：“如果再选择，肯定不来当村官”
“快熬到三年了。”面对记者的提问，2007年从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石油专业毕业、现任大兴区礼贤镇西北疃村村官的郑飞坚定地说：“如果再选择，我肯定不来当村官。”直率的他一点都不隐瞒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们周围的村官，没有一个人觉得三年过得有价值。”
而吴家富他们三年后的出路至今仍不明朗也让他倍感迷茫。
“家富他们考公务员没成，笔试过了，面试并没因我们的村官经历而加分；找其他工作，没有应届生的优势，很多公司还瞧不上你的三年村官经历；继续深造考研究生可能性不大，书本丢了这么多年，再拾起来比较难；工作没有着落，年龄也过25岁了，还得考虑个人婚姻问题。怎么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到了一起？”郑飞一口气地点出了自己的种种困惑后，陷入了沉思中，半晌没说话。
“听说，有的地方村官做得非常好、带领农民致富，我们挺想能够大家在一起交流、学习经验。但也没人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曾亮亮 文/摄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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