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盲从麦甘的“全球智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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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甘团队的“全球智库报告”系列的智库排名满足了公众对智库绩效评价的好奇心，但我们对其评价排名应持谨慎态度，认识到该报告的相对局限性。同时，我们要做到谦虚谨慎，立足中国国情，加快构建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和科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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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评价排名作为对智库水平、质量、效益评估的一种方式， 在增强社会大众对智库的了解以及促进智库自身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6年1月2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组（负责人为麦甘）在联合国总部、世界银行、北京、上海等全球80多个地点同步发布《全球智库报告2015》，综合排名榜单共列及175家世界智库。报告对全球6846家智库进行测评，根据区域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三类标准，分析各地区智库发展动态、特点和趋势，并发布了该年度各国智库数量和智库影响力排名。这是该项目自2007年起连续发布的第九次年度报告。报告发布后受到一些媒体的高度赞扬。然而，智库评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我们绝对不能盲目崇拜这个报告，因其仍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是智库概念界定标准存疑。对智库的准确界定是智库评价工作的前提。然而智库界定标准越严格，意味着智库评价的样本容量就会越少。智库界定的属性越多，相应的符合这一标准的智库就越少。因而智库标准和属性与其涵盖的智库数量成反比关系。《全球智库报告2015》对智库概念的界定仍采用较为宽泛的标准。参与《全球智库报告2015》排名的智库有七种，包括自主和独立性智库、准独立、准政府以及政府、政党、大学和企业下属的智库。按照这一标准，我国的智库机构数量远不止该报告提及的435家。我国有相当数量的高校智库以及中央党政部门、部委及省级行政区下属的社科院、政策研究机构和地方党校。《全球智库报告2015》的样本是不全面的。

　　二是评价方法存疑。《全球智库报告2015》虽然提出了一系列量化指标，并为了避免偏颇以及扩大排名的代表性，近几年多次对智库指数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并通过保证提名过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来提升排名质量。但其评价方法却仍是定性分析中的“整体主观印象评价法”，也就是基于评选专家的主观感觉来投票，进而确定智库的排名。麦甘团队在编写《全球智库报告2015》这种跨地区、跨国家、跨文化、跨专业的全球性大型智库评价活动的过程中，评选人是来自143个国家的4677名政策制定者、记者、公共及私人捐赠者和智库专家，在区域和专业领域方面的均衡性均难以保证。通过对政策制定者发放调查问卷获取数据作为对智库及其专家团队的评价基础，这种方法侧重被调查者的主观感知，更易受智库声誉的影响，而非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因此评价数据的可信度不高。此外，数量众多的测评指标针对的是智库成果的评价，只有少部分指标涉及智库实际的决策影响力，而这些指标无法确切反映出政府机构是否在政策制定中运用智库成果。

　　三是评价过程存疑。《全球智库报告2015》的评选和排名过程主要由智库提名、同行推荐、专家审阅三个阶段组成。麦甘团队首先在全球范围内邀请智库机构、政策制定者、新闻记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进行智库的提名，形成初步的候选名单，然后由愿意参与到智库评选流程的智库机构、政策制定者、新闻记者以及公共和私人捐助者对第一阶段获提名的智库进行评选，麦甘团队根据推荐结果确定最终入选名单，最后再邀请相关的智库专家对入选智库的信息进行审阅并提交他们最终的推荐和排名。这一过程中，评选专家人数众多且大多事务繁忙，其专业领域、所属地区、职务职称等具体分布情况也不为大众所知。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大部分专家在评审投票过程中不一定真正关心智库的决策影响力，而更可能青睐有私人联系的或知名度较高的智库。因此，尽管《全球智库报告2015》排名指标体系看似严谨，但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审专家视野的倾向性、局限性、公正程度，在此基础上得到最终结果的可靠性并不高。

　　四是专业力量存疑。《全球智库报告2015》将“智库员工的素质和名誉”作为衡量智库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整体主观印象评价法”要求通过优秀的调研人员来最大程度地去除主观评价中的偏差，这需要一个严谨专业的科学研究团队。但麦甘在进行全球智库评价如此庞大的项目研究中，却只有他本人是唯一一名全职工作人员，其他部分工作靠实习生兼职完成。2015年智库提名阶段，7000多家智库的数据库资料仅依靠50名实习生完成，平均每个实习生要完成近140家智库的资料更新。因此，麦甘团队的专业力量也让人对其研究成果产生疑问。

　　五是评价忽视中国国情。智库成果的产出是为了服务政府决策。一国智库的运作模式与该国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远景式考察一国的政治生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该国智库运作机理。中国的智库根植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关系中，智库行政级别、智库与决策者之间的亲疏关系等政治关系直接关系到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此外，“我国的智库成果很多以内部报告、国家或部委委托课题方式上交，既不可公开发表，也难以掌握领导批示、决策采纳等反馈情况”。麦甘团队很难通过公开的渠道采集到中国智库在资源、效用、产出和影响力等四个方面的全面资料。

　　六是评价结果存疑。在“全球智库综合排名榜单175强”中，中国入围的九家智库前五位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31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35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39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50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64名）；在“全球智库前 100家（不含美国）”中，中国智库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16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27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34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65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68名）；而在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60强榜单中，中国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4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8名）、卡耐基中国中心（第9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10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13名）。同一份报告，只是根据地区条件不同进行筛选排名，排名结果却不一样。这样的评价结果值得商榷。

　　麦甘团队的“全球智库报告”系列的智库排名满足了公众对智库绩效评价的好奇心，但我们对其评价排名应持谨慎态度，认识到该报告的相对局限性。同时，我们要做到谦虚、谨慎，立足中国国情，加快构建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和科学标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亮 吴笙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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