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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图看懂《货币政治》，ZF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
作者：高广宇
面对人民币升值，出口额骤降，企业倒闭，失业增加，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A. 弗里登多年的研究成果《货币政治》一书对于理解汇率政治有非常好的引导作用。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汇率政策的重要性可谓前所未有。下面这张图，让你对“货币政治”一目了然。
汇率政策可能是ZF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日本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日本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投资和收购。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人的银行、超市，甚至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和纽约的标志性建筑——洛克菲勒大楼都成为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然而，当日本人目空一切，认为自己是“世界之王”时，一场危机正在酝酿当中。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ZF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被称为“失落的十年”。
中国汇率对美元升值，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巨大。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人民币的升值，导致中国产品以美元计的价格提高，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减少了商品的销售量，进而降低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从而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工资和就业。
以服装出口行业为例，假设中国出口一件衣服价格是70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7:1，在美国售价为10美元，年销售30亿件，销售额为2100亿人民币。当人民币升值到6.5:1后，在美国售价为70/6.5=10.77美元，售价上涨(10.77-10)/10*100%=7.7%。价格上涨，导致需求量下降，假设销售量下降到28亿件，则销售额为1960亿人民币，销售额下降140亿人民币。
或者采取降价销售的方法，保证以美元衡量的售价不变，售价还是10美元，销售量还是30亿件。但是销售额变为10*6.5*30亿=1950亿。30亿件的成本没有改变，销售额降低150亿，则利润降低150亿。企业的利润下降，直接导致失业增加，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搜狐网写到“中国纺织服装生产企业倒闭潮 1.7亿人提前回家过年”，可见货币升值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有多么的强烈，汇率政策影响到每一个人。
按照对传统行业平均只有5%利润的估计，汇率每升值1%，都会对出口纺织企业的巨大产生巨大影响，每一点升值都是在蚕食企业的生命线。
不同汇率政策的支持者均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影响着ZF汇率政策，寻求ZF制定最有利于自身的汇率政策，从而形成了汇率政治。
出口商为什么偏好汇率贬值呢？
因为货币贬值降低了以外币衡量的价格，增加了销售量，进而可以换回更多的本币。货币贬值的支持者主要是贸易品生产商，特别是进口竞争部门以及简单商品和制成品的生产商。
假设一个企业出口服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6:1。服装的价格是60元每件，即10美元每件，每年销售10000件，销售额为60元/件*1万件=60万元。当人民币贬值为7:1时，每件衣服为60/7=8.57美元，由于以美元衡量的衣服价格下降，导致购买量上升，假设购买量上升到1.2万件，则销售额为60元/件*1.2万件=72万元，销售额增加了12万。如果销售量没有增加，那么汇率贬值后的销售额不变。比如假设美国并不生产衣服，他的衣服从中国和印度进口，而中国汇率和印度汇率相对美元贬值，则中国的服装和竞争对手印度的服装相对价格不变，以本币衡量的销售额不变。在中国和印度均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受益的是美国消费者，他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衣服。
汇率的传递效应——汇率波动在多大程度上传递给了国内价格。
由于汇率的传递效应在不同商品和产业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导致不同的经济主体对于汇率的波动反应程度不同。有些商品的价格会直接并立即将汇率被动消化，而另外一些商品则慢慢消化。
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初级产品或简单制成品——小麦、咖啡、铁矿石、粗钢或服装的本地价格基本上是其市场价格乘以汇率；汇率的任何变化都反映在当地的价格上。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复杂的差异化产品——通信设备、机床或者飞机的本地价格反映了制造商和营销商复杂的定价决策，因此对汇率的波动反应缓慢。
在集中度高的部门，其产品通常是高度差异化的，传递效应低；竞争性强的部门通常有更多标准化的产品，传递效应较高。”
以中国和德国为例，中国的产品相对于德国产品，复杂程度低，替代性高。所以如果中国汇率和德国汇率同时相对于美元升值，中国进出口行业的汇率传递程度会高于德国，受到的影响也会大于德国。本币升值，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少，被替代性增加，销售额降低，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然后部分工人失业。而传递性较低的国家或行业，销售额降低较少，对企业正常运行影响较小。这对我们的启示是，高度差异化的产品，即替代性越小的产品，抵抗汇率波动的能力越强，企业运营越稳定。作者总结经济主体在传递效应上对汇率政策的偏好，他写到：“可以认为企业不完全传递效应的程度越高：其对固定汇率就越支持；其对汇率水平的偏好就越弱。”
由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对固定汇率和货币贬值的支持不同，导致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对抗，从而形成了总多力量博弈的汇率政策，而汇率政策又影响了多少国家，企业和人民的繁荣与衰落，它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发展前景，所以作者说：“汇率政策可能是ZF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
正如时寒冰所说：“在进入2016年后，经济衰退的阴影迫使许多国家走向宽松之路，汇率政策正在逐步上升为“货币战争”，中国要想在这场汇率战中捍卫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深入了解汇率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制定出更符合自身发展的汇率政策。”读读《货币政治》这部作品，我们对货币政治会有更系统的了解，进而更清晰知道国际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那么，根据国际风险敞口、可贸易性和传递效应三种汇率政策偏好因素的分析，如何调整来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呢？
首先，汇率升值本身并不是任何ZF希望看到的汇率结果，ZF主要偏好固定汇率或者本币贬值。所以应该尽可能的通过各种手段使货币不升值或者尽可能缓慢的升值。因为每升值1%，都会给国内出口带来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生存，人民的就业和国家的发展。
第二，货币升值会增加国际风险敞口。企业不能左右汇率，可以通过多种货币组合方式，减少付款周期来减少国际风险敞口。
第三，货币升值会减少出口可贸易性商品的交易数量。中国是世界工厂，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两个是投资和消费。在出口额降低的情况下，应该增加投资和消费来弥补出口下降的不利的影响。比如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增加国内消费总额，来拉动经济发展。
第四，货币升值，传递效应越完全的商品，所受到的冲击越大。
德国为什么可以在货币升值中保证国家的竞争力呢，德国的模式是什么呢？德国的产品专业化和差异化程度高，传递效益不完全，货币升值对其出口影响很小；而货币升值增加了德国本币的购买量，可以使其进口的原材料成本降低。德国货币升值，出口额影响很小，而进口成本大幅降低，导致德国企业在升值中利润升高。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商品就是汇率波动的缓冲剂，专业化和差异化程度越高，商品所受汇率波动影响越小。所以中国应该增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商品，减少在初级商品上的价格竞争。越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商品的传递效应越不完全，所受汇率冲击越小；越标准化和简单的商品传递效应越完全，所受汇率冲击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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