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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作者：徐实 来源： 环球时报
在近30年的时光里，我每年都要乘火车出行多次。回首那并不遥远的过去，不得不说，铁路折射出我们这个国家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
在我的童年时代，铁路是联系亲人们的纽带。思念总会化作一段火车旅途，绿皮车也便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绿皮车的车厢如同一个万花筒，折射出世间百态：光膀子的小伙子聚在一起，卖力地甩着扑克；男人们喝着啤酒，面红耳赤地高声说笑；在小站停靠的时候，有时会有农民拎着脏兮兮的蛇皮袋上车，四处收破烂；农村妇女一边唠嗑一边吃瓜子，瓜子皮掉得满地都是；时常有人掀开车窗，把鸡骨头、饮料瓶等垃圾随手往车外一丢。绿皮车的乘务员相当辛苦，每隔一阵就会从随处可见痰渍的车厢地面扫出一大堆垃圾。若是冬天乘车，车窗一般没法打开，烟味也就飘散不出去。车厢里二手烟和煤烟混杂在一起的味道，成为那个年代特有的记忆。
待到我上了大学，铁路是联系学校和家乡的纽带。空调车普及之后，夏天乘火车不至于汗流浃背，比从前体面多了。但是铁路运力仍然严重不足，放假回家的时候，能够顺利买到车票就谢天谢地了。若是临时搭过路车，就只有买站票的份了。定员118人的一节车厢，常常实际装载180人以上，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满满当当。可就是这样，还有许多小贩像滑溜溜的泥鳅一样，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兜售着杂志和粗劣的玩具。偶尔还会碰到在车厢里卖唱的，基本属于荒腔走板的水平。掏钱给他们的人，多数恐怕并非出于对“艺术”的欣赏，而是希望他们赶紧拿钱走人，还大家一点清净，否则想打个盹都费劲。 光阴如梭，转眼我已工作多年，时常身着商务装、乘着高铁，穿梭在长三角的各个城市之间。高铁车厢窗明几净，地上没有一点垃圾，空气中没有一点烟味。乘务员彬彬有礼，让乘客都不好意思拒绝配合。车厢里听不到喧哗的声音，乘客们有的用笔记本电脑办公，有的用手机听音乐，有的认真读书，众人皆自得其乐。即使有人打电话或者商量事情，也会压低声音，为的是不吵到身边的人。从绿皮车到高铁，不经意之间，中国的国民素质经历了一场飞跃。其实，并不是高铁把人变得文明了，而是乘坐高铁的人本身变得文明了。
绿皮车时代的铁路客运，角色与今天大不相同。那时公路交通尚不发达、机动车保有量很少。于是铁路客运事实上承担了大量中短途客运的职能，跨越路局辖区的长途列车仅占班次的少数。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的慢车，行使的就是现在中巴、大巴汽车的职能，这在铁路网密度很高的东北体现得尤其明显。慢车在路过的每个县城、甚至较大的乡镇都会停靠。绿皮车的乘客很大一部分是穿梭在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农民。他们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农民的素质，也体现了快速工业化进程之中，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文化冲突。 工业社会中一些不文明的举动，放到农业社会中根本不是个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现代社会讲究的文明礼貌、举止修养，往往是公共场合的行为准则。所谓公共场合，应该定义为“经常与大量陌生人相处的场合”。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非常低，绝大多数人都居住在乡村的熟人社会，社交圈也非常有限。这就意味着，农业社会很少有公共场合。试想一下，几个农村小伙子在自家场院光膀子打扑克，并不会影响到其他人。逢年过节，男人们聚在炕头行酒令、女人们吃着瓜子聊家常，只要他们自己觉得愉快，也不关别人什么事。在自家的田间地头，抽几根烟、扔几块鸡骨头又算得了什么？《 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其实不无道理——农业社会少有公共场合，庶人就算学到了“礼”又有什么用处？只有士大夫阶层才有较多社交需要，“礼”自然是他们的专利。
工业化进程使得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变：工业化催生的规模化企业使得城市客观上需要更多人口；工业化成果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得有限的耕地可以供养更多的城市人口；这两方面因素使得工业社会的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城市化率提高之后，公共场合也相应多了起来：餐厅、医院、商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和大型交通工具，都属于公共场合的范畴。公共场合的特点是——它不是属于任何私人的空间，而是许多陌生人共享的空间。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必须考虑到旁人的感受。于是，农业社会中的“个人自由”，放在工业社会的公共场合就让人难以忍受：高声说笑会妨碍别人的交流和休息；乱扔垃圾会污染别人的共享空间；随地吐痰等于公开传播病原体；抽烟等于强迫别人吸二手烟。所以说，农业社会的一些行为习惯，恰恰是工业社会要改造的对象。 如今的高铁乘客，与从前的绿皮车乘客，其实已经不是一批人了。由于公路网日臻完善、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铁路客运的重心已从中短途客运转向长途客运。短途慢车绝大多数已经停运，许多3等、4等小站也已撤除。高铁承担的主要是大中型城市之间的客运职能，一条高铁线路就等于一条闪亮的经济带，把沿线各个城市联结起来。高铁的乘客多数都有在城市生活的经历，也接受了工业社会的文化，对公共场合的行为准则心中有数。考虑别人的感受、给予别人必要的尊重，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共识，所以在高铁上很少看到不文明的行为。
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迅速转型，只用了三代人不到的时间，这已经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奇迹。以工业社会的文化取代农业社会的文化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因为韩国也经历了快速工业化，韩国国民素质的演进过程与中国非常相似，在两三代人的光景里，国民素质产生了飞跃。要想提高国民素质，谴责农业社会或者农民恐怕是没有用的，真正有效的手段是将尽可能多的人纳入工业化的进程：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进入工业社会的人，必然受到工业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改造。往上数4代，几乎各家的祖上里都有农民。今天讲文明、有修养的城市居民，其实都是从昔日的农民演化而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文明教育。
（作者是生物制药专家，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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