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发布】转《百年潮》：【身边人眼中的钱学森】钱学森的“四要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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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四要九不”

涂元季 口述 郑新华 李琳斐 郭潇濛等 整理

　　跟随钱老二十几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怎么做人，当然，钱老并没有把“如何做人”这四个字挂在嘴边，完全是靠行动时刻感染着我，而不是说教。


一是做人要老实

　　首先，做人要老实，不说假话。尤其是作为科技工作者，不懂就是不懂，不懂不能装懂，一定要老老实实。其次，有错误就认错。主动承认，而不是找借口掩饰。
　　1964年，钱老曾经在当时的《力学学报》上写过一篇关于土动力学问题的文章。文章发表后，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不是新疆农学院）的一个年轻人，发现其中有个公式的推导有误，于是他就写信给钱老，指出文章当中的错误。这个人叫郝天护，后来我们去采访他，他回忆说：“信发出去以后，我一直忐忑不安。如果我是北大、清华的，钱老可能还重视点。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小人物还敢指出这么大的力学权威有错误，钱老不仅是中国，甚至是世界力学界的权威，钱老怎么看我？”他一直心里很不安，没想到过了些日子，竟然收到了钱老亲笔回信。信的最后一段话是：
　　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一位很能钻研的青年，这使我很高兴。
　　科学文章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编辑部设在科学院力学所）刊登，帮助大家。您以为怎样？
　　让我再一次向您道谢并致
　　敬礼

　　钱学森
　　1964年3月29号

　　在信中钱老不仅承认了错误，而且表示要在学术界公开这个错误。后来，郝天护把他的观点写了篇论文，又寄给钱老。钱老推荐这篇文章给《力学学报》。这就是一个科学大家，学问越大越认真、越严谨，有了错就公开承认。

二是做事要严谨

　　做事严谨认真，这是钱老的一大特点。钱老做工作有一个习惯，每做完一项工作，他都会把手稿理一遍，所有的手稿理好了装在一个档案袋里，写上这是什么工作的东西。这项工作完成了往卷宗上放，开始下一项工作。钱老在美国工作的手稿回国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集，他的好朋友Frank Marble把他散落的手稿都收了起来，分别归总到一起又放到原来的档案袋里面。等他收集完以后，让他惊叹的是，钱老在美国20年做学问的手稿居然一页都不少，而且手稿写得非常好、非常认真、非常严谨。他觉得是一个宝贵的财富，这些手稿应该跟着钱学森回到他的祖国去。但是中美关系几十年不解冻，他就把这两大纸箱子手稿存放了几十年。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邀Marble来访问，他先背了一箱子手稿。到90年代，又邀请他来访问，他又背回来一箱。这样，两箱子资料都回来了。
　　曾经跟钱老做过几年研究生的郑哲敏院士后来也回忆道：“我一看，我就惊叹：原来钱老在美国做了那么多工作，而且做工作是那么严谨认真！英文字写得那么流畅、漂亮，错误也不是很多。里面大量的计算、作图、制表，都极其严谨认真。”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计算机，就靠计算尺，钱老说后来才有一个手摇的计算器。但他手稿中大量的计算、公式推导都严谨极了，不像我们的手稿改来改去、乱七八糟。力学所将这些手稿整理后搞过一个展览，要教育年轻人。结果反响非常大，大家都觉得很受教育。


三是做事要有毅力

　　钱老认准的事，一定坚持不懈，不管遇到什么沟沟坎坎，一定会坚持迈过去。“东二”（东风二号）出了问题，一个是发动机炸了，再一个是控制方面的问题。发动机的问题比较明确，控制问题比较难。钱老亲自组织动员，他在动员报告中决心非常大，说这个技术难关我们一定得克服，一定得攻破，“我们要在控制问题上杀出一条血路。”他表态说，“我跟大家一起共同攻破这个难关，以后，我每个星期四下午到你们所里来，有什么问题我们共同研究，共同解决。”钱老的报告使大家大为振奋，而且钱老说到做到，以后每个星期四下午上班之前，准时提前三到五分钟踏进研究所里的大门，听大家汇报进展，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梁思礼后来回忆说：“这几个月里，我们天天就跟打仗一样，一天也不敢休息，钱院长一走，我们赶快按照他的指示干，按照他的思路弄！那时紧张得脑子里一点都不敢放松，始终是揪紧的。”
　　“东二”后来成功了，真就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钱老还当了一届中国科协主席，当然他很不愿意当这个主席。大家都要选他，众望所归，他只好当了一届。他又定了规矩：“以后我每个星期五上午到科协去上班。”每个星期五上午，钱老准时到科技会议堂他的办公室，听科协的同志汇报，科协的同志说：“因为那时候遇到改革的问题，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汇报，究竟怎么搞。不能还是原来的老办法呀，要研究现在的科学技术怎么搞，钱老指示以后下面赶快去办。办了又得准备下个星期我们又向钱老汇报什么呀，弄得也是紧张得不得了。”我有一次在科协开玩笑说：“钱老就是用抓导弹、航天的精神在抓你们中国科协呢！”
　　一段时间里，钱老到710所和507所开学术讨论会，别人可能参加一次两次，就退堂了。他是坚持参加，刚开始是一个星期，后来说改成一个月，再后来改成两个月一次，只要定下来，他准时去。507所每个星期一次，坚持了好多年。这两个所是研讨会搞得最好的，坚持得最久的。他抓任何事情，从不半途而废，一抓到底，坚持不懈。


四是凡事要坚持客观公正

　　凡事要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夸大不说瞎话不吹捧。
　　1996年，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要编写党史人物传。第二批要写50卷，有953个人要入传，第二批入传标准就是在八大的时候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或者在八大的时候就担任正部级职务的。钱老当时不是八大中央委员，还是副部长，但钱老对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工作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而且“两弹一星”是我们新中国科技事业当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成果，所以，钱老是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提出来，作为一个例外，也上一个条目。要通过写钱学森，把我们党那一段的科学成就反映出来。
　　我去开会回来以后，向钱老报告这个情况，特别说明这是中央定的，不是专门的传记，是传里面的一个条目。钱老说：“写传是一件麻烦事，我一贯持消极态度，但是这件事情既然是上面定的，那我无话可说，那就拜托你去完成吧！”后来他又说：“但是我想写传，不是为写传而写传，更不能为个人歌功颂德而写传，而是要通过写传反映一个时代，反映我们党在那个时代的成就，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导今后的工作，这就要求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千万不要写出矛盾来了。”他说，“对于我来说，可能引起矛盾的是导弹航天事业那一段，那是一大功劳，好多人都在争，我的态度是低姿态，不去争，我决不去和任何人争功劳，我还是过去那句话，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我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这就是我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你要按照这个观点写，何况在我这一生中导弹航天毕竟就是一段，多写点少写点对我无关紧要，因此要低姿态，要退一步，把功劳留给航天部那些人，这样有好处，能起到真正写传的作用。”

　　他曾经跟我讲，一辈子为名所累，很不愿意背这个名气，就想非常低调地做人做事。所以在日常工作当中，在我跟他的接触中，他对自己规定过很多个“不”。


第一个“不”：不题词，谁来也不题

　　他从“东一”开创，到“东二”、“东三”、“东四”，到“东五”成功，给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才退下来。他曾经和我说过，“我回国以后在一线干了27年”，“我以后不可能再有27年了”，“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所以坚持不题词。”
　　有一次，有人一定想请钱老题词，但又知道电话打给我，或是信写给我，我会按照钱老指示扣下，所以绕道给聂老总写信，说想请钱学森同志题个词，聂老总向来对他很尊敬，不可能强迫他题词。聂老总就附了一封信，在信的最后有一句“此事请你酌定”。结果钱老拿到信就说：“你说这些人我不题词吧，他们绕着弯地让聂老总转信让我题词。可是聂老总并没有命令我题词啊，那你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我酌定的结果还是不题词。”
　　还有一件事，我当了秘书以后，公安部搞了个内部的科技成果展，有很多领导同志去看了都觉得非常好而且都题了词，可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觉得，这是个科技成果展，光中央的领导同志题词说肯定那还不行啊，还得有科学家给我们题个词，对我们表示肯定才行。后来就想请钱老题词。很快他们就知道钱老从来不题词，于是公安部部长亲笔写了封信，而且用毛笔写得很工整，让他们公安部认识我们机关的人来办，不通过我就进大门了，我跟钱老办公室对门，我看见一个身影没经过我安排就跑到钱老办公室去了。我也赶快进去，只见那个人给钱老敬个礼，说：“钱老，我是公安部的，我们公安部搞了个科技成果展，我们部长亲自给您写了封信，还有请柬请您去参观，并且想请您给我们题个词。这题词有几个方案请您考虑。”面对这么一个突然袭击，钱老当时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反应很快，马上就给他一句话：“我没犯法，跟你们公安部没关系，你请吧！”弄得那个人脸刷一下子就红到脖子根了。



第二个“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

　　他说过，写序就是说好话，如果我接受任务，那不知道有多少人的书要我来写序，如果我不仔细读他们的书，我能随便做评价吗？所以他拒绝给任何人的书写序。



第三个“不”：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

　　20世纪80年代，他就听说鉴定会都要给钱的，凡是请来的专家马上塞上一个信封，那他必然为这个成果说好话。钱老对这个非常反感，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没权力，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只有离它远远的，不参加。钱老说这种事情我不能干，所以他拒绝参加任何鉴定会。
　　曾经中央一位位置很高的领导同志的子女，他们单位根据钱老的倡导，做了一个项目并取得成功，想开一个鉴定会，说是完全按照钱老的思路做的，想请钱老参加这次会。她就给钱老写了一封信，同时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把这封信拿给钱老，跟他说：“这个人挺不错的，作为高干子弟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的，并且还是响应您所倡导的去做的，您是不是去呢？”钱老说：“我还是不能参加他们的鉴定会，既然有这个背景，那我正式答复他们。”信中写道：“你们根据我的倡导，项目取得了成功，我很高兴，但是我不能去参加你们的鉴定会，因为我并不是你们那个领域的专家，我只是从总体的发展上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对你们这个项目的细节，我并不懂，所以，我还是不能参加你们的鉴定会。”



第四个“不”：退出一线工作以后，不去外地出差

　　从1982年退休以后，钱老从不到外地出差，更不到风景名胜的地方休假。
　　当时很多党政干部利用去外地出差，或检查工作、开会什么的，到风景名胜区游山玩水，钱老说：“既然这个风气我制止不了，我哪都不去，我只能洁身自好。”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时期是讲产业革命，钱老讲得非常好，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拿着天津市委的介绍信到北京来，请他到天津市给党政干部作一次报告，钱老说：“既然人家天津市委这么大的面子，部长来了，我见一见吧！”见了后他解释说：“我已经规定自己，不到外地出差，这个请你们谅解，所以天津市我可能去不了，北京有关单位你们可以找他们借录音嘛，我也不一定去。”对方说：“钱老啊，其实天津就相当于北京市的郊区，您如果不愿意在我们那儿住，当天作完报告后，就可以回来了，这不跟您在北京一样吗？”他说：“那也不行，我不能开这个先例。如果我今天答应了去天津，明天河北省来请我，说石家庄离北京也很近啊，也可以当天赶回来啊，那我就不能拒绝人家了，所以我答应了你，我把前边拒绝的都得罪了，后边也拦不住了，所以我不能开这个先例。”严格到如此程度。所以我说钱老这个脑袋瓜啊，就像计算机那个程序似的，编好了是绝对不能变的，像这种事情，任何人不开先例。
　　退下来后蒋英也曾埋怨过他，说：“我这一辈子嫁给你算是亏大了，你说我嫁给你图了点什么啊？你给我买了什么啊？除了结婚的时候你送给了我一架钢琴，后来你送给过我什么礼物？早年你工作忙，全国到处跑，你说那是工作不带我去，而且跟我表态：等我以后退休没事了，带你出去旅游，到哪去到哪去等等。说得很好，可是你退休后你哪都不去，我嫁给你就是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伺候你，你说我亏不亏啊……”
　　大概是1997、1998年，北京热到40多度，杨尚昆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尚昆同志说，北京现在太热，请钱老到北戴河来，这温度比较低，房子都已经找好，学森同志如果怕别人打扰，是个单独的院子，甚至可以把家属、炊事员都带来，都可以在这生活，住一段时间，等天凉快了再回去。”我到家去给他报告这个事，一去看见钱老热得只穿着裤衩背心坐在那，正拿把大蒲扇在那扇着，那时家里没空调，他家很晚才安空调，我把这个事报告给他，他说：“你告诉他们，谢谢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只好给杨尚昆秘书打招呼说：“钱老说，谢谢杨副主席的关心，他小时候就在北京长大的，还能承受，就不去了，不给领导增加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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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钱学森 身边人 生产建设兵团 公安部部长 写得非常好 钱学森

（续）
第五个“不”：不出国，尤其是不去美国

　　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里根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斯到中国，想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他们认为钱老当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美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做出了很大贡献，可是最后，美国政府那种做法是对不起他的。基沃斯跟宋健谈，钱学森的成就很大，按照他当年在美国做的这些工作，来了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或者工程院院士，或是两个都给他，大家都没意见。如果钱先生还不满意的话，我们还考虑授予他一个国家科学奖章。说到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他的老师冯·卡门得过，后来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根海姆也得过这个奖章。
　　基沃斯在谈话中说：“钱的经历和奥根海姆非常相似，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他（奥根海姆）在原子弹，他（钱）在飞机和导弹，所以如果他接受访问到美国来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给他颁发一个科学勋章。” “我不能保证一定是总统亲自颁发，但是总统如果有事的话，肯定是副总统颁发。”但是钱老说：“我当年回国是被他们驱逐出境的，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踏上美国国土的。如果美国人不给我彻底平反，我今生今世绝不踏上美国国土。”
　　知道这个事后，胡耀邦都劝他。有一次开会，胡耀邦跟他说：“钱老啊，美国人要给你很高的荣誉，邀请你重访美国，我建议你还是接受吧！你出去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的影响大呀，假如你出国，那对中美两国今后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交流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啊！过去那些事，钱老，我劝你就把它忘了算了，美国也在变，我们中国也在变，所以过去的事情不要老记在心上，我建议你还是去吧！”结果钱老说了一句：“总书记啊，我回国的情况很复杂，涉及许多法律问题，美国人如果不给我平反，我是不会去的。”胡耀邦最后说：“钱老啊，我这是劝你，我也不能命令你去啊，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那也就只好作罢了。”



第六个“不”：决不参加任何应景的活动

　　什么是“应景”啊，比方说请他去参加一个开幕式、闭幕式，只要他朝那儿一坐，我们这个会的档次就上来了;或在哪有个剪彩，去剪个彩等等，参加个无关痛痒的会，人家请他说几句话，照报纸上的随口一说，也就是眼前的话，谁都会说的，无非从他嘴里说出来。他很不愿意参加这种应景活动。这实际上都是官场活动，他不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员。



第七个“不”：不担任任何荣誉职务

　　什么顾问啊、荣誉顾问啊，荣誉教授啊，上海交大曾经邀请他担任荣誉校长啊等等之类的，统统拒绝。钱老谢绝的荣誉职务很多，统统谢绝，不担任。



第八个“不”：不搬家，就住在这个老房子不动

　　1993年12月11日，我们六个人到家里给他过生日，11点钟时，聂力也来了，中午蒋英留我们在家里吃寿面。在谈话中，聂力就说到钱老家的住房太旧了，需要搬新家。钱老说：“这个房子当年是聂帅分配给我的，我不能忘记聂帅对我的关怀，对这个房子我是有感情的，住惯了，再好的新房也不想搬。”这句话就引起大家对聂老帅的回忆，聂力一看钱老兴致很高， 就趁机说：“钱老啊，你看北京冬天这么冷，你是不是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呢？这个我可以办，保证给你安排得好。”在这种场合，钱老不好点头也不好摇头。又过了几天，聂力找我，说：“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钱老已经同意了。这么着吧，我马上给深圳方面打电话，他们早就盼着钱老去了，请他到深圳住一段时间，人家深圳还有人送他一栋房子，还要给他立碑述传。”我到他家里给他报告，写了个便签，又把这个事情说了一遍，结果钱老在我这个便签上批示：“我实在不能干这件事，请免！” 他的答复是：“树碑立传这事是死了以后才办的，你们如果要立的话，应该立钱三强”（钱三强当时已经去世了）。你们送给我一栋房子，我是不会去住的，还是留给别人住吧！”钱老的夫人蒋英因为这个事给我打电话，说：“老伴今天对我说，中组部把他和雷锋、焦裕禄并列为优秀共产党员，他要向雷锋、焦裕禄学习，决不能随便花国家一分钱，如果那样做，他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聂力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以后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第九个“不”：不要别人吹捧

　　对好多人称他为我们国家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钱老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导弹、航天这种东西，是一个集体的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上有党的领导，下有大家共同的努力，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应该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个人只是在我的岗位上，做了我该做的工作。”
　　跟钱老通信的，有一位中央党校的副教授叫吴建。吴建教授听说当时很多人吹捧钱老，他就非常大胆地给钱老写了封信。他说：“钱老，现在有些人就是吹捧你，我希望你可得注意。”钱老听了这个话，不仅没任何反感，反而对他非常感谢。钱老在1987年2月6日给吴建教授写信：
　　吴建副教授：
　　我很高兴地收到您一月廿七日的信;都快春节了，还想到要给我写信，提醒我切莫陷入庸俗吹捧的泥坑！十分感谢呀！过去对此，我也有抵制，今后一定更加小心，不辜负您的厚望。
　　1991年，钱老被授予荣誉称号，这之后掀起了一个宣传、学习钱学森的高潮。刚宣传了两三天，钱老就坐不住了。有一天，我正在接相关宣传部门的咨询电话，钱老来了，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说：“涂秘书，你过来。”我赶紧“啪”地把两个电话都放下。钱老就坐在那，拿着当天的报纸，上面又有向他学习的文章，跟我说：“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他指着当天对他宣传报道的报纸说，“也不能这么没完没了地宣传下去吧？也得掌握个分寸吧？我就不相信对于这件事，都像报纸上说的，给我唱颂歌呀？难道就没有不同意见？”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跟钱老说：“钱老，既然您说到这儿，我也可以跟您说几句。我听到有些不同意见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头上了？’”这本来是个怪话，可是钱老听了以后说：“哎，你说的这个情况就很重要，说明这个事情不是涉及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如果完全属于我个人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怎么宣传。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们得非常谨慎和小心。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宣传过了头，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那就真像你说的影响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了。所以我看，这个事不能这么再弄下去了，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我听他说完了，刚要转身要走，他马上说：“你再回来”，我又回来了，“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话，绝不是故作谦虚。你现在就去跟那些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等的，跟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从明天开始，把所有宣传钱学森的稿子，统统给我撤下来，不准再宣传了！”
　　我赶快跟人打电话：“你们的稿子我也别审了，钱老说了，从明天开始，稿子都得撤下来。你们的稿子我也不退了，都不许再宣传了。”大家都尊重钱老的意见。有一个杂志叫《海外学人》，老编辑姓黄，说：“涂秘书，我这可是杂志，不是报纸，下一期有两篇稿子，非常好，已经下厂排版了。”我说是哪两篇稿子啊？他说一个是一位老院士叫许国志的，他跟钱老同船回国。他回忆在船上，钱老跟他们这些年轻人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谈我们国家哪些方面还是空白，而美国在这方面却搞得很厉害，这个是很有前途的，我们回去再把它开展起来。讨论了好几个领域，钱老还没踏上国土呢，就在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规划操心。所以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呀。还有一篇回忆文章，作者叫戴汝为，他参与翻译《工程控制论》，他就谈整个翻译过程中，钱老的严谨认真，甚至严厉的批评等等。翻译完了，他认为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他后来之所以有点成就，也当了院士，那跟钱老的教诲是分不开的。这个回忆文章写得也非常生动非常好。
　　回来就跟钱老报告了，我说：“大家都尊重您的意见，可是有这么个杂志，有这么两篇回忆文章，人家已经下厂排版了。”那时候还是铅字排版，那是撤不下来了，我说：“钱老请你要谅解。他们保证下一期不登了。”最后钱老跟我来了一句：“像这样一些回忆性的文章，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还没死呢，他们急什么？”我只好给黄主编打电话说：“天大的困难你们去克服，我不管，稿子一定得撤下来。老爷子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们要咒他死么？”所以他后来只好把稿子撤了。

　　（作者曾是钱学森的秘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研究员，国防科工委高级工程师）

谢谢分享！！！