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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医生告急

中国千名儿童分不到半位医生，原因何在？如何打破恶性循环？家家户户谈论的焦点，无非就是孩子。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心头肉；但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儿科医生数量，却陷入短缺告急的窘境。2015年底，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这种状况集中出现。这是为什么？在短期内，家长们的努力能够突破此一困境吗？如果不行，中国孩子的健康，谁来守护？

　　儿科医生奇缺，部分医院暂停儿科急诊！2015年底，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这种状况集中出现。
　　据了解，在全国多个城市，越来越多的医院因儿科医生不足，暂停夜间急诊或普通急诊。未暂停急诊的医院，急诊高峰排队时间已长达四小时以上，有患儿输液排队需要等候一夜，各大医院儿科几乎都人满为患。
　　元旦期间，为应对儿科急诊高峰，上海卫计委启动应急方案，为四家市级儿科特色医院调动支援医师，增补护理人员，招募百人志愿者，延长工作时间，以满足病患需求。
　　《2014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增加约8万名医生的情况下，全国儿科医生的数量，自新医改推动五年来净减少5000人。全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拥有0.43位儿科医生，比起发达国家1名儿科医生服务1000名儿童的标准，中国儿科医患配比严重不足，中国儿科医生缺口至少20万人。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未来几年，预计中国每年将新增约300万名儿童。如果儿科医生不能快速扩充人手，“儿童看病难”现象将愈演愈烈。
　　儿科医生奇缺，怎么办？为解决“供需难题”，各大医院纷纷出招。
　　首都儿研所从2015年9月起实行按病情危重程度，对患者分流；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儿科门诊部实行限号，高峰时节启动备班医生支援儿科急诊；多家医院对儿科医生实行退休返聘，最年长的医生已经74岁；大部分儿童医院因常年缺人，不断降低招聘标准，甚至要求新晋医生上岗必须先到儿科工作两年；实在“没招”的医院干脆暂停儿科急诊，甚至取消儿科。
推行分级诊疗难
　　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下称首都儿研所）门口，从早到晚，人流涌动，孩啼不止，一张5元的挂号票已经被“黄牛”炒到600元，仍一号难求。
　　首都儿研所王医生向记者介绍，2015年，医院日门诊量已经达到7000人次以上，处于饱和状态。“最近几年，每年增长幅度都在10%左右，外地患者大量涌入，医院分流挂号渠道，做分级诊疗，腾挪床位，仍然无法满足需求。”
　　家长痛苦难捱。“孩子高烧近40度，夜里挂急诊仍排到200多号，排队时间加起来就有六七个小时，医生问诊时间还不到两分钟！”大量从外地来京看病的患儿及家属，在过道里席地而坐，精疲力尽。
　　儿科医生已经在超负荷运转。王医生介绍说，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天门诊量在150人左右。每隔三天，他还要值一次夜班，从早上8点工作到第二天中午12点，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医院里负责门诊、急诊、住院病房的儿科医生全部在连轴转，但值班表仍然排不过来，我最近三四年都没有休过年假，经常隔几周才能有个双休假。”
　　但实际上，大多数儿科患者并不需要拥挤到大医院的急诊中心就诊。据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统计，该院三年来40万人次的急诊病例中，超过八成属于非紧急病症，按照分级制度，本来可以选择看门诊，而不必去挤急诊。“比如腹泻、呕吐、呼吸道的疾病，完全可以在基层医院处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廷亮表示，急诊资源应该用于救治危重症患儿，医疗卫生系统要加强儿童常见病护理知识宣传，家长也应该具备基本的判断和处理能力。
　　分级诊疗被视为快速解决困局的最佳方案。据调查，中国现阶段14岁以下儿童接近3亿人，生活在农村的儿童接近2亿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6102.55万。如果能在基层医疗机构解决问题，将快速缓解大医院的儿童就诊压力。
　　困局在于，极度匮乏的儿科医生分布严重不均，和一二线城市相比，三四线城市更为奇缺。
　　“本科以上学历的儿科医生多集中在大城市专科医院和大型综合医院的儿科，而乡镇卫生院本科学历的占比不超过5%，一半以上的儿科医生只有中专学历。”北京三甲医院儿科医生刘医生介绍说。
　　二级医院及区县级医院的情况也不乐观。
　　甘肃西南某县第一人民医院（二甲医院）儿科医生孟举对记者表示，他所在的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儿科编制共10人，除去进修、培训、刚上岗的人员，实际具有工作能力的医生只有五六人，而该县人口50万人，且当地其他医院都没有特设的儿科和专业的儿科医生。
专科医院建设不足
　　尽管目前儿科医疗资源已是捉襟见肘，但中国尚无儿科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远期目标。北京市卫生局妇幼和精神卫生处处长吕璠表示，在目前儿科医疗资源奇缺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合理有效的调控和布局，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最大化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0岁-14岁儿童超过2.2亿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6.6%。由于抵抗能力弱，儿童患病的机会往往大于成人。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数据也显示，儿科疾病占所有就诊人数的20%。
　　《2014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综合医院儿科门诊人次接近2亿，占总人次的9.75%。而中国共有93405名儿科职业医师（含助理医师），仅占总数的3.9%。儿童医院病床使用率103%，每床出院人数47.8人，病床周转次数达49.3次，在所有卫生机构中最高。
　　以北京为例，长期以来，虽然人口不断增加，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成为北京市内仅有的两家大型儿童三甲医院。“详尽的检查和治疗只有专科医院才有能力承担，因此应下大力气建设儿科专科医院，综合医院的儿科只是专科医院的补充。”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曾表示，目前，中国共有儿童医院68家(其中政府兴办48家)，占1.3万家医院总数0.52%。就床位而言，全国儿科床位数是258224张，仅占全国总床位数的6.4%。
　　社会资本办医备受政策鼓励，但儿童医院却是社会资本不愿触及的领地。深圳儿童医院普外、新生儿外科副主任医师裴洪岗指出，综合医院儿科不赚钱，恰恰是市场化不足的体现。
　　除经济原因外，评级及晋升难也是阻碍儿童医院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医生的专业性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发表论文指数和科研基金两大项。“无论是药品、器械，还是临床，一般都是先做成人研究，再做儿童研究，而且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孩子‘试药’‘试疗’，导致儿科医生发表论文和拿科研基金都很难，这严重阻碍了儿科医生的培养晋升。”刘医生说。
　　朱宗涵认为，政府投入不足已阻碍了儿科的发展。“不仅儿童疾病很少会被列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而且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对儿童健康的关注度也很低。以中国医师协会接连几年开展的对全国儿童生长发育的监测为例，截至目前都是由协会自己筹资进行，得不到国家科研经费的支持。”
　　儿科医生流失情况日趋突出。来自卫生部人才服务交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与2005年相比，在执业类别为儿科的执业医师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员离开儿科。而根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数据，平均每年每家医院有两名儿科医师离开岗位。2012年至2014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医务人员离职人数分别为50人、67人、52人，比其他科室高出许多。
　　“这两年，我们科室的人走了三分之一。有的去私立医院，有的去做医药代表了。” 刘廷亮对记者表示。近年来，上海很多三甲医院儿科因儿科医生奇缺逐渐萎缩。“仁济医院、中山医院基本都没有儿科了，上海儿科诊疗基本就靠四家专科医院，本地患者加上大量外地患者，医院早就不堪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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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第六次人口普查 2014中国 中华医学会 妇幼保健院 中国卫生 志愿者 南京 北京 广州

完善培训体系仍需等待
　　近年来，儿科医生队伍缺乏新人加入。早在2011年，朱宗涵就提醒过，15年来，全国儿科医生仅增加5000名。类似“医院招聘儿科医生，无人前来报考应聘”的新闻屡屡见诸媒体。
　　“医学院临床本硕连读七年制，硕士时全班三十多人只有两个人选择了儿科。”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医生崔菲菲对记者表示，很多人不愿做儿科，儿科招聘门槛较低。很多人先应聘成人科室，不行了再找儿科工作。
　　为缓解儿科医生不足的困局，2015年7月27日，国家卫计委曾发布通知，“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考生未能通过全国统一考试，通过加分满足合格线的，“其执业资格将仅限定在院前急救、儿科岗位。”此一政策，被视为降低儿科医生执业门槛的标志。
　　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张俊祥对记者表示，对急诊、儿科加试降分录取，不失为短期内解决医生短缺的一种有效做法。他强调，降分的幅度仍应控制好。5分、10分并不代表太大的临床能力和技术水平差异，却可以满足一些学生的从医意愿，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急诊、儿科人才奇缺的状况。
　　更多人持反对意见。裴洪岗认为，此次通知是“无奈的应急之举”，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儿科一再降低用人标准，医疗质量逐步下降，医患矛盾随之激化，暴力事件增多。而每一次暴力事件使得更多学生远离儿科专业，加速医生流失。
　　首都儿研所王医生认为，医师资格考试全是选择题，以百分制计算，考满60分就能合格。“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医学学生来说，通过考试几乎没有难度。”儿科患者基本不能完整表述病情，儿科因此被称为“哑科”。按照国际上的统计，即便是发达国家，医学临床的确诊率也仅为70%左右，即有30%左右的误诊率。在如此苛刻的要求下，儿科医生需要有更高的临床技能。
　　取消儿科专业教育，被认为是现今儿科医生奇缺的重要原因。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为由，取消儿科学专业。1999年起，大多数医学院校停止儿科招生。在之后的18年，中国新型儿科医生培养机制出现空白，儿科医师也缺少了稳定来源。
　　朱宗涵说，目前儿科医师的来源：一是各级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生，二是攻读儿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三是其他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的研究生。前者在本专科阶段的儿科学教学安排，远远少于原儿科学专业，只具备最初级的儿科知识；后两者人数仅占很小比例，他们仅在儿科学的某个四级学科中(如儿科学、儿内科、消化专业)或其他二级学科(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等)，学习了很狭窄的专业知识。
　　目前，全国共有包括北京儿童医院在内的60余家儿童专科医院，承担着培养儿科医生的功能。因本身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每年每个医院仅能培养儿科医生30名左右。朱宗涵说：“全国每年仅能培养出1800名左右的儿科医生，尚不够满足本院的人才缺口，何谈为综合医院输出力量？”
　　降低门槛录取儿科医生显然不可取，但儿科医生的教育培训体系应该得到充分重视。朱宗涵建议，首先应恢复儿科学专业招生，同时增加医院儿科医师的编制规模，从根本上解决儿科后备医师来源的问题。
　　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建议，从招生时就开始“计划”未来需求量。各专业根据社会的需求设定年度需求量，向社会招聘。儿科、急诊甚至所有专业单列考试，让考生试前选择。一来避免歧视；二来考生可以根据供需与爱好来选择；三是通过提高短线专业的最低工资或服务价格来吸引医生的扩充。
　　2012年，拥有较强儿科专业背景支撑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重新开设了全日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方向”。但显然，距离输出大量儿科医生人才还需多年等待。
市场定价与自由执业
　　“儿科医生在干着高难度、高风险、大压力、低收入的活，这是大家都不愿做儿科医生的根本原因。”王医生说，医生圈里多年流行着一句调侃：“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
　　查房时，王医生会随身携带糖果和玩具，让患儿停止哭闹。“成人五分钟完成的普通查体，孩子至少要花20分钟。”吃药、打针、检查和治疗，每一个环节都常常需要医生护士全部上阵。
　　儿科已成为医患矛盾高发区和遭遇医疗暴力的高危区。根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披露的信息，儿童各个器官发育欠成熟，对疾病耐受力低，病情变化更快，有些新生儿疾病甚至可以一天内发病导致死亡。当治疗效果达不到预期，家长很可能归罪于儿科医生。
　　与高压力付出相对的是低收入。在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机制下，医生收入来源于三部分：基本工资、科室奖金和药品、耗材回扣。“儿科用药量少，不到成人的三分之一，而且多医治常见病，检查也比较少，几乎没有造影、磁共振之类的需求，手术也很谨慎。”刘廷亮说，按照医院创收考核指标，儿科几乎不盈利，属于公益福利性部门。
　　近年来，“儿科医生收入与医院电梯工相仿”“中国儿科医生收入仅略高于保姆”等新闻报道屡见报端。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组织的一项关于儿科医师工资的调查结果表明，2011年有96%的儿科医师不满意他们现有的工资水平，同时认为儿科医师工作强度与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匹配。
　　提高儿科医生薪资待遇是核心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认为，第一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给予儿科医生特殊政策，提高薪资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儿科医疗收费体系，重新计算儿科的人员成本、处置费用成本，提高服务性收费，降低药品加成，形成更合理的医疗价格体系。
　　儿科收入低，与现行的医疗收费体系有关。北京儿童医院物价办公室吕锐介绍，儿科手术的精细度要求非常高，医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但目前医疗收费价格儿科与成人定价并无差异，只考虑了物的消耗并没有考虑人力成本以及儿科的特殊性。
　　吕锐介绍说，成人某项手术只需准备一套手术器械就够了，儿科会按不同的年龄段至少准备三至四套。单台核磁共振机成人医院一天可做20人次，儿童医院只能做10人次。但此类大型设备报废的年限是相同的，相比成人医院，儿童医院使用率低、成本高。儿科特有的收费项目，如新生儿换血术才200元一次，却需要5个-6个医生持续7个-8个小时方可完成，医生的劳务价值远不如一根导管的费用。
困局何解？
　　“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根本性出路，是改变现行医疗卫生行业人事管制制度，放开医生自由执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朱凤梅分析说，“只有医生自由执业，使医生成为市场的人，才能使得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形成人力资源的定价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朱凤梅认为，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生的收入应由市场来决定，或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保障儿童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只要有利可图就会吸引医生进入儿科专业。同时利用市场的淘汰机制，提高医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医生之间通过竞争来取得收入，最终达到供需动态均衡。
　　目前，“儿童看病难”困局已危及千万家庭，关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未来。解决中国儿科医生奇缺问题，不仅需要立竿见影的利器，更需要具有深谋远虑的根治之道。

儿科医生奇缺 中国千名儿童分不到半位医生

中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拥有0.43位儿科医生，相比起发达国家1名儿科医生服务1000名儿童的标准，中国儿科医患配比严重不足

　　近期，一篇关于各大城市医院儿科瘫痪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文章称，北京、南京、上海到广州都有医院因儿科医生紧缺而被迫暂停急诊。儿科医生是否真的紧缺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萝岗中心医院）贴出告示，“从12月14日凌晨起，急诊儿科暂停服务（危重症除外）。”该医院称，因儿科医生长期不足，加上近期有儿科医生离职，导致只能暂停收治不属于危重症的发热患儿。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医院。
　　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增加约8万名医生的情况下，全国儿科医生的数量，自新医改推动五年来却净减少5000人。全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拥有0.43位儿科医生，相比起发达国家1名儿科医生服务1000名儿童的标准，中国儿科医患配比严重不足。再加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在即，全国儿童数量将以每年逾百万的数量级增长。如果儿科医生不能快速扩充人手，将造成更严重的紧缺现象。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儿科医生对记者表示，中国儿科医生紧缺由来已久，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自1999年起，教育部以“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为由，停止招收儿科，造成儿科人才断层。二是由于儿科用药少、检查少、手术少，在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机制下，儿科医生的收入过低。三是儿科问诊不易，急诊量较大，儿童哭闹不止，家长情绪波动大，使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大、风险高。
　　为缓解儿科医生不足的现状，7月27日，国家卫计委曾发布通知，“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但考生未能通过全国统一考试，通过加分满足合格线的，“其执业资格将仅限定在院前急救、儿科岗位。”
　　此一政策，被视为是降低儿科医生执业门槛的标志。该政策的支持者认为，若控制好降分幅度，此举不失为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一种有效方式。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形同降低了儿科医师的执业门槛，向外界传递“儿科医生是次等医生”的信号。
　　上述儿科医生对记者表示，她赞同“降分录取”的鼓励方式。但解决燃眉之急，关键还在于提高儿科医生的学科地位和收入水平。她建议，“可以通过补贴的方式，快速吸引年轻医学人才加入，补足队伍缺口。”

儿科医师资格降分录取惹争议 医生紧缺恐难持续

为缓解国内20万儿科医生短缺，卫计委下发通知欲降分吸引更多报考者。有担心认为此举恐降低儿科医生执业门槛，并非治本之道。医生认为症结在于儿科“穷、苦、累、险”，从业吸引力过低

　　家长不禁要问：“为什么给孩子看病这么难？”
　　2015年7月27日，国家卫计委下发了《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关于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专业内容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再次吸引了人们对于儿科医生短缺和人才培养困局的关注。
　　《通知》称，“为缓解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专业人员匮乏的现状，根据岗位实际工作需要，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
　　《通知》还指出，考生未能通过全国统一考试，通过加分满足合格线的，其执业资格将仅限定在院前急救、儿科岗位。对此《通知》，湖南省最先回应，于7月28日出台执行文件。《通知》说是“加分”，其实际意义则是“降分”录取。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有批评者认为这是降低儿科医师的执业门槛，向外界传递“儿科医生是劣等医生”的信号；也有支持者认为，若控制好降分幅度，此举不失为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一种有效方式。
　　20万儿科医生缺口
　　家住北京市的张帆女士是一名六岁儿童的母亲。她告诉记者，从孩子三岁上幼儿园到五岁，“基本月月病”。一次孩子夜晚突然高烧近40度，张帆带孩子于零点赶去北京儿童医院挂急诊，仍旧挂到二百多号。等到看上病时，已经天亮。之后孩子生病去北京儿研所，“同样人山人海”。
　　2015年初，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考察时指出，当前中国“儿童医疗保健资源供给不足、医护人员劳动强度高，儿童看病难仍较突出”。
　　根据2012年《中国卫生年鉴》，中国儿科医生缺口超过20万人，全国儿科专业医院仅有68家，占医院总数的0.52%。据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的数据，中国每千名儿童只有0.26个儿科医生，这一数字在美国是1.46。
　　深圳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医生裴洪岗告诉记者，大部分儿童医院常年缺人，招人的标准也在一直降低。“家长都愿意给孩子花钱，但现在有钱都不一定能得到好的服务。”
　　裴洪岗认为，儿科医生短缺在1998年后更加突显。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为由，取消儿科学专业。1999年起，大多数医学院校停止招生儿科。之后，专业人才出现断层。
　　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张俊祥认为，对急诊、儿科加试降分录取，也不失为短期内解决医生短缺的一种有效做法。张俊祥对记者强调，降分的幅度仍应控制好。在他看来，5分、10分并不代表太大的临床能力和技术水平差异，但是却可以满足一些学生的从医意愿，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急诊、儿科人才紧缺的状况。
　　待遇问题关键
　　在裴洪岗看来，此次《通知》是“无奈的应急之举”，以应对“儿科没人愿意干，缺口大”的事实。但如果仍不给予儿科医生合理的待遇，提升职业吸引力，无论医院建得多好，“只能继续招收其他专业淘汰下来的学生给孩子看病”。
　　裴洪岗指出，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儿科一再降低用人标准，医疗质量逐步下降，医患矛盾随之激化，暴力事件增多。与此同时，每一次暴力事件使得更多学生远离儿科专业，加速医生流失。而这一切的后果是：“儿童看病只会更难。”
　　儿科俗称“哑科”，和大人相比，给儿童看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大儿科主任王波对医生工作状态的描述曾刊载于《羊城晚报》。据其透露，儿科医生们在一天内几乎没有时间吃饭和上厕所。最高纪录是一名医生一天看了198个小病人。为了满足就诊需求，只能加强工作强度。
　　然而，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却没有给医生带来相应的收入。在现行的“医药养医”、“按创收额抽成发放奖金”的体制下，儿科效益差，基本要靠其他科室补贴。这是因为儿童的用药剂量小，而且患儿急性病多，住院时间较短。
　　同时，医生们也透露，独生子女家庭更是对医生寄于百分百成功的厚望，稍有不顺就把怨气发泄在医生身上，暴力伤医事件频频在儿科发生。
　　因此，裴洪岗用四个字总结为何儿科医生在中国不具职业吸引力：“穷、苦、累、险”。
　　不仅是儿科医生叫苦不迭，患儿家长更是满腹牢骚。在张帆看来，孩子看病难固然心烦，但她认为大医院同样存在给孩子过度医疗的问题，开药总是太多。
　　裴洪岗指出，综合医院儿科不赚钱，恰恰是市场化不足的体现。“私人资本想开儿科诊所，比登天还难。”
　　要解决儿科医生目前的困局，裴洪岗呼吁放开医疗服务价格管制、放开医生自由执业，让儿科医生能为自己定价，能让市场定价，回归本来的价值。

郭广昌委员：建立多层次儿童专科医疗服务体系

要彻底解决儿童看病难问题，还得从加大医疗服务供应入手，在体制机制上破题

郭广昌|文 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

　　近期，一则反应儿童就医难问题的报道见诸各大媒体，随着近期气温的大幅波动，各地儿童专科医院的门急诊量急剧盘升，一个普通感冒门诊从挂号到就诊一般都要五六个小时，患儿及其家属疲惫焦虑，而医院医生更是加班加点不胜负荷。儿科医疗服务供应不足、儿童看病难的问题浮出水面。
　　儿童看病难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儿童就诊需求持续增长。目前我国人口年龄主要分布以20-34岁人口为主，此人群正值婚育最佳年龄，同时“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自然带来儿童数量和就诊需求的增加。据统计，春节7天长假期间，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总量高达47232人，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4%；近期北京儿童医院的门急诊量峰值突破1万人次；同样在上海，近期儿科医院门急诊最高峰已经创下有史以来的新高，单日突破9000人次。
　　（二）我国儿科医生的数量却出现总体下滑趋势。《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近5年来，我国儿科医生的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24日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共有儿童医院99所，设置儿科的医疗机构共有35950个。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11.8万人，每千名0至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1.46人。同时据统计，我国儿科门急诊量年诊疗人次4.71亿，占全国门急诊总量的9.84%；医疗机构每个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日均承担的门诊人次数约为17人次，是医疗机构其他执业（助理）医师工作量的2.4倍。
　　而且，实有儿科医生数很可能要比上述数据更低，因为这其中还包括了一部分已经转岗从事非儿科临床或行政工作、辞职、调离或退休人员。可见，儿童医生数量显著过少，更何况儿童发病的环境因素密切，且具有集中爆发的特征，届时本已缺少的儿科医疗服务就更加捉襟见肘。
　　（三）儿科服务由于各种困难，在综合医院被边缘化。由于综合医院儿科医生收入低、儿科医生难招，逐渐压缩儿科服务成为趋势，甚至调整和撤销儿科门急诊时间；另一方面，专科儿童医院的门急诊量却急剧攀升，导致专科医院医生压力超常，也促使大量儿科医生转型放弃儿科医疗服务。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家庭的希望，儿童看病难问题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课题之一。要未雨绸缪，要彻底解决儿童看病难问题，还得从加大医疗服务供应入手，在体制机制上破题。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政府提供针对性保障措施，保证综合医院儿科门急诊服务。依托各级儿童专科医院和优势综合医院，横向建立儿科医疗联合体；放开儿科医生多点执业；积极鼓励吸纳民营医疗机构加入儿科医联体，并在儿科医疗服务能力上给与支撑。早日构建全域性、广覆盖、到基层的立体化分级儿科医疗服务体系。
　　（二）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提供儿科医疗服务，包括开办以儿科为主要服务诊所、儿科医院、与公立医疗机构合作举办儿童专科医院等，简化此类机构设置审批程序，简化儿科医生执业注册程序，适当放宽区域规划的儿科医疗机构床位限制；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给与支付定点。
　　（三）全面发挥互联网功能，高效发挥儿科医疗服务体系综合功能，探索设立儿科互联网诊所/医院。目前0至14岁儿童的家长主要是70-90年代人，也是对互联网接受度最高的人群，完全可以普及儿童就医网上预约，甚至可通过大数据系统分析实现网络首诊，有效利用医联体充分发挥分级诊疗机制，使儿童就医更高效、更便捷。

互联网医疗撬动医改困局

2017年我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125亿元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不断发展，通过远程医疗、可穿戴便携式设备等方式进行医疗服务的互联网医疗产业正逐渐壮大，接连获得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及其他产业资本的投资青睐。而在医疗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医疗有望通过提高医疗机构效率、让患者掌握主动权、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等方式突破传统医疗服务短板，并对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成为撬动医改顽石的重要杠杆。有业内人士称，2017年我国移动医疗市场将达到125亿元左右规模，而互联网医疗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政策壁垒。
资本“扎堆”涌入颠覆传统医疗模式
　　医疗机构、移动运营商、医疗设备制造商、终端厂商、软件方案商等借助互联网积极参与医疗模式的改革创新。借助手机、电脑等互联网终端，公众去医院看病、挂号、缴费不再需要排队，甚至直接在家中“求医问药”已经成为现实。
　　在北京朝阳医院，一位医生早晨打开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登录浏览当天住院病人、新入住病人整体情况。点中其中一位病人的名字，这个病人的姓名、床号、入院时间、主管医生等基本情况都显示在屏幕上。而在北京友谊医院，借助一款名为“未来医院”的服务平台，只要下载安装了支付宝钱包，其“服务窗”中搜索“北京友谊医院”，并绑定诊疗卡号后，就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挂号、交费、查取报告等操作，大幅缩短了就医准备时间。
　　目前，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公立医院，借助手机等移动设备提高医疗效率。这些变化让患者从挂号、门诊、检查、手术以及住院等各环节，都能更加便捷。
　　据记者采访了解到，截至2013年，我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约为22亿多元，预计2017年达到125亿元左右规模。未来我国移动医疗行业将加速发展。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年均增幅是18%以上。中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方佩表示，2013年全球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已经增长到45亿美元，预计未来3到5年年均增长达到50%，当前，我国移动医疗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具有更大空间。
　　互联网医疗产业的美好“钱景”吸引了资本大量涌入。2014年以来，互联网企业掀起了投资移动医疗的热潮。5月阿里巴巴推出“未来医院”计划；8月中旬“春雨移动健康”宣布完成5000万美元融资；9月“丁香园”获得腾讯投资7000万美元；10月，挂号网获1亿美元融资。这一领域频繁的融资行为引起广泛关注。另据了解，目前市场上面向医院开发出来的APP产品已经达2000多种。
缓解“看病难”顽疾 让患者掌握主动权
　　“造成老百姓看病难、挂号难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而互联网大数据可以让患者在选择医院和医生时‘耳聪目明’，从而缓解‘看病难’顽疾。”四川省卫计委主任沈骥表示。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通过监控、远程医疗、可穿戴便携式医疗设备等移动通信技术，提供医疗服务的新型医疗模式，正逐步形成五大优势。
　　——提高医疗机构效率，通过网络实现及时有效的传输。互联网将医生与患者相连接，就医数据相连接，实现查房、输液、诊断、挂号和化验等环节的数据快速共享。
　　——让患者掌握主动权，利用网络实现远程“求医问药”。我国传统医疗服务具有垄断性、专业性强等特点，医生掌握很强的信息优势，这是导致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在互联网上，患者可以同时向多位医生咨询，选择回答最为迅速，或最细致耐心的医生，掌握更大的主动权。
　　——全方位采集个人信息，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智能手环等各类可穿戴设备，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采集自身体征数据并传输到医疗中心，实现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不间断监控，并给予及时的就医指导。
　　——有利于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基层，让百姓不出远门就能获得更好医疗保障。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老少边穷地区医疗条件仍然很落后，网上医疗、远程就诊等方式能快捷地将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到这些地区。
　　——有利于主管部门对医疗机构更有效的监管。以往医院的处方、病例资料都是零散保存于各个医院，医生“过度医疗”、开“大处方”的情况时有发生。通过搭建互联网监管平台，医生的医疗行为实时呈现在网上，有利于主管部门遏制“大处方”、缓解老百姓“看病贵”。
　　互联网医疗产业还将对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等认为，随着移动医疗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患者信息的掌控，将推动医院从提供医疗服务，扩展到提供更符合患者需要的个性化健康服务。预计到2017年，我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医疗市场，我国普通群众就医方式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移动医疗获实质性推进
　　广东省网络医院经过1个多月的试运行，去年年底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正式上线启用。这是全国首家获得卫生计生部门许可的网络医院，患者在社区医疗中心或者连锁药店等网络就诊点，即可通过视频向在线专家求医问诊。业内人士认为，广东省网络医院的启用意味着移动医疗获得实质性推进。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移动医疗产业链的核心在于前端数据采集与后端个人健康管理服务的贯通，国内目前尚未有企业实现移动医疗产业链的闭合。
网上的三甲医院
　　“哪里不舒服？有没有咳嗽、发热吗？……”“初步判断是慢性咽炎，先吃一点中成药，如果没有好转建议去医院做专门检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陈伟坐在网络医院的电脑前，正通过视频通话接诊一名在广州某药房买药的患者。从诊断、开处方，最后到病人拿到药单，前后大约10分钟。
　　这就是网络医院的运营模式。据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田军章介绍，网络医院由医院提供在线医务人员，第三方提供网络平台，在社区医疗中心、农村卫生室、健康小屋、大型连锁药店等地建立网络就诊点，患者通过网络就诊点直接和在线医生通过视频通话完成就医过程。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开具处方，患者在社区医疗中心或药店拿药，从诊断到开药，一步到位。
　　“和以往医院与医院之间的远程医疗不同，网络医院让患者与医生直接交流，而不是医生和医生交流。”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李观明说，“网络医院主要针对常见病和慢性病等病情较为简单的病种，通过后台初步分诊，患者可选择对应的科室和医生，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专家服务。”
　　经过近一个月的试运行，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已在广东省内的社区、连锁药店建立了30个网络医院社区诊所，其中广州市有23家，平均每天接诊患者100多人。
　　业内人士认为，广东省网络医院的启用意味着移动医疗获得地方政府实质性推进。随着相关经验的积累，类似的网络医院有望在各地得到推广，移动医疗的技术创新也有望获得加速应用和发展。根据iiMedia Research数据，2012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为18.6亿元，预计到2017年将达到125.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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