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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顾名思义，就是把原来的债权转变为股权，是企业重组的一种方式。在国内外，债转股的模式总共有两种：其一，商业银行主导债转股；其二，政府主导债转股。我国在1999年曾经使用过一次政府主导债转股，也就是我所说的债转股的“前世”。
1999年，我国在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后，第一次遇到了产能过剩，经济增速出现显著下行趋势。由于当时我国的主要经济增长点集中在第二产业，特别是煤炭业和轻工业，所以政府为了解决企业的产能过剩，负债过重，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飙升等问题，首次提出了债转股的解决方式。由政府出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即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并且由央行拨款给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让他们购买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将这些不良资产转变为相应的股权，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并且经营。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1999年的那次债转股，首先，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那次债转股确实快速的解决了当时产能过剩企业的负债不堪的问题，很好地避免了我国金融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也比较成功的使我国在自身经济下行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完成了经济复苏，实现了稳增长。其次，债转股使得原来负债严重的企业得以“轻装上阵”，可以将资金投入到企业转型中去，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那次债转股还是有很多弊端。第一，有些国有企业本就因为常年亏损应该退出市场，但是债转股帮助这些“僵尸企业”又活了下来，而这部分企业却并没有因为负债的消除而积极改善，反而是坐以待毙，等待政府再次救济。第二，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总共从四大国有银行剥离了1.4万亿的不良资产，这个数字可是占到了当时GDP的很大一部分，所以等于是央行向市场多印了一大笔货币，造成货币超发，人民币贬值，最后全部由老百姓买单。第三，我们知道当时1.4万亿的不良资产中有4000多亿被用来债转股，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手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当年通过债转股得到的股权无法处理。原因是由于当年我国的二级市场，像股票、基金、信托等还远远没有完善，甚至是刚起步的阶段，所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得到这些债转股的股权后当企业经济向好的情况下也依然不能及时的交易股权。还有就是，我国的资产管理的监管措施以及相关法律还不到位，使得在处置这些不良资产的时候很容易滋生腐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为什么我要讲1999年的事呢？因为在今年，债转股再一次被提及。首先是3月8日，华荣能源宣布实施债转股，中国银行成为其最大股东。然后在3月16日，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提及可以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来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据媒体报道，本次债转股首次会有一万亿的规模并且集中在国有企业。这就是债转股的“今生”。
上面已经提到了债转股的优缺点，这里重点讲一下实行债转股的难处。首先，我国的《商业银行法》有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从事非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投资，如果有特别需要，需向国务院提交申请。所以，如果这次债转股直接由商业银行来持股的话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就需要实施债转股之前先修改相关法律。其次，供给侧改革已经明确“三去一降一补”，债转股就是处理那些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负债严重的国有企业。所以问题也来了，我们不可能再像上次那样，将那些已经快退出市场的企业也实行债转股，那么，怎样鉴定企业是否可以成为债转股的对象，怎样监管企业的再生产来确保债转股的顺利实施，这些是不是又会滋生出更大的腐败呢？
在这些难处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我认为，目前实施债转股是不合适的。可以用企业重组和不良资产证券化两种方式解决问题。第一，针对大型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负债过重等问题，我们可以放开门槛，使得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国有企业，并且将一部分资产打折出售，剩余的债务延期偿还。这样一方面解决了产能过剩、负债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解决了国有企业体系臃肿，效率缓慢的问题，将民营资本的新鲜血液注入国有企业，也可以促进国有企业的有效转型。对于政府担心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可以通过设立国有股东一票否决的权力，如果发现企业有损害国有资产的现象，国有股东可以通过一票否决权保护国有资产。第二，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的股票市场、基金市场、信托市场等二级交易市场已经相对稳定，虽说和欧美国家的交易体系相比仍有不足，但是相比于之前已经比较完善了。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些企业的不良资产证券化，由政府出资或者民营资本出资成立专门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证券公司，当然需要完善配套的监管措施。然后，将这些企业的不良资产剥离给这些证券公司，由它们把这些不良资产打包出售，在二级交易市场上流通。这样有便于更好的处理这些不良资产，并且使这些不良资产更好的能在市场上流通。
最后，无论这次债转股到最后是否真正实施，我都相信中国一定可以完成经济转型，再一次成功度过经济下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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