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 写在前面》全文－点评下载交流讨论

能够用历史进行思考！从一味着眼于“解读”的文本学路径的毅然走出，旨在破除抽象呓语，尤其是关于抽象个体理性的种种说辞；而以历史为一以贯之的工作线索，就在于纽结个体的政治单元与集体的政治单位，以此方式查明社会历史的经济行动。[1]此乃历史为根、马克思主义为本、国情为鉴基础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

这需要大写化的理论工作与之对应。要之，全书宣扬以下的书写主题，并在经济领域内认真做好这些工作：

l  回家——国学[3]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合；

l  回历史——回到马克思的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即坚持历史生产认识；

l  回中国——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接合中的生产语言和认识。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具有强大的文化养成性，故而需要从发展的多面性特质上生产科学语言和认识。故而一方面，我们承认现代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化发展——属于西方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属于各学科尚未分化且统一于大人文科学之发展阶段。[4]另一方面，又须勇于站立中国历史之甲板，眺看西方科学之海洋。[5]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努力推出内涵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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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整体观。反推中国：“有一根本观念，即‘天人合一’……天与人，本来一体。天道与人道，只是一道……中国哲人的宇宙论实乃以不分内外物我天人为其根本见地。”（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5页）

[2] 这和程恩富教授提出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有一定联系。其中的差异可能就在于对“中学”的强调。这一语境的中学自然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其摒弃者——极端的民族文化本位。以“西学”为用则是要摒除“全盘西化”思想。又之，其不宜和“调和折中派”思想混同，应是历史为体、方法为用的工作涵义。以历史为据，而不主要以文化或方法为据，是彻底摒除抽象的本体学说。

[3] 本书持大国学观，中华文化一大家，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皆是国学。不过本书作者尤其关注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方面，重理论文化和方法文化建设。此处亦需要说些题外话：言华夏学术思想实为一家，是就中华历史文化的统一性而言的。兹举一例：太史公司马谈著有《论六家要指》所列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论长道短，轻重适当；各家旗鼓相当，分类之精，以此为最。如论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阴阳家言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言礼义人伦，“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言强本节用，“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言职责分明，“虽百家弗能改也”。又之，太史公父子虽一主“尊道”、一主“尊儒”，但思想并不对立，而能融会贯通，两代人相濡以沫，共铸史家。实际上，父子合璧成就的《史记》是百家思想一统的最好见证：所谓通古今之变，熔炉百家，成一家之言。

[4] 仅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学笔法即可察端倪：自然写人文，人文写自然。又之，按熊十力先生说法，中国古代学科在构成上可分类为义理、经济、考据和词章四科。用现在的通俗一点的语言说，是哲学、伦理学、历史经济、历史学和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涵括其中。汉语“经济”（以经邦国、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和经世济俗、经国济民）意义至大至远，本身颇富“政治”韵味。如曾国藩将经济分列四种，即史地、政令、医学、博物，又如《史记》、《红楼梦》中屡屡提到“仕途”“经济”，并列二者。

[5] 这种探索是多方位的，不应受文本或西学的约定俗成的语义束缚。如为免除语义冲突，时深受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与鼓舞的严复别样地写道：“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97页）

永无止息。可见，作为该选题上的写作，想做好做精，实为不易。如上交代，“居高而思”约束条件恐怕就是工作体例和内容，所以我们亦不能不就其“特色”做出正面澄清，给出恰当说明。按照王亚南的看法，既有的作为舶来品的经济学如果不加以改造，对民族国家委实是当作一种文化侵略或思想麻醉的武器，以阻止该国的社会经济改造按照自己民族的意愿进行。因此尽管科学无国界，“但如果把我们所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在这里所规定的供中国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实际无非就是一个比较更切实用的政治经济学读本。”[1]

凡此种种研究目的，皆为尽最大可能扫除观念之尘雾和行动之障碍而设置。本书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现撮出“以史贯通”论说思路，条列其中的四点分析：

（一）历史生产思想——思想史批判。本书总体上执行了路标式思索与批驳式辨析结合的思想阅读方式，建构“非体系”的体系。以此种方式和态度对待，思想史批判原则贯穿全书。“以史贯通”逾越了16-19世纪的特定历史时空，将工作触角延展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生史，对广袤“前史”和整个发展脉络进行批判性分析。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理解每一时代的经济学的锁钥。就此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创作具有个性化特征。马克思动手写作之前系统考量“存在的秘密”“认识的秘密”印证了这一点。同时，《资本论》是作为大写字母的逻辑进行工作构型的。表明在发生史上，马克思主义并不独具欧洲区域特点，它和人类思想的总体发展休戚相关。简括地说，这一部分的工作把历史思想进程广大化了，并从内容上突显了历史浪漫主义，使其行动主义化，具有充足的主体审美价值。

（二）思想引领历史——《资本论》体系。这是《资本论》的“实际发生史”。通过《资本论》创作，马克思旨在摹写历史本身。而以16-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时空为工作摹本，则达到了将各个发展段落有机串连的理论目的。第二部分中，马克思以如椽大笔进行历史纪事，又力求展现事物发展本末，显露“为政之书”之精义。我们遂为之创设“12部史”的肖像刻画，转述其要、其神、其精。首先，以史贯通的工作路径在阅读上达到极尽渲染之氛围效果，若无格而有格：其回环的历史发展情节，曲折无法而有法；其夺人眼目的艺术构境，透露沧桑而饱含隽永。其次，在写法上，一十二部层叠而进之历史：路径鲜明、清晰，相互激荡，亦是一幅幅的发展白描，刻画各个发展侧面的经济形态特性；同样亦是穿透了具体历史环境束缚的对于人类史的艺术总写，读来令人整体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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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586-587页。

使人备觉信服，有荡气回肠之慨。最后，在工作摹写中，不仅高亮起来资本主义发生史，历史普适的社会主义批判精神也被大为高扬。因此在烘托“保卫《资本论》”的方法论线索方面，全书不惟含蓄蕴藉，也力求神韵裸露，往往要求议论直奔主旨。

（三）以史贯通的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学建设形态。建构理想乃是经济形态发生作用的“全部历史”。立足中国历史地基，从《资本论》“向前”即是人类古代史向现代史的进发，“向后”即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洪流。洪流不可挡也，而要求我们不断切近它的发展真实、它的认识真实和它的逻辑真实。因此，本书最后一部分固然以“中国经济学指要”冠名，工作实质委实指向了对于整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史”之探索。社会主义深刻的实践涵义即在于坚持科学发展，深刻的理论涵义即在于坚持科学批判。这看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项事业其实蕴藏了极大的历史合理性。中华2000多年经济形态文明的发展经由《资本论》折射，所累积了的遗产是异常丰富的。这是一工作宝库，急欲我们拾贝其中。

（四）以史贯通的《资本论》——理论工作结构和现实主义批判问题。要之，《资本论》不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对狭义体系（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正面阐述的18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的批判，以之为前提，从社会客观和批判方面引出有关于总体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元素。以此观之，本书是试图在《反杜林论》基础上继续前进。如果失掉现实主义，没有深刻的现实批判，也就不会有行动的主义，历史主义将失去具体依托，流于空泛。这就是“以史贯通的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切入着手安排批判工作原则。首先是对原则的总写，从社会思想批判角度将经济形态的现实主义批判区分成“历史观批判”和“社会观批判”。一者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域内的自我工作批判，一者有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工作逻辑批判（物象社会观批判）。通过批判工作的具体化，我们毫无讳言并公开声援这个观点：现代的全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体系按发展规定来看，不过是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方面，而现代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对立面，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之发展方面。整体看，两种批判是一对拱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批判地基上挖掘和整理历史新材料，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出笼进行思想奠基。其次立足在广义背景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予以重新杷梳：历史时间为经轴、社会空间为纬轴。从发展序列上看，现实主义叠合为商品－货币－资本的批判逻辑。这种对客观和主观予以总体涵容与统一的逻辑全方位地展示一个具象性的“资本主义批判”，使经济形态批判日常化、实践化、具象化了。这种处置进一步使批判元素历史彰显，凸显了批判的本真含义——发展。最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得以逻辑合拢。此处，批判元素在辞命意谓上指向“社会主义批判”，隐含现实批判＝中国批判的命题意味。从而中国经济学凤凰涅槃，以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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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成熟的形态显世。总起来看，指向历史，亦就是指向现实；指向实践，亦就是指向批判。这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成功。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实践的成功引领使得批判行动现实化了，贴近了生活，工作具象为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

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可谓“执大象”，从中可提炼一社会客观批判工作体系。显然，它创立于《资本论》中。马克思完整的批判逻辑铸成于四卷本的工作体系，即彻底的社会客观取向的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当然，这只是个总路向）。孵化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胚种在《导言》中。又可以说，马克思写于1857年8月底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宏旨的《导言》是《资本论》就方法论思想而言的“最初的蓝图纲要”，它事实上奠基了后来的写作。区别是一为客观批判（基础是生产的发展）的计划体系、一为社会客观批判（基础是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实际工作体系；它们的联系则犹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客观批判体系升腾出社会客观批判的需要，成为其实际基础，因此这里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含意直接、体系初成的。其一，一般意义的客观批判体系就实际执行的功能而言，是在确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统一性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客观批判路径首次生产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1]具体的理由分述如下：（1）马克思运用自己初步达成的唯物史观思想，批判性地阐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精神现象的发展线索，包括对历史对象的掩饰、对社会对象的认识遮掩与庸俗化，以及有欠缺的范畴工作体系；（2）探明了以客观批判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3）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申明研究对象的建构元素的历史性[2]和发展取向的规律内涵[3]）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申明研究对象规定）结合角度，提出用以指导范畴生产的历史结构问题，明示其中的重要问题。[4]其二，如上所论，客观批判体系旨在确立范畴的客观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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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而言，马克思由生产方式这个客观规定引出了它的第一节内容。在这一义项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马克思认真比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观和历史的对象观的不同。马克思的分析是从批驳入手的，据此揭示了纯然的物质对象观与个体主义经济学及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联系；重点是前者，后者是以附带的形式被引入的。复次由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定引出第二节内容，一般意义的生产的存在批判推进到本质批判层次；复次由研究对象对“唯物主义范畴”的生产引出著名的第三节，由历史结构对研究对象本身的“生产”引出好像是作为附录的第四节。从而社会生产的概念被设定为客观工作规定，设定为生产的概念批判。可比拟说，《导言》是狭义的（逻辑学建构意义上的）“概念论批判”。相较而言，《大纲》的货币章（由货币的发展引出）、资本章（由资本的发展引出）则是着眼于与之对应的“存在论批判”和“本质论批判”，从这两方面推进《导言》确立起来的主观批判。

[2] 这一层意思是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仅仅着眼于对生产关系的“解剖”，更为主要的任务是推进对建构元素的历史发展规定的理解。

[3] 这一层意思则是说必须从发展的路径上把握与认识规律的内涵，把它同样视为“客观的存在”，以此取出存在者的规定。

[4] 以上理由据《导言》做出。《导言》是关于客观批判体系的一个总体建构，在工作内容上涵括了其后的货币章和资本章。

《导言》提出了基于生产一般的客观发展：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以及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这种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的严格对应（可以说，范畴本身是一身兼二任的，即亦“主观”亦“客观”[1]），在整个《大纲》的写作中是贯彻到底的。在研究要旨上，货币章关于货币客观发展的描绘同时是对“货币范畴”的规定，而资本章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描绘亦是对“资本范畴”的批判性阐明，等等。在《导言》第四节（著名的“经济学8条”）中，针对诸范畴的历史发生关系上的并列，马克思创造性提出界说：“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其三，尽管如此，客观批判体系仍然不能彻底解决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分问题，不能执行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部工作批判的任务。客观批判体系固然说明了客观逻辑（生产的发展），说明了生产的社会逻辑和技术逻辑，但不能真正地区分开二者。[2]不明白这一点的研究者后来以至于把生产的技术逻辑（生产力的发展）简化成“直观的唯物主义”，并用它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它的生产要素理论），并不知晓资产阶级经济学工作逻辑的实质在于极力混淆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而使得技术逻辑和“虚假的社会逻辑”（物象逻辑）一体化。简要地说，在马克思研究对象思想基本成型的研究阶段，乃是从外部来确立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工作批判，仍然执行直接的客观批判，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规定在整体上还是“认识对置”的关系，这就有可能使社会逻辑“物象化”。这一工作缺口为后来资产阶级学者的“反批判”提供了诸多的机会。[3]

要之，政治经济学批判遵循了社会客观批判逻辑，而将单纯的生产的技术逻辑交由各门工艺学去处置。通过申明生产的社会逻辑和生产的技术逻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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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在1858年时马克思即决定将之集中为“价值”和“货币”予以阐述。在《价值》的开头，马克思一开始打算这么写：“表明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商品本身表现为两种规定的统一……商品的物质的方面，这方面在极不相同的生产时期可以是共同的，因此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改变，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改变，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293页）以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决定把上述“价值”和“货币”写作内容合并在“资本一般”，作为了头两章《资本一般·商品》和《资本一般·货币或简单流通》，但采用了“双重结构”：理论阐述和历史阐述。开头这么写：“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但是，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419页）

[2] 《资本论》首次公开声明的“劳动二重性原理”意指了生产的技术逻辑和生产的社会逻辑的同体异质性的特征。这是科学工作的真正起步。

[3] 马克思本人自然是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关于六册计划的设置，他这样强调：“从资本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又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58页）

涉[1]，免除了物性观干扰，这样才能真正取消物象性！但是所谓社会客观批判，即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描述与工艺学批判互补。[2]政治经济学仅仅研究生产力的物质形式，生产力的物质内容交由各门工艺学即自然科学去研究。这一点意味着，在生产关系研究体系中，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的物质载体。[3]相反，如果一味地把生产的发展等同于生产关系的生长，就难免不会生出“事”和“物”的本体论，产生解释学和物象化的认识论主张。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不是一般意义的生产发展，而在于生产关系的客观发展。[4]正是出于对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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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关系从生产中发生，并不是说生产关系由生产力推导而出。至于生产力是“人的无冲突系统”，生产关系是“人的冲突系统”，因而沿着无冲突→冲突的规定叠加而生成人类社会的说法，也似是而非的很！要之，两者不是同一类型的本体或本体论上的规定，而是生成过程内的母子接续的发展装置。我们说生产力在“先”、为“本”，不过是强调生产关系自我否定的物质基础，但这个基础并不外在于自我否定过程。它们的统一性应由发展的整体规定的层面予以把握：例如，产品制造活动的必然性总和一定形态的经济活动的必然性紧密相关。总之，生产力的含义应从生产发展的物质客观性上来解读，而生产关系的含义应从生产发展的社会客观性上来解读。物质性的发展和社会性的发展固然内在联系，但本质上是两回事，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方法。换言之，说经济范畴由研究对象生产，归根结底是说由生产关系来生产。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形式，与物质内容——物质运动和物质构造无涉。这决定了人们不能抽象地来谈论事物的内在联系过程以及内在秩序的发展，例如，不能够把关于产品制造的形成机理直接说成或平滑为财产关系的有关形成机理，而混同生产力的“权力”和生产关系的“权力”。以此“抽象生成论”为地基，展开内在联系对外在联系或“隐秩序”对“显秩序”的解释活动，属于典型的本体论解释学。

[2] 客观而论，工艺学批判显露的“生产力”仅仅是深层发生学意蕴的物质发展，——自然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是科学的一个方面、基础的然而是片面的发展方面，与劳动发展本身尚且无涉。政治经济学批判揭开劳动发展规定的序幕，从而产生以下认识要求：（1）使思想批判客观化，直至使思想批判和历史批判“合流”，变两条平行线为一条发展总线；（2）要求进行社会主观批判，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提升为一般认识原则；（3）易生产的发展统领思想批判为生产关系的发展统领思想批判，从而使语言和范畴的生产成为历史认识的内在过程，最终合一了思想的发展和历史本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第一篇纲目安排转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结构设计，开显了这一点。前者：资本·资本一般·商品（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货币或简单商品流通——价值尺度（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流通手段、货币、贵金属（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后者：资本的生产过程·商品和货币·商品——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商品和货币·交换过程；商品和货币·货币或流通过程——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对照两者，显著性的变动趋势在于：“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越来越由商品的客观发展过程和货币的客观发展过程所引申出来。

[3] 关于生产力要素和劳动过程要素的争议实在不值一提，二者是存在者和存在形式的工作关系。但是，如果无视生产力规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仅仅作为“物质载体形式”，那么，有关于生产力要素和劳动过程要素的讨论均可能被庸俗化。例如，它们无一例外地要被说成是“物质要素”，仿佛与生产关系生成运动截然无关，只是完美生产力系统的能动的因素。

[4] “经济学8条”中，马克思言明：“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这挑明了客体与主体乃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具有的质性的区别。对象的存在者规定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归并而成，这是它的统一性。但要是毫无差别地看待这两类不同的存在者，对象即被物象化了，成了没有历史感和不生长的规定。因此也并不能任意把对象内容的实在性方面——甚至它的工作元素一律视为生产方式，对生产方式这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规定而言，其只意味着“一定的对象”。所谓研究对象，终究是对一定的对象（规定）的调查，而与直接的对象本身无关（一般的看法：研究对象即是对象的研究规定，显然大有谬误）。这对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莫不适用（反过来看，只有从研究对象层面也才能真正看清这种区别——对象的不同形成了截然相异的学科研究对象规定）。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毫无疑问，研究对象建立的是对“一定的社会对象”的研究与调查活动。

畴批判和范畴生产工作统一性的坚持，其对物象逻辑形成了内部批判。一句话，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内在于社会客观批判体系的建构。可见，社会逻辑不可能是技术逻辑的简单的形式对置，而在于寻求“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即寻求历史财产关系的客观批判。

全书由5个工作单元构成：写在前面（代序言）和第一、二、三、四部分。题录在前面的话可谓是“解题”。开局的第一章为和哲学界“对话”专门设置。第二章因应了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1]这样设置的目的在于突出批判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工作的立体交叉性，体现由方法论批判衍生出理论和理论批判的方针。批判归根结底集中于“本体论批判”。[2]最高意义的批判（主推哲学批判[3]）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各种形而上学这个公式，以杜绝各种非法的作为预设前提的“本体论”[4]“存在论”“知识论”。[5]鉴于当前的研究已达到了“各种学说”迷人眼的地步，从马克思主义及经济科学文献的根部予以清理，彻底澄清事实是实属必要的。开局的论证在首篇尾章得以实质性地展开，即第三章可谓是“破题”。整体看，这是面向实际和为了未来的阅读。第一部分旨在明确经济学之道：其一，说明“保卫”何以是方法或指方法论（主旨在志史），而“经济形态”何以是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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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Thomas Piketty的新书《21世纪的资本》（法文初版于2013年，中英文2014年首版）的中文名称。

[2] 以《资本论》开篇的商品章为例，可谓是从“是什么”问题的分析开始，转到求索“如何来”和“为什么”，最后专注于对“是什么”予以深刻性揭露和批判。《资本论》可谓是一部伟大的本体论批判理论著作，其事实上宣告了存续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包括黑格尔哲学的寿终正寝，而开始新的工作航标——历史批判。殿《资本论》之后的《反杜林论》，从俞宣孟先生的说法，乃是秉承了这种批判，又从哲学的正面清扫战场（杜林体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实例），从正面宣告说：不仅旧的哲学不再需要了，而且一切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均不需要了，这是何等的伟大魄力！宣布哲学终结——“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不是说这门学科已经不需要发展了，而是说其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即转入了实践的逻辑科学和方法论科学。

[3] 因为一种常见的做法，即是把《资本论》概括为各种认识律及工作程式和定理，予以哲学命题化。

[4] 依照俞宣孟先生的《本体论研究》，我们则可了解到，盛行西方哲学界2000余年的本体论——哲学的特有形态，其实不是关于“本体”的学说，乃“是”（最高的是）和“是者”（全体的是）学说（是论）。本体论作为纯粹概念的推导是没有特定的任何研究对象的，它是纯粹一般的原理。它排除了事物研究的“如何来”和“为什么”，专注于它的“是什么”。它完全超出和脱离了日常语言。即这种工作用语设定“是什么”的封闭体系研究，由此成为与经验世界完全脱离和与实践生活完全脱域的、先验的原理世界，成了语言的自我拟制中的“独立王国”。例如，黑格尔以“纯有”为开端，是把存在视为“潜在的概念”，这就是事物的一个空壳，以便于思想实体占据其中，从而本质是“设定起来的概念”。通向思想的思维被设定为对象，所谓研究对象，在规定上即是真理和真理的结构，故作为逻辑学的“本体论”，是以纯粹思想（或纯粹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这是一门道地的纯思想的客观科学。换言之，由于本体论一味地坚持以逻辑规定性来生产和拟制语言，“真理语言”即构成了逻辑的必然性。对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过严厉的批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第525页）

[5] 集中的讨论参看第一和第十八章。

论或建构行动（主旨在批判）；其二，说明“保卫”和“经济形态”的相互衔接；其三，说明保卫《资本论》的行动对经济形态理论的工作转化。主题实写“运动”和“构造”两方面内容铆合，妥善安排它们的结合。

在此体式领导下，毋宁把“保卫《资本论》”看作一项行动议程，或本身是研究活动这一规定，其生产“思想”（经济学建构）。“经济形态社会理论”是该活动域内最大的理论收获义项。连贯于三个研究序列：“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地基”（思想的发生态）、“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建筑”（思想的书写态）、“经济形态社会理论运用”（思想的实践态）。要害之义在为经济学之思梳理根据、正源，在于对其宏旨端本，对时代的大用和中国之用进行勾勒、清源导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此三者皆从发展出。它们逻辑关联着和彼此推进。又之，鉴于《资本论》是一体大思精的历史经济著作（马克思以“价值”笔削《资本论》犹若孔子以“礼义”笔削《春秋》），全书言说这样的思路：历史和批判→方法论和批判→理论和批判。在发凡起例上，第四篇乃是一理解上的机要和逻辑运思上的转折。（1）二、三、五、六篇本身是一工作整体（起联、颔联、颈联、结联），即是说“夜雨寄北”暗扣全书撰写内容的内在思想线索，是“思”的成长过程；（2）它归结二、三两篇，从康德主义路线批判出发，而又似乎“中断了”这种讨论，实为从另一角度进行归结；（3）马克思对机械、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针对了本体论，乃是对康德主义路线进行的批判性归结，在工作内容上则要隶属于五、六两篇；（4）总的来看，其总揽全局，结构承上启下，第四篇委实起到逻辑中枢的作用。显然，以上安排意在打破以虚假本体、虚妄理念为本位的非批判的认识，目的是强力清理认识论－方法论－认识论此种工作循环所滋生的语言体式——语言范畴、范式及其语义体例，建设性地颠覆之，清除受理性统辖之蒙昧科学，清除其认识规程和操持形式。[1]

要之，第二篇（连同首篇尾章）难道不是对我国经济学教育——它显露出来的问题，从思想批判角度施加的一个史的刻画？第三篇难道不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史”的摹写与显露？第四、五篇难道不是对“政治经济学史”予以整体显露？第六篇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史”进行书写与提示？四大部的历史板块被集结为“五篇结构”，和首篇结构呼应、融汇，终形成行、基、建、用工作体例。行动的语境和批判结构集结为《资本论》的“横空出世”（规定），集结为“中国经济学”。主客观批判互动单元认识推进为历史本身和思想批判的互动单元，

写在前面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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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历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经济学的形式主义运动的长久酝酿，“理性主义”目前已经发展到了可说是走到尽头的阶段。它的研究旨趣在21世纪的一开始似已转向，既说在于把握专业化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信息和知识分布高度不对称的情势下，“社会”是如何通过博弈而形成和运转的这一复杂市场过程和人际过程。在作为工具的“模型术”依然有主流控制地位的同时，思想和语言却一再“离家出走”，其异端性对正统经济学形成了根基性的、持续性的挑战。这就是“理性选择＋实证方法”经济学（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合二为一即科学实证主义）为什么整体陷入理解危机的个中缘由，既是经济理性主义完成之路，也是其终结之路。

显明一种工作逻辑：社会主义运动[1]而并非资本主义，乃是对人类史前时期文明形态的总写。[2]毋庸置疑，作为归结全书内容主旨的最后一篇是对首篇工作逻辑的呼应，所谓“月移花影约重来”！要旨是把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始终看作同一的工作逻辑形态，而进到历史过程的深处全面探索历史自身的行动和思想的统一。这是批判与建构之最高意义工作统一，亦是最高研究境界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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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之，以中国古典诗文词曲绾摄全书，实为传神之用，不足道矣。这只是表明中国人对于历史记述的要求是多方位的，又在于追求“诗穷而后工”的史诗境界：信史出乎诗，言乎志，发乎情，微言大义，浓缩精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体例却也合乎科学，使科学作品寓于历史作品之中，入言入文，立言立行，同时富有浪漫主义情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中华的文化道统。试想，如果中国文字在工具上不形成统一性，如何致使思想传承数千年，而内在精髓从未绝灭？保卫《资本论》担负着保卫汉语优雅性、文约词工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学任务。

呜呼，夫复何言！赋到沧桑句便工。架构和旨意亦如此地一目了然，无复多言。经济学工作系统是通过语言予以胶合的。因此理论经济学必须定位于“历史生产语言”，而不能如此颠倒或废止：以现象语言、物象科学语言反治其身，炮制“新八股文”；抑或以理论做游戏，拿理论当儿戏，请来应用当作挡箭牌和护身符，其中却无半点“批判”韵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些阐说恐怕已无须一一挑明，读者从字里行间已然可以尽情领略到它们的存在。但开风气，为先而不为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亲爱的读者！凡有探索，一定用力不逮，敬请提携，不吝指正，共同前进。本书愿以这殷切之寄语、这至诚至真之语，迎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热潮的重新崛起，通过方向之正确导引，把日益潮起的这一洪流更加地推向繁荣！

写在前面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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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不应作为三个词，应作为同一个词看待。一切的小资产阶级认识观或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人本主义（抽象的人的历史发展观）皆是分裂这三者，社会主义的实践观是对它们运动力量的统一的规定。

[2] 对于人类新秩序的建构而言，资本主义一直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破坏的幽灵”，诚如皮凯蒂的深刻性的发现：即便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平等，也不是保证社会的经济平等，相反是促成其越来越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世界始终在两极的对立对抗中痛苦挣扎。和谐原来只会是一场美梦！这种单维度的“不平等的结构”提示：要想得到真正的经济平等——民主，必须让民主学会控制资本主义。因此，对资本主义颓废期的揭露和鞭挞，仍然不足以整体揭示人类向真正文明史的进军。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