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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 地区执法水平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url] |
| …………………………………………………… 罗煜 何青 薛畅（118）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解决“法与金融”文献中经典的工具变量无法用于地区研究的难题，探究在单一的法系渊源和统一的法制框架下，不同地区的执法水平如何影响金融发展。我们基于中国199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各省政法委书记是否受过长期专门法律教育为工具变量剔除了内生性，分析了执法水平对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化的影响。整个样本区间内，执法水平的上升显著地促进了银行信贷规模扩张，但对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市场化的影响不显著。然而在2003年之后，执法水平的上升不仅促进了银行信贷，而且促进了资本市场发展和提高了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且该时期执法水平对各金融发展指标的影响，要比之前更显著，原因是政法委的地位在2003年之后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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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我国公共医疗服务受益归宿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入户调查数据的微观分析[/url] |
| …………………………………………………… 李永友 郑春荣（132）
内容提要：公共医疗服务在中国能否消除不同收入群体健康不平等和因病致穷、因病返贫现象，成为矫正社会现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关键取决于谁从公共医疗服务中受益。本文在受益归宿分析框架下，基于CFPS 2008—2012年入户调查数据和保险价值法，对公共医疗服务受益归宿及其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新医改后，扩大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和更高的医疗服务保障能力，不仅提高了公共住院服务受益分配累进性，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正义性，使最穷收入分组成为新医改后公共住院服务的最主要受益群体。公共住院服务受益正义分配使中国家庭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下降了5—7个百分点。然而，新医改后，中国公共住院服务受益再分配存在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严重偏向最穷收入分组的成本分担显著弱化了公共医疗服务收入再分配效应，使中国家庭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2—3个百分点；二是尽管新医改后，中国公共住院服务受益分配一定程度上更加偏向最穷收入分组，但其产生的再分配效应不是发生在最穷与最富两个收入分组之间，而是发生于前80%收入分组之间，后者造成2010年和2012年中间60%收入分组从公共住院服务中受益不足总收益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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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公平竞争与投资增长[/url] |
| …………………………………………………… 龙小宁 黄小勇（147）
内容提要：公平竞争的经营环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现阶段影响我国企业公平竞争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官员清廉度与ZF规制繁冗。本文使用我国地级市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的月度数据，实证分析了消除这两种障碍对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影响，并得出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需要提高清廉度并减少ZF规制的结论。具体来说，我们发现在ZF管理制度化程度较差的地区，官员清廉度越高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越快；而在ZF管理制度化水平高的地区，官员清廉度则对该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官员清廉度不高和地方ZF管理制度化的缺失是阻碍我国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提高清廉度并同时提高ZF管理制度化水平有利于投资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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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中国式风险披露、披露水平与市场反应[/url] |
| …………………………………………………… 姚颐 赵梅（158）
内容提要：风险要素披露是资产有效定价的前提，本文研究了我国发行新股时《招股说明书》中风险因素的披露状况以及市场反应。研究发现：第一，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公司所披露的总风险越多、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越多，IPO抑价越低、流动性越强。第二，从公司披露意愿来看，未来业绩差的公司较业绩好的公司有更强的披露意愿，这并不是因为业绩差的公司更为诚实或是更为聪明，而是为了规避未来业绩下降所带来的行政处罚。第三，从市场反应来看，面临诚信危机的证券市场，坦诚披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会收获更多的市场奖励，即公司的新股发行效率提高。最后，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创造性地构建“模糊指数”，对含糊其辞的风险披露予以甄别，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本文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跳出了以往的计算机文本搜索方式，首次以人工阅读方式度量风险。本文的结论对我国即将推行的注册制新股发行具有重要的预测及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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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管治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基于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历史经验的考察[/url] |
| …………………………………………………… 李楠 林友宏（173）
内容提要：本文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管治方式演变为例，考察了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短期与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清代在西南边疆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政策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改土归流”后改流地区比未改流土司地区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积累。而且该影响直到现在依然存在，其中改流时间越长的地区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农村人均纯收入，以及较低的婴儿死亡率。此外，本文发现改流后流官体制对人口流动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不仅丰富了相关民族国家边疆管治的历史经验和实证证据，也为理解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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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 经济理性与法学逻辑：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视阈——第十四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2016）综述[/url] |
| …………………………………………………… 朱慧 熊秉元 杨丹萍（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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