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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对古典经济学的拒斥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学说在欧洲大陆遭遇的敌意主要是由政治成见引起的。几代英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由休谟和亚当·斯密作出杰出阐述并由李嘉图完善的政治经济学，是启蒙主义哲学最为精美的成就。它是致力于建立代议制政府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主旨。它被所有那些特权受其抨击的人拒斥并不意外。这种藐视经济学的倾向在德国由于国家主义精神的兴起大大地加强了。对西方文明——哲学、科学、政治学说和制度、艺术和文学——的心胸狭隘的否认源于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激烈诋毁，这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
然而，人们不应忘记，这场对政治经济学的反叛还有其他根据。这个新的知识门类提出了学者们没有找到满意解答的认识论的和哲学的问题。它不能被纳入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主导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向使人把经济学看作一门像物理学和生物学那样的实验科学。一门处理价格和工资这种“实际”问题的学科可以有一个与其他处理实际问题的学科不同性质的认识论的观念，超出了时代的理解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只有最顽固的实证主义者才会认识不到在经济学试图提供知识的领域里是不可能做实验的。
我们不必在此讨论在20世纪的新实证主义或超实证主义的时代里发展成的事态。今天，整个世界，但是首先是在美国，大批统计学家在学院里忙忙碌碌，投身于人们相信的“经济学研究”。他们收集政府和各种商业单位提供的数据，重新整理、调整和出版，计算均值并绘制图表。他们认为他们这么做就是在“测量”人类的“行为”，而且他们的研究方法与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实验室里采用的方法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不同。他们带着怜悯和鄙夷看待那些依赖“太多思辨”而不是“实验”的——如他们所说像是"老古董"的植物学家的经济学家。他们完全确信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总有一天会得到最终的和完备的知识，使得未来的计划当局让所有人的完全幸福成为可能。
但是，就19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学家而言，对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的曲解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他们研究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的尝试当然是完全失败了。然而，回头看来，我们可以说这一挫折是达到对这一问题更令人满意的解答的必要步骤。正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道德科学的方法的失败研究不经意地暴露了所有支持对经济学的性质作经验主义解释的论证的无效。
当德国人开始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时，他们没有丝毫疑虑地接受了经济学理论源于经验的假定。但是这个简单的解释不能让那些不同意必须用古典学说推断出的结论指导政治行动的人感到满意。他们很快提出了问题：英国的作者们从中得出定理的经验和德国作者面临的经验是否不同呢？英国经济学是否由于它只是从英国的而且只是英国的汉诺威·乔治时代的经验材料中提取出来的就有缺陷？到底有没有一种在一切国家、民族和时代都成立的经济学？
那些视经济学为实验学科的人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一个回答等同于对经济学本身的断然否定。如果历史学派否认经济科学这么一回事可能存在的观点，如果它除了报告在过去的地球上特定地区特定时刻发生的事情之外，小心翼翼地避免作出任何断言，那么它就是前后一致的。对特定事件的后果的预测只有在一种普遍有效而不是只对发生在过去某个国家的事情才有效的理论的基础上才能作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推荐或拒斥——同样以科学的名义——那些必定影响未来事态的各种意见或手段。
比如说古典学说涉及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后果的部分。批评者没有着手在李嘉图的推理中发现一些逻辑错误这项无望的工作。他们只是断言在这些问题中找到“绝对的”解答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在有些历史情势下，自由贸易或者贸易保护带来的后果与那些“扶手椅”作者的“抽象”理论的描述有所不同。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援引各种各样的历史先例。通过这样做，他们无忧无虑地拒不考虑总是作为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结果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证明或反证任何定理。
这样，以政府任命的大学教授代表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学，堕落为一种从历史学、地理学、工艺技术、法学和党派政治借来的各种知识片段的零碎的、胡拼乱凑的大杂烩，其间点缀以对古典学派的“抽象物”的谬误的辱骂性言辞。大多数教授都或多或少在其著作和课程中为帝国政府的政策作热烈的宣传：专制保守主义，社会政治学、贸易保护、大规模军备和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把政治入侵经济学研究看做德国特有的现象是不公正的。它在根本上是由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论解释的谬误引起的，这个缺陷并不限于德国。
使19世纪的德国特别是德国的大学不信任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因素是它对财富的成见以及它与功利主义哲学的关系。
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把它描述成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这样一门学科在德国教授眼中只能是可鄙的。教授们把自己看作以自我克制精神追求纯粹知识的人，而不像那群卑鄙的捞钱者那样，只在乎世俗的财产。在这群以高等教养自夸的人中，仅仅是提到财富和钱这种低下的事物就是禁忌。经济学教授只有通过指出他们研究的课题不是逐利的商业关注的鄙俗之事，而是历史研究，例如关于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普鲁士王公的崇高功绩，才能在同僚圈子里维持他们的地位。
功利主义的问题也同样严重。功利主义哲学在德国的大学里不被容忍。两位杰出的德国功利主义者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从未得到任何一个教职，而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是罗马法的教师。两千多年来提出的所有反对快乐论和享乐论的误解又被社会科学的教授们在他们对英国经济学家的批评中重新拾起。如果没有其它的东西使德国学者产生疑问，他们仅仅由于边沁和密尔父子曾对经济学做出过贡献也会诅咒它。
2.德国在经济学领域的贫瘠
德国的大学是由组成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王国和大公国拥有并管理的。教授都是公务员，因此必须严格服从他们的上级——公立教育部门的官僚——发布的命令和规章。当1837年汉诺威国王开除了哥廷根大学的七名抗议国王违背宪法的教授时，这种大学及其教学对政府的至高权力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顺从受到了德国的自由主义的公众舆论的挑战——然而这是徒劳的。政府并不在意公众的反应。它们继续解雇那些政治或宗教信念与它们不一致的教授。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为了使教授成为官方政策的忠诚支持者，它们采纳了更为狡猾和灵验的手段。它们在任命教授前小心翼翼地筛选人选。只有可靠的人才会得到职位。这样，学术自由的问题隐退到幕后了。教授们自觉自愿地只讲授政府准许他们讲授的东西。
1866年的战争结束了普鲁士的宪法冲突。国王的政党——容克地主的保守党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战胜了代表议会政府的普鲁士进步党和西南德国的民主团体。在新的政治背景下，首先是北德意志联邦，以及后来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没有给曼彻斯特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异端”学说留下空间。K.niggr.tz和色当的胜利者认为他们无须从“小店主民族”的英国人或者战败的法国人那里学习任何东西。
1870年战争爆发时，最著名的德国科学家之一Emildu Bois-Reymond夸口说柏林大学是“霍亨佐伦王室的知识保镖。”这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对人类行为科学来说却有着非常清楚和明确的含义。历史学和政治科学教职的教授们知道统治者向期许他们做什么。他们照单供货。
从1882年到1907年，弗里德里希·阿托夫在普鲁士教育部负责大学事务。他以独裁方式管理普鲁士的大学。普鲁士有着数量最多的待遇优厚的教职，因而为雄心勃勃的学者提供了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其它德意志邦国，甚至是奥地利和瑞士的教授，都渴望在普鲁士弄到一个职位。这样，阿托夫总是可以使他们事实上接受他的原则和观点。在所有关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事务上，阿托夫完全依赖于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冯·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施莫勒对于分辨绵羊和山羊有着准确无误的鉴别力。
在19世纪的第二个、第三个二十五年里，一些德国教授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没错，这一时期最卓越的贡献是屠能和戈森作出的，他们都不是教授而是无教职的人。然而，Hermann,Mangoldt,和Knies教授的著作将被经济学思想的史册铭记。但是，在1866年以后，进入学术界的人对“无血肉的抽象物”只有蔑视。他们发表的历史研究宁可探讨不久前的劳工状况。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坚信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在他们对“剥削者”发动的解放战斗中帮助“人民”，以及王朝——特别是霍亨佐伦王朝就是神赐的人民领袖。
古斯塔夫·冯·施穆（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德国新历史学派创世人，代表作有《论法律和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
3.方法论争论
门格尔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反对历史学派的著述中隐含的认识论观点。施莫勒针对这本书发表了一篇颇为轻蔑的评论。门格尔在1884年以一本小册子《德国国民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错误》作出回应。这场争论引起的各种著作以方法论争论之名为人所知。
方法论争论对于澄清相关问题的贡献很小。门格尔受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经验主义影响太深，以至于未能把他本人的观点贯彻到底，得出全部的逻辑推论。施莫勒和他的弟子则致力于为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辩护，甚至没有认识到争论的问题是什么。
方法论争论这个术语当然是令人误解的。因为争论焦点不是发现对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学问题的那些问题进行研究的最适当的方法。争论的本质是，除了历史学之外，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是否还存在一种科学。
首先是激进的物质决定论，这是一种在当时的德国几乎被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普遍接受的哲学，尽管它从未被明确和清晰地表述过。在这些人看来，人类的观念、意志和行动都是物理和化学事件的产物，自然科学总有一天会像今天描述化合物如何由不同元素结合形成一样描述它们。他们主张在物理学和生物学实验室的实验法是能够通向这一最终的科学成就的唯一道路。
施莫勒和他的信徒激烈反对这种哲学，并不是因为他们了解其缺陷，而是因为它和普鲁士政府的宗教信条抵触。他们实际上偏爱的是一种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相差无几的哲学。（当然，他们因为它的无神论和法国起源在公开场合诋毁它。）实际上，经过巧妙解释的实证主义必然导致唯物决定论。但是大多数孔德的信徒在这方面都不够坦率。他们的讨论并不总是排除这样的结论：社会物理学（社会学）的定律——在他们看来发现这些定律是科学的最高目标——可以通过他们所称的研究历史学家以传统方法积累起来的材料这种更为“科学的”方法发现。这就是施莫勒在经济学方面所持的立场。他再三指责经济学家根据数据不够充分的材料过早作出推断。在他看来，为了用一种现实的经济科学取代英国“扶手椅”经济学家的匆忙概括，需要更多的统计数字、更多的历史和更多的“材料”搜集。他说，有了这些调查结果之后，未来的经济学家有一天会通过归纳法获得新的洞见。
施莫勒的头脑太混乱了，他甚至看不到他自己的认识论与反驳实证主义对历史的抨击是不相容的。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观点与那些推翻了实证主义关于历史的用处和研究的想法的德国哲学家——首先是Dilthey，后来是温德尔班、Rickert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之间的鸿沟。
在他责难门格尔的《原理》的同一篇文章中，他也评论了Dilthey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精神科学概论》。但是他没有领会到Dilthey的学说的要旨就是否定他本人的认识论的基本论点，即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
4.方法论争论的政治面相
英国的自由贸易哲学在19世纪的西欧和中欧取得了胜利。它扫除了在18世纪主导着德意志公国的政策的岌岌可危的集权主义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普鲁士也一度转向了自由主义。它在自由贸易时期的顶峰是1865年的关税联盟的关税率和1869年的北德意志联盟（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贸易法典。但是很快俾斯麦政府开始实行其“社会政策”，即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险、亲工会态度、累进税、保护性关税、同业垄断和倾销的干预主义政策的体制。
如果一个人试图反驳经济学对所有这些干预主义方案的适当性作出的摧毁性批判，他就不得不否认经济科学以及人类行为学的存在本身——更不必说它们的认识论主张。这正是所有的独裁专制、全权政府和“福利”政策的鼓吹者们一直做的。它们指责经济学“抽象”并主张一种研究相关问题的“直观”方式。他们强调这个领域的问题过于复杂，无法用公式和定理描述。他们断言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的行为不能用统一的理论来理解；有多少国家和种族，就需要多少种经济学理论。其它人补充说，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和种族之内，经济行为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是不同的。人们提出这些以及类似的——经常互相矛盾的——反对意见以使经济学名誉败坏。
实际上，经济学从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完全消失了。在伯恩大学还剩下一位古典经济学的孤独追随者海因里希Heinrich Dietzel，然而，他从未理解主观价值论意味着什么。在所有其它的大学，教师们都迫不及待地嘲笑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柏林、慕尼黑和帝国的其他大学用以取代经济学的材料是不值得研究的。今天没有人在意古斯塔夫·冯·施莫勒、阿道夫·瓦格纳以及研究他们的众多专家在浩瀚的著作和杂志中写下的一切。
历史学派的工作的政治意义体现在这个事实中：它使德国视一些观念为可靠的，而对这些观念的接受使得所有那些导致大毁坏的灾难性政策在德国人中深入人心。导致了两次战争和失败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20年代早期不受约束的通货膨胀、政府控制的经济和纳粹政权的所有恐怖都是按照历史学派的鼓吹者的教导行动的政客的成就。
施莫勒和他的朋友以及信徒鼓吹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即一种最高管理权在容克贵族手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计划体制。俾斯麦和他的继任者追求的正是这种牌号的社会主义。他们在一小群生意人那里遇到的胆怯反对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倒不是这些反对者人数不多，而是因为他们的努力缺少意识形态的支持。德国已经不再有自由主义思想家了。对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唯一抵抗来自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派。与施莫勒社会主义者——讲坛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这两群人的唯一区别是选择由谁掌管最高计划委员会：容克地主、教授、霍亨佐伦王朝的普鲁士官僚，还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工会的官员。
这样施莫勒学派在德国需要斗争的唯一的认真对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后者很快占据了上风。因为他们至少有一套学说，不管有多少错误和矛盾，而历史学派的教义不如说是否定任何理论。在寻求些许理论支持的过程中，施莫勒学派逐步开始借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储备。最后，施莫勒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思想受到思想者的阶级出身的“意识形态”浸染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一个朋友和教授同事威廉Wilhelm Lexis发展出一种恩格斯称为对马克思的剥削论做了改头换面的利息理论。资产阶级这个修饰词在德语中取得了一种可耻的含义，这正是社会政治学的鼓吹者们的著述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粉碎了德国君主、贵族和官僚的声望。历史学派和社会政治学的专家们转而忠心支持各种分裂的派别，其中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人最终脱颖而出。
从历史学派的工作一直到纳粹主义这条直线，无法通过大体描述该学派创立者之一的演变看出来。因为方法论争论时代的主角们在1918年的战败和希特勒兴起前都已去世。但是该学派第二代的一位杰出人物的人生却足以说明德国大学经济学从俾斯麦到希特勒这一时期的所有阶段。
维纳·宋巴特是迄今施莫勒的学生中最有天份的。当他的导师在方法论争论最激烈时把评论和攻击维塞尔的著作《自然价值》的任务交给他的时候，他才25岁。这位忠诚的门徒指责这本书是“完全靠不住的”。二十年后宋巴特吹嘘他把人生的很大一部分献身于捍卫马克思。当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时，宋巴特出版了一本书《小贩和英雄》。在这本书中，他以粗野下流的语言反对英国或盎格鲁—萨克逊的一切，但是最主要是英国的哲学和经济学，视其为卑劣的经纪人心态的表现。战后，宋巴特修订了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在战前这本书已经出过九个版本。战前的版本赞美马克思主义，第十版却狂热地攻击它，特别是因为它的“无产阶级”特色以及缺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数年以后，宋巴特试图通过一本充满了对那些他无法理解其思想的经济学家的谩骂的书复活方法论争论。然后，当纳粹上台时，他写了一本论述德国社会主义的书，圆满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就是元首是从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得到了指示，而且元首的话就是永恒的启示。
从施莫勒为霍亨佐伦王朝的选帝侯和国王赞颂到宋巴特为阿道夫·希特勒封圣，这就是德国学院经济学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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