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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太史公不是憤世嫉俗，也不是心靈雞湯，而是要上一堂經濟課。
1. 崇奢或崇儉
司馬遷認為人天性是逐利的，而且沒什麼不對；所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也。但在此之前的諸子百家無不重義貶利。
【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老子】：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
在現實中重義輕利的人是有的，他們被稱為君子。但社會上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人因為自私所以才有了理想，在一個人人利他的社會裡理想也就消失了。
司馬遷認為不能回避欲望、利益，享受、逐利是人的本性，不用學習即人人擁有且無法抑制。既然逐利是客觀的、享受是正當的，那麼鼓勵致富、鼓勵消費也就是自然的。大家追求享受，同時也努力創造以換取成果，所以經濟才得以繁榮。
2. 富國或富民
出於強化集權的需要，歷代統治者最關心富國強兵。孔子說：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不富，難以施仁。雖然也強調了民富，但只是當作實現國富的手段。
有人認為國富與民富其實是矛盾的，商鞅說：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國之道，務在弱民。赤裸裸地道出了心機。
司馬遷《貨殖列傳》引用了管仲說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並進一步闡釋為『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國家不僅要富裕更要安定，那就得讓百姓知禮節，百姓唯有富足了自然會知禮節。
財富的增長首先來自於經濟個體，人們通過勞動獲得了財富，不僅實現了富裕而且會更渴盼穩定，這是國家安定的基礎。國富、民富不是對立的，也非因為國富才要使民富，其實是融合於一體的。
3. 重農或重商
如何實現民富、國富呢？傳統的看法是要重本抑末。本是農業，末是農業之外的其他各業，包括手工業、商業等，只有大力發展農業才能民富國強。
一般看來，直接從事生產才能創造財富，像商人靠交易而致富是蠹蟲。司馬遷引【周書】：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說明各行各業的重要。
在這四業之中，司馬遷更強調商業，《貨殖列傳》就是為成功商人立傳，其中包括范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師氏、任氏等人。這些商人社會地位並不高，不僅被輿論歧視，而且經常受到政策打壓。
司馬遷肯定了商人的價值，指出：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他甚至提出了『素封』的概念，認為這些成功的商人是『千金之家』，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不比王侯、高官小。
4. 干預或不干預
司馬遷認為國家管理經濟有五種方式：一是善者因之，通過實行自由經濟政策，順其自然，國家不干預。二是利導之，通過一些手段，如物質利益、經濟杠杆等引導經濟向有利的方向發展；三是教誨之，通過教化手段影響人們，鼓勵人們從事某些經濟活動；四是整齊之，通過法律、行政等強制手段規範、整治人們的經濟活動；五是與之爭，通過直接干預、介入經濟與民爭利。
司馬遷認為第一種方式最好，最後一種方式最差。漢初無為而治，對經濟活動較少干預，經濟得到了快速恢復和發展，出現了文景之治。但從漢武帝起逐步改變了不干預的經濟政策，推行重農抑商、移民屯墾、假民公田，不僅收回了貨幣發行權、鹽鐵經營權，還實行均輸平准、算緡、告緡、酒榷等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加強了對經濟的管控。
司馬遷寫《平准論》，敘述的就是漢初以來經濟政策的變化，對漢武帝實行強化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進行了評議。他認為由於國家強化了干預，漢初以來幾代人辛勤積累的財富可能一耗而空。
後代有學者說：讀書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讀【史記】未讀《貨殖列傳》，可算未讀【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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