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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009年06月21日 10:30 南方都市报
因为系统的字数限制，文章只能分两部分发，上接《大学教授称扩招根本不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最重要原因(1)》
从需求方看就业难
当然，大学扩招是造成目前就业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只从供给一方来看问题，还要从需求一方来看。这五六年国内讨论大学生就业难，雇用机构是被严重忽视的领域。而这个领域才是我们在公共政策方面需要改进、改革、调整的最重要方面。
按照国际上的划分，产业结构最大的三大块是农业、工业、服务业。中国2008年G D P中，农业是1 0 .6%，工业差不多一半，是49.2%，服务业40.2%.而美国1965年的工业也是占49.2%，服务业已达到45.8%.中国服务业40.2%的比重，差不多差了美国50年。
1962年，当时的苏联所有官方媒体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重大的消息，宣布苏联钢铁总产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那时在苏联的计划体制里，钢铁是经济实力的指标。同样的消息，却刊登在《纽约时报》第四版最下面一个拐角。这不是美帝国主义瞧不起苏联，美国从60年代中期就知道，决定未来一个国家经济技术实力的不再是钢铁产量，而是电子计算机，现在叫IT(信息技术)。
1970年，西德的服务业占G D P的55.1%，西德1965年到1970年大学扩招，扩招的同时是服务业的急剧增长。我们不能仅仅看高校的扩招，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高校扩招和它对应的产业结构，经济中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的比例。
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关键是发展服务业
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在采取的措施，到现在为止我一共是看到了四招。
第一招是要求中央直属企业今年要多招大学毕业生，第二招是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去，第三招已经做了好几年，支边支西支农村，现在到农村，当然条件比60年代好，但是不能指望让大学毕业生长期留在那里，大部分最后还是要回来的。第四招是要搞硕士后，就是把原来研究生这一摊子做大。
第四招我非常不赞成，将在校研究生的数量大量增加，将研究生在校的时间尽量拖长，我觉得这是对年轻人不负责任。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就是那么一段，真正能够做事的也就三四十年的时间，把在校时间拖那么长，这是干吗呢？中国大陆现在研究生的教育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的研究生，一个导师带二三十个，你有这个精力吗，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吗。研究生是要研究的，不是帮你打架的，人越多越好。
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在我看来，就是要把我刚才讲的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做大做好。
服务业在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里，不叫产业，而是叫社会消费部门。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指令经济体系里，服务业被认为是不创造价值的，是消费。在这个问题上，我第一次被轰击是1984年去美国留学，上课时一看书上的产业部门划分，前面几部分很容易理解，但是越往后看我越傻眼———医疗怎么也是产业部门呢？教育部门也是产业部门，然后更邪门的是，电影、戏剧、歌剧是属于娱乐产业。我在美国的同学说，当然是啊，好莱坞一年票房价值多少钱呢？不单是美国国内市场能够卖出很多票房，还可以出口，而且还带来连锁产业的品牌效应，这不是产业吗？大牌明星们做广告，带动了广告业的发展，为政府提供税收，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在国际社会上也造成美国文化、美国观念的影响。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苏联垮台了，因为它把那么多可能会创造产业、创造价值、创造文化影响力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软实力的东西都算成消费，消费部门不创造价值，是要花掉财富的，越少越好。而发达国家认为这一块是增加财富的。从60年代以来，这一块的比重越来越大。
今年年初我在深圳参加一个很小型的讨论会，我提出了一个建议，结果只有一个记者把我这个提法登出来，也是登在报纸第四版的最下面，和苏联钢铁第一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位置一样。我当时说，再过四五个月大学生要毕业了，就业问题会非常严峻，我非常希望全国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设立一个新的部门，这个部门人不要多，只是一个协调部门，叫做“创意产业促进会”。这个促进会应该是将三大块串联起来，第一是政府部门，第二是高校、研究机构，第三是从事创意产业的那些公司，广告业、电影、戏剧等，还有媒体，平面媒体、多媒体，还有服装设计、建筑设计、道路设计、花园设计等等。将这三个部门，协调起来、调动起来。中国大陆一定要在条件好的几个城市里，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武汉、西安，更不要说广州、深圳了，还有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东北的哈尔滨、大连，这些重要经济发展中心，成立创意产业促进会，官商学一体做这个事。
在西方，市政府花大力气来促进创意产业做的最好的是伦敦。伦敦的创意产业到2008年时已经占伦敦G D P的6.8%到7%，而且是持续增长。伦敦就有非常好的创意产业协调办公室，从2000年开始做起，做的越来越好。在东方的例子是韩国。我是不看电视的，顶多看看新闻，我听说国内这几年韩剧很盛，韩国人口不到4000万人口，而广东如果把外来人口计入，有超过一亿的人口。韩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就注意到创意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中央政府一级、总理府一级就成立了创意产业办公室，定下目标，做出了政策方面相应的配合。现在韩剧这么兴盛，都是创意产业促进带来的效果。中国的台北，马英九当台北市市长时，就非常关注创意产业，做的相当好。香港这几年也在筹备创意产业协调促进办公室，要把香港的电影、服装设计、建筑设计、流行歌曲等协调起来。上个月这个办公室正式挂牌了，现在正在招主任，在座如果想应聘也是可以的，月薪是税前14万。
把文化真正当作一个产业来发展
对于产业方面，我另外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要落实胡锦涛十七大报告里的一个提法。中国最好的东西往往是停留在提法上，提了之后没有人去做是不行的，我们要帮领导人的忙。十七大报告里提出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要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以及财政资源。
在中国，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是从海外引进来的，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文化不是一个产业，文化是意识形态战线。现在提出要把文化当作一个产业来办，就必须将文化产业中很多管理的体制，从产业方向去调整。要真的把文化产业当作产业去办，只要对社会发展有好处的，对老百姓参与公众意识有好处的，甚至对海外怎么认同中国的发展有好处的，当然不是宣扬杀人放火这些东西，都可以当作产业去办。从产业目标方面来给予帮助和扶持。
文化产业和制造业还不一样，文化产业特别讲究自我创业。从事文化产业的，有些是在校生，有些是刚刚毕业的，既然要扶持，如果还是先让大学批准，第二是教育部门批准，第三是宣传部门批准，第四是公安部门批准，这么几圈下来，学生的劲头就没有了。要把这些过程简化，把它当作是产业来办。我们中国有13亿人口，按照全世界人口的平均智商，我们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应该比韩国厉害。他们4000多万人的国家都可以搞文化创意产业，我们有13亿人口啊。中国不是缺人才，而是缺让人才自由发挥的体制、法律和社会环境。
我这话不是瞎说的，大家可以看看网上的那些东西，都是非常有创意的。我把这些翻译给洋人听，他们都觉得中国人真的是非常幽默，而且是非常有深度的多层次的幽默。中国大陆13亿人口，人才的基数如此大，只要在法律、政策、管理的体制上简化、透明化、合理化，然后尽可能和世界文化的主流有一个互动，我相信不要十年，中国在全世界的文化创造性方面就会成果累累。
2005年我去英国开会，在会议上讨论一个国家对世界的影响，不仅是体现在军事上，更重要是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会议上有一个嘉宾的讲演就是印度人，他是一位退休的官员，原来是印度的国防部长，60多岁。他在会上讲，现在按照国家来讲，全世界文化软实力输出第一大国是美国，第二大就是印度。我本来想反驳，但是想了半天找不到证据。如果中国政策、法律、管理体制各方面，真正把文化创意当作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开放的过程、不断在全中国全世界展现中国人的创造力，展现中国人对于未来的想像，展现中国几千年文化渊源不断，展现中国历史上不断受到的冲击和困难，展现中国人不但要吃的好住的好，更重要是要有更丰富、更自由、更富有色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我相信到了2020年的时候，中国一定是全世界最大的文化输出国之一。如果是有这样的发展，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就不需要政府担心、不需要父母担心了，因为这样一个庞大的创意产业会带来很多连锁的就业和经济效益。
现场提问：大学毕业生中有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来自贫困地区的一些大学生，大学四年昂贵的学费可能已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或家里已负债累累，读大学时他们是家里的希望，但是不能及时找到工作，如果这样的现象积累起来，有可能会酿成社会悲剧。请问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
丁学良：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有一个统计的数字，我是1984年出国的，高考从1977年恢复，到我出国之前的6年半，高校来自农村学生的比例是31%-32%.而去年这个比例是17.7%，下降了接近一半。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来自于优势家庭、强势家庭(优势是有钱，强势是有权)的学生，比例超过40%.而这样的家庭人口，在全中国人口中只占到不到5%，换句话说优势和强势放大了至少8倍。我是农村来的孩子，我对这个问题感受非常深，中国农村有很多孩子聪明的不得了，就是差两个梯子，第一，能不能上一个好学校，上了一个好学校翻身了一半。第二个梯子，上了好学校之后能不能在城里找到比较好的工作。没有这两把梯子，农村孩子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他们父辈的生活，他们父辈重复的是他们祖辈的生活，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对他们基本上不存在。
很多国家对于来自农村的孩子念书是有一套社会的公共政策给予扶持，因为他们是属于弱势的人口。只有这样，才能大大降低来自于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门槛，为他们清除障碍。毕业之后分配工作也是这样，对来自于贫困地区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照顾，比如说对他们愿意回到自己所在的那个区域，帮助当地脱贫、帮助当地产业发展的，要优先安排。
中国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在这其中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又是特别的有长远历史的渊源，要使这些问题在迈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缩小，这个社会越来越公平，这个社会能够给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越来越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这需要很多的政策配套，而这些政策的配套最后才能产生一个我们不断在官方申明中看到的社会目标，比如说建设更平等、更公平的社会，建设一个更和谐的社会，更能够使中国公民对自己国家、自己社会有归属感的社会。
现场提问：我是服务于广东省大学生实习就业训练基地的一名员工，请您帮忙指导一下，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是从素质培训还是从技能培训，还是从提供就业机会，还是说做职业生涯指导，让我们这个基地能够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
丁学良：如果这个基地资源很多，那么这些都要做。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就要对症下药。整个中心如果对所有人都开一个药方是不行的，必须要分组。除此之外，很重要的还得请过去三年之内刚毕业就找到了比较好工作的学生来现身说法，为什么能找到工作。还得找另一种过去三年以来多次找工作不成功的人来说说。
我在美国拿博士学位时，刚好遇到美国的经济衰退，本来高校要招教授的，现在不招了，怎么办呢？我的头就麻了，我也是给这么残酷的找工作的过程摔打过几次，也有了经验教训。我当时很幸运，我永远感谢我的导师，他是哈佛大学社会研究委员会的主任，他把我雇去，给了我三年的时间，三年之后必须走人，因为你不是属于终身教职的渠道，给你三年的教职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每年就有几万美元了，所以也是不容易的。中国现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今天中国高等学校的模式，那种训练方式，如果这之间的差距还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缩小，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以后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老是会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是我担心的。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随着金融危机过去就过去了，中国大学生就业难还有深层的原因，和今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关系的，金融危机过去了它还会存在的问题，除非找到深层改革和调整，这才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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